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亚杰学说中儿童的言语与思维问题

第二章  皮亚杰学说中儿童的言语与思维问题

 

Ⅰ

在有关儿童的言语与思维、逻辑与世界观学说的发展中皮亚杰的研究构成了一个时代。他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皮亚杰首先制定了研究儿童言语与思维的临床法，并且将这一方法引入科学。他以非凡的勇气和毅力，在广泛的范围里，深刻地以崭新的观点，运用临床法对儿童逻辑的特点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皮亚杰自己在结束他第二卷著作时曾明确无误地、用简单的比较指出了他在研究老问题中所作的转折的重大意义。这是在儿童言语与思维研究中开辟新路子和创造新前景的转变。但我们暂时可以不详细阐述皮亚杰的研究有哪些转变，这一点，埃·克拉帕雷德在该书法文版序言里讲得最好不过了。他说：“当人们把儿童思维问题变成一个数量问题时，皮亚杰却把它作为质量问题提了出来，以前人们在儿童的智力进步中见到的只是数量的加减结果(当时的科学认为自己的任务是用新的资料丰富经验，克服某些缺点错误，解释点什么)，现在给我们展示的是：这个进步首先决定于儿童的智力一点一点地在改变自己的性质。

皮亚杰将儿童的思维作为一个质量问题提出来研究，这与以前的主流截然对立，可以称之为对儿童智力积极的正面的评述。传统心理学对儿童思维所作的评述一般是消极的、反面的，它列举儿童思维比较成人思维存在的缺陷、弱点、差错。皮亚杰则努力从正面揭示儿童思维的质量特性。从前人们感兴趣的是儿童缺乏什么，他较之成人的不足之处，由此便确定儿童的特性是：他不能抽象思维，不能形成概念，不能联系判断，不能进行推理，等等。

新的研究所注意的中心是研究儿童有什么，他的思维有什么特点和属性。

皮亚杰所做的新的和伟大的东西，也和许多伟大的事物一样，实际上普通和平凡，甚至可以用一个通俗古老的原理来表达和说明。皮亚杰在自己的书里就引用了卢梭说的这个原理：儿童完全不是小成年人，他的智慧也完全不是成年人的小智慧。皮亚杰用事实揭示和证实了这个简单的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后面却隐藏着一个实际上也很简单的思想——发展思想。这个简单思想贯穿皮亚杰内容翔实、卷帙浩繁的科研篇章，闪闪发光。

但是，当代心理学思想所遭遇的最深刻的危机，也不能不在儿童逻辑问题研究的新方向上有所反映。这一危机给这些研究，也像对危机时期一切其他杰出的、开辟新道路的著作一样，烙上二重性的印记。在这方面，皮亚杰的书有充分理由和弗洛伊德、布隆代尔、莱维—布律尔的著作相媲美。这些著作都是危机的产儿。这一危机是由于科学的实际材料与方法论基础处于尖锐矛盾而产生的，它触及我们的科学基础，标志着心理学成了真正的科学。

心理学的危机首先就是这门科学的方法论基础的危机。这一危机根深蒂固，历史悠久。它的实质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趋向的斗争。在这一领域里进行的这一斗争的尖锐和激烈是当今任何科学领域里所难以见到的。

若是用布伦坦诺的话来说，我们这门科学的历史状况是：“心理学很多，但没有统一的心理学。”我们说，正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普通心理学，所以才产生那么多的心理学。这就是说，缺乏能概括和统一一切现代心理学知识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这就导致在心理学的任何领域里的每一个新的、超出简单的细节积累范围的实际发现都要建立自己的理论，解释和理解新发现的事实和它们的依存关系的理论体系，都要建立自己的心理学——又一个新的心理学。

弗洛伊德、莱维—布律尔、布隆代尔都是这样创立自己的心理学的。他们学说的实际基础和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的理论结构之间的矛盾，每位作者在自己的体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唯心主义性质，他们的理论体系的唯心主义风格，凡此种种都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危机的烙印——二重性所注定的和不可避免的表现。这二重性来自：科学在积累实际材料方面前进一步，它在理论解释和阐述方面倒退两步。当代心理学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出现这种极其可悲的情景：最重要的、值得骄傲的最新科学成就和发明却完全陷入科学前的概念而不能自拔，而且正是为这些重大发现而建立的半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使它们(这些发现)蒙上科学前概念的阴影。

