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面向政府”到“面向公众”

4.1　从“面向政府”到“面向公众”

随着我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和人民信息意识的提高，档案馆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门口，其职能定位从“面向政府”到“面向公众”的转换是必然趋势。郭红解认为国家档案馆的文化事业机构性质决定了公共档案馆建设的方向是向社会提供公益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人民对文化生活的多种需求;国家档案馆拓展服务功能的实践活动，把档案信息利用的场所从档案馆阅档室移向了社会，把档案利用的对象从个体扩大到了群体，把档案凭证、参考价值的开发拓展到了教育价值的开发，从而确立了公共档案馆建设的基础;此外，他还认为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已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已出现像广东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深圳市档案馆、沈阳市档案馆等这样一批公共档案馆建设的典型⁽¹⁸⁾。肖文建和彭宁波基于弱势群体视角分析了传统档案馆服务功能及服务模式的局限性，并认为档案馆在服务弱势群体时，一方面，要创造条件，尽力消除弱势群体由于自身生理残障和素质方面的主观原因以及外界各方面客观原因所导致的获取档案信息的各种障碍，另一方面，作为档案信息提供部门的档案馆，要有针对性地改变服务策略，实现档案馆功能与模式的转换，拓展服务空间，适应弱势群体的需要，为其公正平等获取、利用档案信息提供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基本信息平台⁽¹⁹⁾。陈忠海认为，从国内外档案立法和各国国家档案馆工作实践来看，没有哪个国家的公共档案馆是单纯为公众服务，从而置为国家、政府决策服务和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而不顾的。就我国国家档案馆法律地位和发展状况而言，过分强调为党政机关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固然不合时宜，但片面强调为公众服务也是超越时代发展和十分有害的。罗军认为“局馆合一”档案管理体制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机构性质、职能、任务及工作对象，也使档案馆文化事业机构的定位发生偏差，容易产生档案馆也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的误区，以至于淡化了档案馆本应有的服务意识和效益观念，弱化了档案馆本应有的社会化功能和作为“文化使者”的身份。因此，应改革“局馆合一”的档案管理体制，使档案馆在完成政府交办的公益服务职能的过程中，主要对社会和服务对象负责⁽²⁰⁾。马英杰和黄存勋以政府信息公开为起点探讨了档案馆运行机制，认为档案馆应实现:(1)理念创新，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机制;(2)基础重构，建设网络化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3)体制保障，改造档案馆内部管理模式⁽²¹⁾。

从学者们的观点来看，“面向政府”到“面向公众”是必然趋势，但是目前还存在诸多障碍，其中最主要的障碍还是档案馆运行机制，因此，首先要修改旧的法律法规，其次要改革旧的管理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档案馆“面向公众”的理念尽快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