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转变日本教改方向

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在旧金山发表讲演，发出美国转变对日占领政策的信号。罗亚尔声称：“今后，在对付可能在远东产生的新极权主义的威胁方面，应该使日本充分发挥强有力的、稳定的防波堤作用”。[1]2月末，美国“遏制”理论的设计人乔治·凯南赴日考察，先后3次与麦克阿瑟共商日本未来的国家发展问题。10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凯南及其负责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司提出《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建议》（《NSC13/2文件》），核心内容是推迟对日媾和、延长美军占领，减缓或停止日本实施民主改革，限制工会组织的权力，放松反垄断措施，首先实现日本经济复兴和政治复兴，有限制地重新武装日本。[2]这份文件是美国转变对日占领政策的标志———从实现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转变为扶持日本成为协助美国反共的政治与军事盟友，削减要求日本赔偿的计划，增加对日援助，直接干预日本经济，提高日本的战略地位。麦克阿瑟毫不掩饰地说：美国对日新政策的目标是，将日本变成“拦住共产主义东进和阻止其南进的防壁”。[3]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加速武装日本。7月8日，麦克阿瑟命令吉田茂内阁拨出12亿日元的军费，成立7.5万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并将海上保安厅人员增加8000人。8月10日，自卫队的前身———警察预备队宣布诞生，从此，日本有了一支身着警服、配备全套美式武器装备，接受美军训练和指挥的事实上的军队。日本保守势力额手称庆，急欲压制不断成长壮大的日本共产党和左翼团体。从1950年开始，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解除军国主义骨干分子担任公职的禁令，包括战争时期的政要在内，约有30万人恢复了“自由”，“东亚联盟同志会”、“大日本爱国党”、“大日本生产党”、“新日本国民联盟”、“协和党”、“全日本反共联盟总部”等右翼团体纷纷死灰复燃，短短两年内竟然建立了270余个右翼团体。[4]吉田内阁通过立法、加强国家机器等手段，将曾经用于驱逐军国主义分子的“特别审查局”变为镇压共产党和左翼团体的工具。自1949年秋，维护罢工、集会和示威游行等民主权利的民众运动进入低潮。1950年7月，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指令新闻、广播机构等“清洗赤色分子”，随后，清除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的镇压活动扩大到政府机构和民营企业。除大学外，这种镇压活动没有遇到较大抵抗，至1950年底有一万数千名“赤色分子”遭到解雇，其中大多数是学校教职员。

1953年9月，吉田茂首相委派通产相、自由党政调会长池田勇人作为“特使”，与美国国务卿助理罗伯逊协商《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MSA协定）。双方认为，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受到4个因素的制约：（1）法律制约。除宪法第9条外，修改宪法非常困难。即使国家领导人认为可以采取修宪措施，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实现。（2）政治和社会制约。它起源于起草宪法时占领当局的政策。日本经过八年占领，青少年受到最严格的教育———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拿起武器，而我们必须首先使用青少年。（3）经济制约。在作出防卫努力之前，需要很多保护旧军人及阵亡者家属的费用；此外还须为自然灾害提供资金。（4）实际制约。存在教育问题和共产主义渗透等问题，因此，在短期内为了重新武装日本补充大量青年“岂止不可能，而且极其危险”。双方一致同意通过教育和宣传增加日本国民对防卫的责任感，“增长爱国心与为了自卫的主动精神”，“助长这种氛围是日本政府担负的第一责任。”[5]上述资料显示，和平民主教育培养出的青年一代远远不能满足美日当局重新武装日本的需要。为此，日本政府首先要增强国民的“爱国心”，实现为军队“补充多数青年”的目的。

1954年日本建立防卫厅和自卫队，开始招募少年自卫队员。1955年2月，“革新四党”在大选中一举获得众议院32.16%的议席，另一个保守执政党日本民主党的议席不足40%。[6]在这次选举中，教育和教科书问题首次成为民主党的十大竞选纲领之一。民主党提出“民编国管”教科书———委托民间编撰教科书，由国家实施管理，每个教育科目限定2种教科书，以都道府县为单位选定1种使用，显然，民主党企图用政府控制教科书的方式达到扭转和平民主教育的目的。

1955年7月，日本共产党召开第六次全国协议会，实现党内统一。10月，左右两派社会党合并成统一的日本社会党。主张修宪的两大保守政党自由党和民主党面临巨大压力。同年，日本工人阶级的人数从1945年的930多万人增加到1662万人，工会组织积极开展维护民主权利、争取提高工资待遇的经济斗争，组织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美军基地的政治斗争。因此，日本产业界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权抑制工人运动。在财界的协调下，民主党和自由党于11月合并为日本自由民主党（自民党）。经过战后10年的政治动荡，以共产党、社会党实现党内统一，自民党成立为标志，日本政局形成“革新”与“保守”两大阵营。革新势力不断壮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自民党出于巩固保守政权、压制国内民众斗争、维护日美军事同盟的需要，在加强限制民众民主权利立法的同时，迅速整备自卫队、警察等国家机器，对和平民主主义思想的发源地———教育领域展开了有组织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