一、留学生救济金的准备与早期活动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在台湾华侨发起成立台湾同乡会的同时，以台湾学生为中心的台湾学生会也组织了起来(13)。另外，10月28日台湾同学同盟在东京女子大学礼堂举行了成立大会。根据何义麟的调查，当时仅台湾同学同盟的会员人数就达到约2000名(14)。
另外，东京地区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在1945年底成立了“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东京同学会（以下简称东京同学会）”(15)。此东京同学会成立后，在北海道、盛冈、仙台、横滨、京都、大阪、神户、福冈和长崎的同学会也相继成立。1946年1月，东京同学会在协调干部构成时，决定从“台湾学生联盟”这一台湾学生组织中选出一名副代表参加(16)，这就向日本全国的大陆及台湾同学会团体的统合迈出了第一步。之后，以东京同学会为中心，全国各地的大陆及台湾同学会组织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日同学总会（同学总会）。并于1946年5月22日的同学总会成立大会上，选东京同学会主席博定为主席、台湾学生联盟委员长罗豫龙为副主席，同时决定发行机关报《学生报》(17)。
为了救济留学生的生活，代表全体旅日中国留学生的同学总会从成立之日起就开始研究救济金如何筹集与发放的问题。首先是向日本全国各地的华侨募捐，并求得华侨总会的支持。1947年3月19日，在华侨总会第十次全体委员会上，提出“救济学生问题”的议案，同学总会主席博定也介绍了议案提交理由及过程。经过讨论，最终决定在同学总会内组织起募捐组织，在日本各地进行征集募捐的宣传活动。当天出席会议的一些华侨当场就提出愿意捐款，会场气氛令人感动。林以文委员带头捐赠1万日元，林清木、甘文芳两位华侨总会副会长及各位委员、中国通讯社的杨春松等也都捐了款。北陆地区、京都地区的华侨代表也表达了支持留学生救济活动的态度。然而，由于此时尚未确定救济对象的选择标准，所以当天对一些具体问题也进行了研究。可以说这为留学生的救济问题迈出了第一步。《学生报》也对本次会议的内容进行了报道(18)。
同学总会所考虑的留学生救济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生活方面，也包括学习方面。在持续组织募捐的同时，同年5月，为了让中国留学生们有书读，东京同学会又开设了图书馆。此图书馆以包括辞典、专业书籍在内馆藏13000册图书为目标，准备了半年15000日元的预算(19)。
1947年同学总会为何开始积极地为救济留学生呼吁华侨总会及各地华侨进行募捐呢？这当然与留学生的生活、学习上的困难密切相关。作为战胜国国民，战后中国留学生本可享受到从GHQ（驻日盟军总司令部）领取的特别配给。所以那时一些留学生的生活也宽裕了些，并且能积极地参加到各地的同学会、同学总会组织的活动中来。但是，1946年以后，留学生中开始出现生活困难的情况，同时中国的内战造成对国民政府的不信任，使留学生中对将来失去信心的人逐渐增多。1947年5月15日《学生报》上刊载了一篇有关留学生精神面貌的文章，揭露了众多留学生与同学总会保持距离的主要原因:（1）伴随1946年10月贷费的停止(20)，生活困难起来，（2）对于中国国内政局表示失望。对此，虽然同学总会立即进行了反驳，但中国本土发生的内战所造成的组织向心力下降已经呈现出只靠言语的驳斥而无法阻止的状态(21)。因此笔者认为，同学总会有可能是希望通过积极组织救济留学生的活动来提高其在留学生中的向心力。
同学总会和各地同学会为了对留学生进行救济，于1947年暑假期间对日本各地住在留学生宿舍里的中国留学生的生活情况进行了调查。其结果是因为神户留学生中的大部分是华侨子弟，生活上没有太大困难，但东京、京都等地区，留学生为了赚取住宿费、生活费、书本费等，不得不打工(22)。由于打工影响留学生的学业，所以很多旅日华侨希望尽快将救济金发放到留学生手中。东京地区为援助中国留学生还专门成立了援护会，但援护会就救济金的管辖权限问题和东京同学会的执行部产生了分歧，造成了救济金不能迅速发放的情况。考虑到留学生不能专心学习的情况，1947年9月1日，援护会与东京同学会就共同管理问题达成了一致(23)。决定9月上旬发放4万、下旬发放4万，但《学生报》上却没有刊载受援助的人数和金额。根据暑假的生活调查，东京有142名留学生申请救济，按照当时留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一般为1000日元以内来计算，虽然这点经费作为救济金连东京的留学生的生活问题都不能完全解决，但总算是迈出了发放留学生救济金的第一步(24)。
1947年3月，由同学总会和华侨总会发起的留学生救济金的募捐情况又进展如何呢？同年10月15日的《学生报》中，虽然仍然继续介绍了救济工作的相关情况，但因为报道篇幅过短，无法获取详细的信息，只能从中了解到“在总会中虽然提出了组织大规模的救济金募捐委员会、或向代表团直接申请救济的两项具体措施，但正如范琦原主席及原执行部的报告中指出的，大规模救济金募捐活动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达成第一项任务已经不可能。关于留学生救济问题，只能靠各地区同学会各自组织救济金募捐委员会等来探讨其他方法，除此以外别无他途”(25)。由此可见，在1947年10月这一时刻，全国性救济问题还看不到有任何实质性进展。1948年1月15日的《学生报》上总结了同学总会1947年一年的工作，其中，对于未能全面推进留学生的救济工作进行了反省，同时也提出了同学总会财政困难的问题(26)。
1948年以后，由于更换了编辑负责人，《学生报》的宣传重点放到了中国国内的新闻上，有关旅日中国留学生和华侨的报道大幅减少，至于救济金的消息很长一段时间未见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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