皮亚杰曾极力想用很简单的方法避免这一致命的二重性：他想把自己封闭在、局限在狭隘的事实圈子里。除事实外，他什么也不想知道。他故意避免概括，更不愿意超越心理学界限去涉及相邻科学——逻辑学、认识论、哲学史。他认为经验最牢靠。皮亚杰谈到自己的著作时说：“这些研究首先就是收集材料和事实，不是某种叙述体系，而是用统一的方法贯穿我们著作的各个篇章，统一全书。”

这是我们感兴趣的著作里最珍贵的东西。对新事实的发掘，心理事实的高度科学水平，对事实的详细分析，对材料的分类，善于倾听材料说明的问题，这一切，根据克拉帕雷德的说法，无疑是皮亚杰研究中最强有力的方面。大量的大大小小的、重要的和次要的、崭新的和补充性的事实从皮亚杰的篇章涌入儿童心理学。

发掘新的事实，从中吸取其精华，这首先该归功于皮亚杰所采用的新方法——临床法。这一方法的力量和独特性质使他在心理研究方法学方面名列前茅。这个方法在研究发展变化中的复杂、完整的儿童思维形成物时成了不可替代的手段。同时这一方法在皮亚杰的一切实际研究中贯穿始终，将它们统一成连贯的，有充分生命价值的儿童思维的临床画册。

新的事实，发掘事实和分析事实所使用的方法产生了大量的新问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第一次摆到科学心理学面前，另一部分则虽非首次却也是用新的形式提出的。这类问题如：儿童语言中的语法和逻辑问题；儿童自省力的发展及其在逻辑活动发展中的功能意义问题；儿童间口语思维的理解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

但是，皮亚杰也像许多其他研究者一样未能避免二重性。事实上，即使是当代心理学最杰出的代表也难以幸免这种由心理科学危机所注定的二重性。皮亚杰希望站在坚实可靠的事实高墙后面躲避危机，但事与愿违，事实背叛了他，出卖了他。事实导致问题，继而问题又导致理论，即使是未发展的，未展开的，但是是真正的理论，是皮亚杰极力想避免的理论。是的，皮亚杰的书里有理论，这是命运。

皮亚杰说：“我们只是努力，一步一步地注视实验给我们提供的原始事实。我们当然知道，实验总是由产生它的假设所决定的，但是暂时我们只限于研究事实。”但是谁研究事实，谁就不可避免地要从这个或那个理论角度来研究它们。

事实与哲学是难解难分的，皮亚杰所发现和分析的那些儿童思维发展的事实更是与哲学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谁要想找到揭开这些大量丰富的新事实的钥匙，谁就应该首先揭示事实的哲学，发掘和理解事实的哲学。否则事实终将是缄默的，沉寂的。

因此，我们不准备在这篇对皮亚杰的研究作分析批判的短文里更多地谈论一些个别的问题。应该设法统一和总结儿童思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摸索出它们的总根子，找到其中最基本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东西。

我们的方向应当是批判理论和方法体系。它们是这些研究的基础，也是我们正在寻找的理解和评价它们的钥匙。同时我们不必太多考察实际材料，只要它们足以维持理论或者使研究的方法具体化就可以了。

我们批判研究皮亚杰著作中有关儿童的语言和思维问题的路子就应该是这样的。

对于想用统一的观点了解皮亚杰复杂的，作为为数众多、内容丰富的研究的基础的结构体系的读者，皮亚杰指引的路子是不可取的，他只叙述了自己研究的进程和结果。在叙述中，他自觉地、故意地避开理论体系，他并不害怕人家指责他材料缺乏连贯性，没有条理，对他来说，材料就是纯事实研究。他预先警告大家切忌过早地试图用统一的理论体系来理解他所叙述的各种各样儿童思维具体的和实际的特性。根据他的说法，他原则上避免过分系统的叙述，对于超越儿童心理学界限的种种概括更是敬而远之。他确信，对于教育家和工作性质要求他们确切了解儿童的一切人来说，事实分析比理论更重要。

只是在自己一系列研究的最后，皮亚杰才试图作一个总结，如无此总结，对事实的叙述就会充斥他的全部研究，然而这个总结又可能极力歪曲事实。这样，不难发现，皮亚杰所选择的路子是与众不同的：他总是试图严格地将理论和事实分析分开，将对个别研究的叙述与对材料综合分开，努力一步一步地观察试验提供的事实。

