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中国社区的未来

本书聚焦于转型期城市的社区形态变化。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组成单元，它形成城市空间转型和社会变迁在基层的投射；并且由于社区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也会对城市尺度的转型做出响应。

在进行转型期城市变化的研究时，社区成为理解转型期中国城市转变的一把钥匙：社区是一种空间，是城市中汇集居住、工作、休闲等城市功能交织所在，也成为满足人们日常生活基本需求的地方；社区是一段时期，承载着特定历史阶段的烙印，代表着日积月累重复固化的特定时代集体记忆；社区是一个建成模块（building block），任何发生在城市尺度的事情，都将在城市的基本建成模块——社区尺度得到最基层的响应；社区是一个市民赖以生存的家园，面临着转型期中的各种社会问题，社区更提供了致密的社会网络，使社区中的居民可以分享认同感和归属感；社区更是一种视角，通过透视社区变迁可以在城市空间转型的宏观层面和城市居民生活转变的个体层面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本书采取全球的视角和比较的范式来剖析转型期中国社区形态的演变。一方面，采取全球视角的出发点在于，中国城市社区的形态同时受到两种力量的交织影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遗存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存在，并没有因为改革到来而戛然而止。与中东欧国家中城市社区的转型路径进行对照，可以借鉴它们在制度变迁中于社区层面进行响应的经验和教训。与此同时，在转型期的中国也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全球化过程，来自北美的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运动中，对良好社区形态的追求也可以对中国规划者和政策决定者给予启示——可以通过社区层面城市形态的转变，应对21世纪面临的各种城市社会问题的挑战。

另一方面，采取比较的研究范式，其出发点在于社区形态的演变更加关注变化的过程，而对变化本身的捕捉离不开相对原型的“比较”。本书通篇三处在不同的维度上渗透着比较的视点：首先，第一处比较是以中东欧国家在苏联解体、面临“休克”转型中，城市中心以及传统工人阶级社区的衰退趋势，与美国克林顿政府以来在精明增长、可持续发展政策影响下，传统内城社区的再生与新城市主义社区的兴起趋势进行对照。这两种社区的走向，并非要对两种体制的优劣进行判定，而是说明无政府、无规划下不良的城市形态可能导致社区不再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宜居家园，而通过规划塑造良好的城市形态可能会提升人们的整体生活品质。参照之下，中国城市正处于社会主义转型的十字路口，这两种平行的情境都可能会出现：即不同于以往西方转型理论的研究者通常的结论，中国城市社区不仅不会不可避免的衰退，如果有适当的规划干预帮助塑造良好的城市形态，它还会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其次，第二处比较，是同一类型社区在不同时间跨度的对比。在传统街坊社区中，由于无法获得历史数据，采取同一地域单元中截取代表不同时期的空间截面的方式进行对比。选取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中的三个具有不同形态的社区：保持传统风貌的胡同社区，采取“修旧如旧”方式、更新后大体保持传统风貌的社区，现代式多高层住宅社区来对其社区形态的演变进行描述。结论显示，现代式多高层住宅社区虽然有着较好的社区物质环境形态，社会环境形态以及居民活动感知形态却表现不尽如人意；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更新后大体保持传统风貌的社区，不仅社会环境形态以及居民活动感知形态与未更新的社区相比不具有优势，其社区物质环境形态也因门禁化、末端路的大量使用以及功能单一而下降。这对转型期中国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启示在于，目前内城区流行的“修旧如旧”更新方式，用社区形态的视点来看可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在单位社区中，为了突出横跨计划经济时期和社会主义转型期的对比，选取了北京丰台区同仁堂社区的案例，通过对比初建复产阶段（1973—1978年）、分区促产阶段（1979—1985年）、更新集约阶段（1986—1992年）以及开放转产阶段（1993—2006年）等四个时期的城市形态演变来理解单位社区的变化。结论发现，从计划经济时期到市场经济时期，单位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其空间演化趋势体现着城市转型的内在逻辑——从行政指令到市场力量的权力交接。在社区尺度上，经济运转模式的转变导致了一系列空间的响应：围墙上增开的大门提高了可接近性和通达性，通过活跃的边界“单位禁地”逐渐向公共开放；土地功能由仓储工业主导逐渐变为生产、生活多功能复合，并且分区严整的用地斑块也逐渐呈现出混合、细碎的马赛克变化；服务体系分化为生产、生活两类，生活服务设施的服务对象扩展到单位外部居民，并由集中成片的中心布局模式转为分散到沿街、沿边界的周边布局模式，同时高等级文娱休闲设施的发育提高了社区生活品质。

