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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留日学生同学会的创立与兴亚高级中学的开设

时间:2022-03-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38年在日本占领下的北京创立的“中国留日同学会”充分体现了日方的意志。8月31日有报道称留日同学会设立了兴亚高级中学,专门培养由“中国政府教育部”派往日本的留学生 。同年10月兴亚高级中学正式开课。国府前往的兴亚高级中学,主要招收中国初级中学的毕业生,定员30名,学制两年半。所以,可以说兴亚高级中学是为了克服以往留学生派遣事业及留学生教育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而设立的。

二、华北地区留日学生同学会的创立与兴亚高级中学的开设

1913年,以梁敦彦为会长,詹天佑、蔡元培、颜惠庆、王正廷、周诒春、顾维钧为发起人的欧美同学会在中国成立(至今仍然存在)。留日同学会虽然曾在1913年一度成立,但却自然消亡,之后仅存大高俱乐部和早大同学会。但以关东大地震中留日学生的募捐活动为背景,1924年8月留日同学会又在北京再度结成(17)。该会为速成派、官学派、私学派、日本西洋混合派等各派折衷的产物,对入会资格的要求也非常宽松。该同学会在创设之时,也许也并不完全没有日本公使馆的参与,但创立大会上集结了各式人物达600名之多却并没有取得一定的共识,因此,小幡酉吉公使在致外相币原喜重郎的电报中表明,鉴于该会的成立将对日华关系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今后将根据其动向给予适宜的援助(18)。但之后,该组织伴随北伐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实质上自然消亡(19)

1938年在日本占领下的北京创立的“中国留日同学会”充分体现了日方的意志。根据新民会发行的、实为日本在华北地区的宣传性报纸《新民报》的报道,该同学会成立于1938年2月23日,由日本留学归国人员组成(20)。3月4日的报道称该会以汤尔和为理事长,将于3月15日举行成立仪式(21)。汤尔和也曾是1924年成立的留日学生会的发起人。该会从成立之初其事业内容除包括加强留学生间联系之外,还包括“为准备赴日留学者提供预备知识,与日本各学校进行沟通联络”等内容。(22)

该会的组织形态仿效欧美同学会,其组成人员主要定位在各政府机关及军界中的日本留学归国者。会员资格不受学历限制,只要具有日本留学经历者都可凭介绍信入会(23)。下面来看一看该组织具体开展的活动。

如第一章所述,当时在“对日合作政权”统治下,与其普遍性同时受到重视的还有日本的特殊性,而后者更以“日本精神”、“日本式事物”为甚。因此,文化建设、文化交流及通过媒体途径对其进行传播推广的工作尤其受到关注。其中,日语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必需语言”,有必要对其进行推广普及,与此同时,推进日语标准化的工作,如教科书的编撰、有资质的教师队伍的扩大、日语检定制度的制订等工作也迅速得以开展。以新民会和“华北交通”为首,配合日本统治的各团体都参与到了日语教育事业中来。以日语为窗口,当地人能够更加接近日本,以此培养对日合作者。这种现象,不仅是在一般的上层人士中,在警察、农业建设者等华北地区被认为有这种必要的各行各业中都可以看到。

有关日语的重要性,在“北支文教指导纲要”中是这样叙述的:“要通过日语教育,培养其对我国的亲近之情,并使其认识和理解日本精神及日本国情,从而培养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基础,发展振兴东方文化,要将日语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必要语言”。文教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大学及各专科学校的教育重点应放在培养能够提高民生水平的领导者和规划者的工作上,日本教师应不断钻研自身的思想及学识,培养学生对日本学术及学者的信任感,自觉产生敬畏之情”。(24)

在这种情况下,留日同学会在华北各地建立支部,在开展日语普及事业、治安强化活动、职业介绍活动的同时,设立日本留学预备学校,进行留学斡旋(25)。另一方面,同学会经与华北教育总署协商,启动了国立各大学、各学院教职员留学项目。自1940年9月起的半年间,共派遣了17名教职员赴日留学(26)

表1 留日同学会派遣(民国30年度)国立各校教职员赴日留学生名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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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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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本会民国三十年度选派国立各院校教职员赴日留学姓名表》(《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第一号,1942年9月,第186—187页)。

如前所述,关于同学会对留学生派遣事业的参与,自1938年成立之初就有相关报道,但实际上具体得以展开是在1939年2月(27)。8月31日有报道称留日同学会设立了兴亚高级中学,专门培养由“中国政府教育部”派往日本的留学生(28)。同年10月兴亚高级中学正式开课。

我们可以通过由台湾到兴亚高级中学赴任的国府种武的回忆来了解该校的概况。1940年5月15日,国府离开台北只身前往北京。众所周知,国府是《台湾国语教育的展开》(第一教育社,1931年)的作者,在台北第一师范学校从事日语教育长达十五年之久,是台湾教育史的重要研究对象。就离开台湾的理由,他本人是这样说的。一方面“附属小学自由主义色彩浓重,非常棘手,校长大浦精一自称是贵族院菊地(同原文)的义子,每天早上穿着白褂子在官舍里对着神龛参拜,和我不是一路人,我想明白了,还是别长呆下去比较好”。另外,“那时候,我和一个朋友,台北帝大的中井淳教授一见面,就会谈起中国问题,后经他帮忙,昭和十四年10月我去了广州,那时心已经离开台湾飞向大陆了”(29)。而邀请国府赴北京的,是曾任台湾总督府外事科长的坂本龙起,时任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长。国府在台北的工资是300日元,而在北京是540日元。

国府前往的兴亚高级中学,主要招收中国初级中学的毕业生,定员30名,学制两年半。虽按照中国学制授课,但教授日语,学生在此完成两年半学习后被派往日本的高等学校或专门学校(30)。之所以采用两年半的学制,与现在相同,是因为日本与中国的学期相差半年的缘故。所以,可以说兴亚高级中学是为了克服以往留学生派遣事业及留学生教育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而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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