上面已经讲过，如果我们想了解皮亚杰总的理论体系，理解他的主要原则——整座大厦的奠基石，我们不能亦步亦趋地跟着他走。我们应该努力找到事实锁链中连接一切环节、支撑着他整个理论体系的中心环节。

在这方面作者本人给我们提供了帮助。在书的结尾，他对全书的内容作了总结，简要地评述了自己的全部研究，将它们组成体系，确立在研究中取得的实际结果之间的联系，最后将各种复杂的事实统一成整体。

这里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皮亚杰的研究所确定的儿童思维的一切特点的客观联系问题。所有这些特点都是各不相关、互不依从、原因各异的现象呢，还是某种结构，某种有一个中心事实作为基础制约和统一这一切特点的连贯的整体呢?这些研究触及一系列儿童思维的特点，例如，儿童言语与思维的自我中心主义、智力现实主义、含混思维、不懂关系、理解困难，不能自我观察，等等。

问题还在于，“这些现象是否是某种不连贯的整体，也就是说，这些现象存在的原因是偶然的，断断续续的和不相联系的，还是它们是一个连贯的整体，是一个特别的逻辑?”作者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肯定回答必然使他从事实分析转入理论领域，而且显示实际上事实分析本身(虽然这种分析在作者的叙述里是先于理论表达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这个理论所决定的。

那么究竟这个导致儿童思维一切特点统一的中心环节是什么?根据皮亚杰的主要理论，这个中心环节就是儿童思维的自我中心主义。这是他的全部体系的神经中枢，是他的理论体系的奠基石。

他说：“我们努力将大部分儿童逻辑的特点归结为自我中心主义。”所有这些特点形成了决定儿童逻辑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的基础是儿童思维和儿童活动的自我中心性质。儿童思维的一切其余特点都是由这个主要特点所引发的。肯定或者否定这个主要特点事关重大，如果肯定这个主要特点就能加强其他联系，借助于这些联系，理论概括就能理解、领悟儿童逻辑的一切特点并把这些特点连接为一个统一整体，否则其他联系便告消失。

例如，作者直接谈到了儿童思维的一个中心特点——含混思维，这是儿童自我中心主义的直接结果。

我们首先应该看看，这个儿童思维的自我中心的性质是什么，它与形成儿童思维有别于成人思维的独特性的其他特征的关系是什么。皮亚杰把自我中心思维确定为思维的过渡的和中间的形式，从遗传、机能和结构的观点看，这一思维形式处于我向思维与有向的理性思维之间。所以，这是过渡阶段，衔接性的发生环节，思维发展史中的中间形成物。

这就把理性思维或者有向思维与布留勃建议称做我向思维的无向思维区别开来，这种区分是皮亚杰从心理分析理论中借鉴来的。他说：“有向思维是自觉的，也就是说，它追求思维者心中的目的。有向思维是理智的，也就是说，它是适应现实而且极力影响现实的。这种思维可能包含真理或者谬误，它能用语言表达。我向思维是潜意识的，也就是说它追求的目的或提出的任务是不通过意识的。它不适应外部现实，只是给自己塑造一个想象的梦幻现实。它不努力寻求真理，而且只求满足自己的欲望。它总是纯个人性的，而且不能直接用语言表达。它首先显示在形象中，为了能表达出来，必须采用间接方法，借助符号和神话来激起指导它的感情。”

第一种思维形式是社会性的。它随着自己的发展越来越受到经验和逻辑法则的支配。而我向思维，顾名思义是个人性的，它“服从于无需在这里明确确定特别的法则的系统”。

在这两种极端思维形式之间，“存在许多沟通程度不同的思维形式。这些居间的各种思维形式必然服从一种特别的逻辑，而这种逻辑就是我向逻辑和理性逻辑之间的一种居间逻辑。这些居间的思维形式中最主要的一种，我们建议称之为自我中心思维，就像我们儿童的思维一样，这种思维努力适应现实，但又不能真正地与人沟通”。

皮亚杰在另一个地方将儿童的自我中心思维的中间性质状态表达得更明确。他说：“一切自我中心思维按结构说处于我向思维(无向的，像梦想一样的任意思维)和有向思维之间。”