本书第二处对比，说明在转型期中社区居民的生活模式和感知评价所反映的生活品质，更多受到社区社会环境形态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即使社区物质上得到更新，如果社会环境形态反而恶化——面临着新出现的社会隔离、社会服务设施缩减或者私有化、社区公共交往空间被侵占，社区居民的日常活动也可向着更不健康的方向发展，他们对于社区的满意度评价也会相应下降。因此，要判定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究竟是变得更好或是更差，关键在于考察其社区社会环境形态的变化。

最后，通贯全书的第三处比较，是将传统街坊社区和单位社区的社区形态变化进行对比。值得关注的是，这两个社区的形成背景和社区本身的特征是截然不同的——单位社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以苏联“社会凝结体”为原型而发展的，强调生产与生活功能的统一；而传统街坊社区形成于更久远的年代，带有历史肌理的特征，是以居住功能为主的。然而，即使这两类社区的“原型”和规划作用不同，它们的变化趋势却存在着相通之处。将传统街坊社区与单位社区的社区形态变化进行比较的目的，并不在于说明在转型期中哪种社区变得更好，或是哪种社区变得更不好——这种单纯的评判是没有意义的——而在于显示，在社区形态中，物质环境形态、社会环境形态与居民活动感知形态三者之间的变化关联。第三处比较的结论表明，通常来说，物质环境形态改善带来社会环境形态提升，随之居民活动感知形态也会转好——这固然是一个美好的故事，然而，前文的分析发现，即使将社区的物质环境形态进行改良，也不意味着一定就带来良好的社区社会环境形态，一定就会让社区居民具有更健康的活动和更高的社区满意度。

第三处比较，说明社区物质环境的改造并不一定能带来人们生活品质的改善和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再生。在中国城市刚刚进入社会主义转型期时，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塑造良好的社区物质环境形态上，认为这样可以自然而然地带来良好的社会环境形态和“改善人民生活”。这种规划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尤为突出。无论在内城还是郊区，大规模、大尺度更新项目的推行反映出了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雄心壮志。然而通过本书的分析说明，这些对社区物质环境形态的塑造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并不能真正带来社会的融合以及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因此，仍处于快速转型期中的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可以将关注点放在社区层面那些更细致、更深入、更体现人文关怀的环节上，通过调动社区的自生能力来促进社区形态进行良性的改变，实现可持续的社区再生。

基于这三处比较，本书的启示体现两个方面。首先，采取社区形态的理论对目前现有三种传统街坊社区更新策略进行审视和评价。其次，探讨了两种可能的社区再生途径，并且提出了合作型社区参与的规划模型。

总体上来看，通过交道口街道下属的三个社区的案例分析，表明即使具有良好的社区物质环境形态，也不意味着一定能形成良好的社区社会环境形态，社区居民的活动与感知还受到很多主观因素以及社会网络的影响。即“修旧如旧”的传统更新途径，不一定能创造形态良好的社区和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因为它只考虑到了物质环境的改善这一个方面。

在同仁堂社区的案例中，表明社区形态的演变体现了市场力量的作用。转型期中的市场机制引导单位社区，由“生产型”的单位社区转变为和谐、幸福的“宜居型”的城市社区，扩展它对内对外的城市服务功能，服务于更多的城市居民，以此提升单位社区内外居民的生活品质——这体现了市场力量下的社区再生之路。

如果本书就此停止到第5章和第6章收尾，得到的结论将停留在理论层面，而第7章和第8章继续通过描述社区再生模型的实践，继续延伸第5章和第6章的内容，尝试探讨了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形态理论在规划实践中的应用。基于交道口街道传统街坊社区的案例中，第7章探讨了社区再生的规划依据，第8章尝试通过面向和谐、多元参与的合作型社区规划途径来进行社区再生的实践。在社区再生规划的模型中，仍然是围绕着社区形态理论中社区物质环境、社区社会环境以及社区居民活动与感知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在这个模型中，修正了规划领域传统的理论——以“良好的物质环境形态”自然而然带来健康的居民活动和良好的居民感知——这个影响是物质性的直接作用。然而，由于在前文中证明了，“良好的物质环境形态”不一定带来“良好的社会环境形态”，在这个模型中强调了社会性影响的间接作用，即：通过规划方式丰富社区服务设施、扩展社区公共空间和提升社区多元化来营造良好的社区社会环境形态；并同时作为中介因素，继续发挥社会性影响的间接作用而塑造良好的活动和感知形态，从而达到最终提升“生活品质”的目的（图9-1）。