不仅这一思维形式的结构，而且它的功能，都促使我们把它置于发生序列中的我向思维和现实思维之间。如上所说，这一思维的功能与其说是在适应现实，不如说是在满足自己的个人需求。这一思维所指向的不是现实，而是愿望的满足。这就使自我中心思维和我向思维相类同，但同时也有些重要性质使它们相区别。

这里包括有些新的功能成分。它们使自我中心思维与指向现实的成人的现实思维相接近，从而将自我中心思维从梦想、幻想、空想的逻辑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皮亚杰说：“我们将儿童思维称为自我中心思维，希望以此说明，这一思维按其结构仍然是我向思维，但它的兴趣已不像单纯我向思维那样只在于满足机体的需要或者游戏的需要，而是像成人思维那样也在于理智适应。”

这样，从功能方面看，有些因素使自我中心思维与另外两种极端的思维形式既相接近又相区别。对这些因素所作的研究再一次导致了构成皮亚杰主要假设的结论：与我们的思维相比，儿童的思维更为自我中心，它处于真正的我向思维和社会化思维之间的中间状态。

可能一开始便应该指出，在这个自我中心思维二重性特征中皮亚杰始终强调的是使自我中心思维与我向思维相接近的因素，而不是使它们相区别的因素。他在书的最后一段中非常坚定地提到一个真理：“对自我中心思维来说，游戏总的来说是最高法则。”

在对自我中心思维的主要表现之一——含混思维的评述中，更明显地表现出对使这两种思维相类似的因素的强调，而不强调使它们相区别的因素。上面说过，像对待儿童逻辑的其他特性一样，皮亚杰把含混思维看做儿童自我中心主义的直接结果。他是这样谈论这个几乎是儿童逻辑中的中心特点的：“在阅读我们的实验结果时似乎可以认为，产生含混思维的自我中心思维，比逻辑思维更为接近我向思维和梦想，刚才我们所描述的这些事实确实表明它们与梦想和幻想相类同的种种方面。”

但是，皮亚杰在这里倾向于将含混思维的机制看做逻辑思维和心理分析家大胆地称之为梦想的“象征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大家知道，弗洛伊德证明了在梦中有两个主导梦景形象产生的基本功能在起作用：一是凝缩，它能使若干不同的形象融为一体；另一个是换位，它能使属于一个对象的特征换到另一个对象身上。

皮亚杰追随拉森，也认为“在这些凝缩和换位功能与概括功能(这也是一种凝缩)之间一定还有中间环节，而含混思维正是这些中间环节中最重要的”。这样，我们看到，不仅作为儿童逻辑的基础的自我中心主义，而且其最主要的表现，即含混思维，在皮亚杰的理论里都被看做“处于梦的逻辑与思维逻辑之间”的中间过渡形式。

皮亚杰在另一个地方说：“含混思维按其机制，也像自我中心思维的所有其他表现形式一样，是我向思维和逻辑思维之间的中间环节。”为了说明这个类比，我们以含混思维为例。现在我们看清楚了，皮亚杰将在含混思维中所肯定的东西扩展到了儿童自我中心思维的其他一切特性和现象上了。

为了弄清楚皮亚杰关于儿童思维的自我中心性质的全部理论的中心思想，必须阐明第三个重要问题——发生关系：在发生关系中自我中心思维与梦的逻辑、与纯我向性以及与理性思维是什么关系。我们已经知道皮亚杰把自我中心思维的结构和功能关系看做儿童思维发展中的两个极端阶段之间的中间连接环节。皮亚杰也是这样解决连接儿童思维发展中这三类思维的发生联系和关系问题的。

皮亚杰从心理分析理论中借鉴来一条原理，即受儿童心理本性制约的初级思维形式是我向形式，而现实思维则是后来的产物，似乎是通过儿童周围的社会环境长期地、系统地采用强制手段而从外部强加给儿童的。这条原理成为皮亚杰关于思维发展的完整观念的基本出发点和儿童中心主义的发生决定论的根源。

皮亚杰由此推断：“智力活动并非完全是逻辑活动，有智慧的不一定同时是很合乎逻辑的。”智慧的各种功能的相互联系不一定是一个功能必须先于另一个功能或者一定要与它同时出现。“逻辑活动是寻求和证实真理，找到答案取决于想象，但对逻辑活动的需要和要求本身的产生则要迟得多。”

皮亚杰称：“推迟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思维直接为满足需要服务比它逼迫自己寻求真理要早得多，最随意产生的思维是游戏或者至少是能把产生的愿望当做可以实现的某种幻想。所有研究儿童游戏、儿童表现、儿童思维的人都能观察到这一点。”

弗洛伊德也十分坚定地重复了这一点，他认为快乐原则先于现实原则。7~8岁前的儿童思维是充满游戏趋势的，换言之，在这一年龄之前很难区分臆想和可认为是真实的思想。这样，从发生观点看，我向思维是早期的、初级的思维形式，逻辑的产生则较晚。从发生观点看，自我中心思维占据中间位置，是思维从我向性向逻辑发展的过渡阶段。

遗憾的是，皮亚杰在自己的著作里从未系统连贯地阐述过儿童思维的自我中心主义观点，但这个观点是他全部理论的决定性因素。为了彻底弄明白这个观点，我们应该最后讲一个问题——儿童思维自我中心性质的发生问题，以及(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它的范围，也就是说，这一现象在儿童思维的各个领域里的范围。

皮亚杰认为自我中心主义的根源有二：一是心理分析后的儿童的非社会性，二是儿童实际活动的独特性。

皮亚杰多次说，他的关于自我中心思维的中间性质的主要原理是假设性的。但是这一假设是如此明显地接近于合理的意见，如此一目了然，以至儿童的自我中心主义对他来说几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本书的理论部分所要论述的全部问题就是要确定，自我中心主义是否引起本书所探讨的那些表达困难和逻辑现象，或者还是相反。

“但是很清楚，从发生观点看，必须从儿童的活动出发去解释儿童的思想。而这个活动毫无疑问是自我中心的和利己主义的。儿童思维的社会本能比鲜明的形式发展则是较迟的事。这方面第一个关键时期是7~8岁。”同时皮亚杰也将逻辑思考的第一个时期和儿童为克服自我中心主义的后果而作的最初努力归入这一年龄。

从社会本能的迟缓发展和儿童天性的生物利己主义中推论出自我中心主义的企图，实际上包含在自我中心思想的定义之中。自我中心思想被看做与社会化思想对立的个人的思想，皮亚杰认为社会化思想是与理性的或现实的思想相吻合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即关于自我中心主义的影响范围和程度问题，应当说，皮亚杰倾向于赋于它普遍意义，他将这一现象绝对化，认为它对一切儿童思维和行为不仅是主要的、基本的和根本的，而且是普遍的。这样我们发现，皮亚杰将儿童逻辑的形形式式、丰富多彩的表现都看做儿童自我中心主义直接的或多少类似的表现。

但是，这还不够，自我中心主义的影响沿着由这一事实产生的后果的线路向上扩散，而且同时也沿着制约它产生的原因的线路向下发展。皮亚杰将思维的自我中心性与儿童活动的利己性联系起来，将利己性与8岁以下儿童的一切发展的非社会性联系起来。

关于儿童自我中心主义的某些最主要的表现，比如，关于儿童思维的含混思维，皮亚杰直截了当地说，我们面前的这些特性不是区分儿童思维范围的特性，而是在总体上决定儿童思维的特性。他说：“含混思维就是这样贯穿儿童的全部思维的。”

皮亚杰在另一个地方说：“我们认为，儿童的自我中心主义在7~8岁前是很重要的，这时社会化思维的素养刚开始形成。

“但是7岁半之前，自我中心主义的后果，其中包括含混思维，贯穿儿童的全部思维，贯穿他的纯言语思维(词语理解)，也贯穿他指向直接观察的思维(知觉理解)。7~8岁后，自我中心主义的这些特点并不立即消失，而是固定在思维最抽象的，也是最难运用的部分中。”

根据皮亚杰的这个观点，毫无疑问，自我中心主义的影响范围，8岁之前遍及儿童思维和知觉的一切领域。8岁后儿童思维的发展产生了转折。转折的特点恰恰就是：儿童思维的自我中心性质只保留在他思维的一定部分，即抽象推理的领域里。8岁和12岁之间自我中心主义的影响仅仅囿于思维的某个部分，某个领域。而8岁前这种影响是无限的，遍及儿童思维的各个部分。

皮亚杰理论中有关自我中心思维的主要观点大致就是如此。这些主要观点对他的一切研究具有决定性意义，是他的一切研究的核心，同时它们也是理解皮亚杰在书中对陈述的一切实际资料所作的分析的一把钥匙。