图9-1　基于社区形态理论的社区再生规划模型

第7章和第8章的启示，同样在于阐述了这个社区再生的规划模型具体实施步骤。首先，引入多元参与的合作机制，将社区中的各种利益群体吸引到社区规划的议题中；通过社区规划过程模型的设计，引导这些多元群体分别在各阶段中发挥作用。其次，在参与性的合作框架中，可以通过协调各个群体的利益确定社区发展的最终目标，并且将目标分解为具体而可以操作的指标。再次，规划研究者可以通过数据分析，确定约束条件内对社区有效的规划工具，并提出具体到空间单元的公共政策。最后，依靠多元主体的合作，将这些规划政策实施到社区中，并注重规划后评价和反馈，维护和谐成果的可持续性。

这个社区再生的规划模型为城市规划领域中社区尺度的规划提供了借鉴——虽然各个社区的背景不同，然而认识到仅仅追求良好物质环境的规划策略不足以支持良好的社会环境、居民健康活动和感知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未来的社区尺度规划将更着重通过更为综合的规划策略，注重通过促进良好的社会环境来最终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

在本书的结尾，也应阐明本书的局限和不足。首先，本书是基于案例研究而得出的，然而，交道口和同仁堂的案例，只是中国城市成千上万的社区中的有限代表。案例研究进行外推时，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这两个案例只是说明了中国城市社区形态演变的可能，并不代表所有社区形态的演变趋势。在今后的研究中，如果能选取更多的案例并将之根据社区形态演变的特征而分为不同的类别，将会更好地捕捉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形态演变的脉络。其次，本书将北美对于城市形态和社区形态进行测度的指标直接应用于中国城市，然而与美国数据公开状况不同，中国社区层面的数据难于获得。这就需要通过图件解译、整理，并在恰当的时候选取替代的指标进行测算——其中不免产生误差。在今后的研究中，作者希望通过努力建立适应中国社区的数据基础，通过数据和测度标准的统一为更多社区尺度的研究提供方便。第三，尽管同样有着对良好社区形态和生活品质的追求，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社区可能面临着这个时期特有的更加紧迫的问题。例如，住房的可支付性、城市中心社区的停车、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全球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失业与贫困，等等，这些中国在转型期中特有的问题，值得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特别的关注和重视。

尽管有着这些局限和不足，本书对转型期中国城市形态演化进行探讨的意义，不仅在于丰富融入中国经验的转型期理论，更在于借鉴西方城市形态理论，关注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演变对增进居民健康活动、交往提升生活品质和社会的多元融合的影响，从而使中国在城市规划领域关于“形态革命”浪潮中（Song and Knaap，2004），以更健康和可持续的方式增长。因而，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丰富了社区尺度的中国城市形态研究，尝试建立了从物质环境、社会环境和居民生活三个方面定量衡量社区形态的体系，丰富了社区尺度的中国城市形态研究。尝试从微观视角、社区视角的研究，以此剖析中国转型期城市形态的转变。在传统的研究关注社区物质空间环境的同时，更加关注社区的社会人文环境。

其二，试图总结中国城市社区再生过程的规划实践模型，探讨了促进社区和谐发展的规划途径。同时，将西方新城市主义运动和精明增长理念所强调的多元融合的社会目标以及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有选择地借鉴到转型期中国社区规划策略中，探讨能促进社区和谐氛围的规划途径。

改革30余年过后，中国仍处于快速转型期中。在此背景下转型期中的中国城市社区未来走向何处是值得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思考的问题。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制定新一轮的城市发展政策时必须考虑到大量存在的、形成于历史时期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街坊社区和单位社区对城市空间的重要影响。

社区是城市构成的基本细胞。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个地域单元具有独特的物质和社会空间特征——它不仅具有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意义，同时也是居民生活的家园。社区尺度发生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比城市尺度发生的事情对社区居民的影响更大。因此，当社区居民认识到真正有机会影响社区的未来时，就更有动力通过参与社区规划设计来保护自己的社区。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城市规划，将逐渐由大尺度、以物质空间为主的规划转向小尺度、精细、体现社会与人文关怀的规划范式。

因而，社区规划将成为转型期中国城市规划的重要环节。通过社区再生规划过程，社区成员可以真正参与到规划过程中，意识到应该负担起维护社区和谐的责任，从消极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自愿行动者”。这样，可以将房子变成住所，把坊巷变成邻里，也把社区变成生活所依的家园。同样，对于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也应意识到社区中蕴含的潜力是无穷的，可以通过一种更具有参与性、合作性、民主性的社区规划方式走向可持续再生之路。虽然社区规划在我国城市规划工作中尚不多见，但相信随着21世纪“新城市主义”的思潮逐渐深入人心，城市规划学科的触角将开始充满人文关怀和对生活品质的关注，根植于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