皮亚杰一系列观点的必然结论就是他的这个原理：儿童思维的自我中心性质与他的心理本性必然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因而这种自我中心性质始终是合乎规律地、不可避免地、稳定地表现出来，不受儿童经验的制约。皮亚杰说：“即使是经验也没有力量将如此定向的儿童心智引出迷途。这是物之过，而儿童总是天真无邪的。拜佛求雨的愚昧无知的人总是将自己的失败解释为鬼神作祟。按照确切的说法，他是不为经验所触动的。经验只在个别的，非常专门的技术事务中(耕种、狩猎、生产)改变他的想法或者使他放弃原来的信念。但这一瞬间的局部的接触与观察丝毫也不影响他总的思维方向。儿童的情况是否也是如此，而且理由可能更为充足，因为儿童的一切物质需求由于父母的关怀都得到满足。他们只有在手工游戏里才会碰到物体的抗拒。”

皮亚杰把儿童对经验的这种未可测知性，和他下面的基本思想相联系：“不能将儿童的思想与教育因素相隔离，与成人的影响相隔离，但是这些影响并不像在照相底片上那样在儿童身上留下印记，它们受生命体的同化、改变，然后吸收进入儿童自身实体。正是儿童的这个心理实体，也就是说，儿童思想所特有的这种结构和功能，是我们一再努力描述和在一定程度上要解释的。”

这些话语充分揭示了皮亚杰全部研究的方法论定势，他试图研究儿童的心理实体，研究它怎样根据自身的规律同化和改变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简单地说，皮亚杰认为儿童思想的自我中心主义就是被吸收进儿童心理实体的社会思维形式改变的结果，这种改变是按儿童实体生活和发展的规律进行的。

在这里我们触及了这个最后的，似乎是作者顺便提出的一个论述，从而也就接近于揭开皮亚杰的全部研究哲学，触及儿童心理发展中的社会、生物规律问题和总的儿童发展的特性问题。

关于这个方法论上最复杂，也是作者在叙述中阐述得最少的问题，我们以后还要专门探讨。我们首先感兴趣的问题应当是探讨和批判所叙述的有关儿童自我中心主义的理论体系的实质，它的理论和实际根据。

 

Ⅱ

 

但是，从种系发展和个体发育的观点看，我向思维根本不是儿童和人类智力发展的初级阶段。它也全然不是原始功能，不是整个发展过程的起始点，也不是其他思维形式所起源的初始的，基本的形式。

甚至从生物进化论观点看，从婴儿行为的生物分析的角度看，我向思维并不证实弗洛伊德提出的，为皮亚杰所接受的下面这个基本原理——我向性是基本的原始阶段，思维发展的其他阶段都建立在这一阶段之上；最早产生的思维，用皮亚杰的话来说，是某种幻觉想象，支配我向思维的快乐原则，先于支配理性思维逻辑的现实原则。最妙的是：得出这个结论的是包括我向思维学说的创始人布洛伊尔在内的，在生物学上造诣精深的心理学家们。

不久前他曾指出，“我向思维”术语本身给许多误解提供了机缘。有人开始将混淆我向思维和精神分裂的我向性的内容注入其概念中，也有人将它与利己主义的概念等同起来，等等。为此布洛伊尔建议将我向思维改称为非现实思维，把它与现实的、合理的思维相区别和对照。在被迫改变术语的背后隐藏着极其重要的、原来用这一名称所表示的概念本身的内容变化。

布洛伊尔自己在对我向思维的研究性著作中十分出色地表达了这种变化。他的著作中非常直率地提出了我向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发生关系问题。他指出，就发生而言，一般习惯于将我向思维置于理性思维前的阶段上。“因为现实思维、现实功能、对现实的复杂需要的满足，比我向思维更容易遭疾病影响的破坏，由于疾病，我向思维被推到主要地位。所以以让内为首的法国心理学家认为现实性的功能是最高级和最复杂的功能。但是在这方面立场最鲜明的是弗洛伊德。他直截了当地说：在发展进程中快乐机制是最原始的。他能想象这样的情况：一个婴儿，他的一切实际需要都由母亲去满足而不需要他的帮助，一只雏鸡在蛋中发育与外部世界隔绝，它们都过着我向的生活。婴儿最可能“幻觉”他的内部需求得到满足，在刺激加剧和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便以大喊大叫、手舞足蹈的运动反应形式表示不快，而后感受幻觉的满足。

我们看到布洛伊尔也陈述了儿童发展心理分析理论中的同一个原理，皮亚杰就是根据这一原理确定儿童自我中心思维是介于达到逻辑极限的这个最初的、原始性的我向性(皮亚杰在另一项对婴儿心理研究中完全合乎逻辑地将我向性称之为自我中心主义)和理性思维之间的过渡阶段。

但是布洛伊尔是反对这个原理的，我们认为，他提出的论据从发生观点看是不可辩驳的。他说：“我不能同意这个理论，我并未发现婴儿有什么幻觉满足，我只是看到婴儿真正进食后的满足，而且我应该肯定，鸡雏在蛋里并不是靠概念的帮助破壳而出的，它是靠物理和化学吸收食物的帮助而啄出自己的路来的。

“对稍微长大的儿童进行观察的结果，我也未见到有哪个儿童宁可要假想的欢乐而不要实际的欢乐。低能儿童和野蛮人是真正的、实际的政治家，而后者(也像处于思维能力顶峰的我们一样)只是在他的理智和经验不足的时候才产生我向思维的种种糊涂想法：关于宇宙的概念，自然现象的概念，对疾病和其他恶运的打击的理解，对预防恶运的措施以及其他许多复杂的相互关系。

“低能儿的我向思维像他的现实思维一样简化了。我没能找到，也不能设想哪一个生命会不首先反映现实，那一个生命，无论他处于何种低级发展阶段，会不进行活动；我同样也不能设想，我向思维功能在低于一定的组织阶段能够存在。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复杂的回忆能力。因此，动物心理(除对高等动物所作的少数观察外)只知道现实功能。

“但这个矛盾是不难解决的：我向思维功能并不像简单形式的现实功能那样原始初级，但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比后者在一个人身上所能发展的高级形式要原始低级些。低等动物只拥有现实功能，没有单纯进行我向思维的生命；我向思维功能，从一定的发展阶段起便和现实功能结合，从此便在一起发展。”

确实，只要我们从快乐原则、幻想和梦的逻辑高于思维的现实功能的一般原理出发来研究生物进化进程中思维发展的实际过程，我们便不难确信，智力活动的初级形式是指向现实的有效实践思维，它是适应新条件、适应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境的一种主要形式。

假设幻想功能、梦的逻辑从生物进化的观点看是初级的，假设思维产生于生物系列中，它作为一种自我满足的功能，作为受快乐原则支配的过程，在从低级的动物形式过渡到高级的动物形式时，然后又从高级的动物形式过渡到人时得到发展，正是从生物观点看这样的假设是荒谬的。承认快乐原则在思维发展中的初级性，就无法解释我们称为智力或者思维的新的心理功能的产生过程。

同时在个体发育系列里承认需求的幻觉满足是儿童思维的初级形式，也就是忽视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用布洛伊尔的话说，儿童是在真正进食之后才感到满足；也忽视了年龄较大的儿童并不认为幻想的苹果要比真实的苹果好。

确实，布洛伊尔的基本的发生公式，正如我们下面将要证明的那样，不能完全解决我向思维和现实思维之间的发生联系问题。但是我们觉得这里有两点是无可争论的。

一是，他指出我向思维是较后产生的，二是指出关于我向性是原生的，初级的观念在生物学里是论据不足的。

我们不想再引述布洛伊尔的思维种系发展图表，他一再努力将两种思维形式的产生过程分成若干阶段，并试图将它们相互联系起来。我们只想说明一点，他将我向思维功能的产生归入思维发展的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概念不受外部世界的刺激作用的影响，“根据积累的经验联合成逻辑功能和结论，这些结论从已知的东西扩展到未知的东西，从过去扩展到未来；同时在这一阶段，不仅能评价各种偶发事情，不仅能自由行动，而且会产生纯粹由回忆情景组成的，不与感觉器官的偶然刺激与需求相联系的连贯的逻辑思维。”

他说：“只有在这里我向思维功能才参加进来，只有在这里才能出现与强烈的愉快感相联的表象，这些表象又产生了愿望，并幻想实现了这些愿望而感到满足，从而改变了人的表象中的外部世界，这是由于他根本不去想(分不出)外部世界存在的不愉快，只是将他自己幻想的愉快加到关于不愉快的表象上。因此，非现实功能不可能比现实思维初级形式更为原始。初级，它应与后者并行发展。14

“概念的形成和逻辑思维变得更复杂，更精细。一方面它们对现实的适应将更为准确，它们将更有可能摆脱激情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以往生活中感情浓烈的印象和对未来的感情强烈的表象所产生的影响的可能性也同样提高。

“为数众多的思维组合产生了无限的、形形色色的幻想，与此同时对往事的无数充满感情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激情性表象导致幻想。

“随着它们的发展，两种思维形式间的差异也愈益突出，最终二者直接对立，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对抗。如果两个极端形式不各自保持大致的平衡，那么，一方面会产生那种不顾客观现实，不发挥自身积极性而一味沉溺于幻想联翩的空想家，另一方面，会产生由于清醒和现实的思维，从而全神贯注于当前事态，不展望未来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但是，尽管在种系发展中存在这种并行发展的现象，根据许多理由，现实思维则较为发达，因此在心理遭到普遍扰乱时，现实功能遭受的损害要严重得多。”

布洛伊尔提出一个问题：在种系发展中像我向思维功能那么幼稚的功能如何获得如此巨大的扩展和力量，甚至能驾驭许多2岁多的儿童的大部分心理功能(幻想、游戏)。

对于布洛伊尔的问题，我们在下面的事实中找到了答案：语言的发展为我向思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另方面看，也正像布洛伊尔自己所指出的那样，我向思维为练习思维能力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在儿童的幻想中他的思维组合能力的提高和他在活动性游戏中身手敏捷性的提高相仿。

“当儿童在玩‘士兵’游戏和‘妈妈’游戏时，他就在练习情感和表象的必要综合，就像小猫练习猎取小动物一样。”

如果这样解释我向功能的遗传本质方面的问题，那在功能和结构成分方面对它性质的新理解必然要提出重新研究。从这一观点看，我们觉得我向思维的无意识性是中心问题。“我向思维是潜意识的。”这是皮亚杰和弗洛伊德的共同出发点。皮亚杰认为，自我中心思维不完全是有意识的，它处于成年人有意识推理和梦的无意识活动之间的中间、过渡阶段。

皮亚杰说：“由于儿童为自己而思维，他没有理解自己推理机制的任何需要。”皮亚杰避免使用“无意识推理”这样的词语，他认为这是非常捉摸不定的说法。因此他认为最好是说儿童思维里占主导地位的是行动逻辑，而不是思维逻辑。这是因为自我中心思维是无意识的。皮亚杰说：“大部分儿童逻辑现象可能归结于这些共同的原因。这一逻辑的根源及其原因就在于7~8岁以下儿童思维的自我中心主义，在于这一自我中心主义的无意识性。”皮亚杰详尽地论述了儿童内省力不足、理解困难的问题，同时他肯定了那种通常认为用自我中心方式思维的人能比其他人更好地理解自己以及自我中心主义会导致正确的自我观察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在心理分析中我向性概念充分说明了思维的不可交际性，导致了一定的无意识性。”

因此儿童的自我中心主义伴有一定的无意识性，而无意识性有可能弄清楚儿童逻辑的某些特性。皮亚杰为弄清儿童有多少内省力所作的实验研究使他确信这一原理。

严格讲，我向思维和自我中心思维的无意识性概念是皮亚杰理论体系的基础，因为，根据这一概念的主要定义，自我中心思维是一种没意识到自己目的和任务的思维，是满足无意识意向的思维。但是，新的研究动摇了这个关于我向思维的无意识性原理。布洛伊尔说：“弗洛伊德的我向思维太接近无意识思维，没有经验的人很容易将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

布洛伊尔得出应该严格区别两个概念的结论。他在引用我向思维是如何采取这两种不同形式的例子时说：“我向思维原则上可能同样地是无意识的和有意识的。”

最终，有关我向思维和自我中心思维形式二者都不指向客观现实这一观念，在新的研究中也动摇了。“根据我向思维产生与发展的基础，我们找到了它的两个变形，它们涉及脱离现实的程度，虽然它们相差并不悬殊，但在其典型形式中却也暴露出相当大的差异。”它们的差异是接近客观现实程度的多少。“处于正常觉醒状态的人的我向性是与客观现实相关联的，他几乎只使用已正常形成的和牢固确立的概念。”

如果我们略为超前讲讲我们自己的研究，我们的意见是：这个原理特别适用于儿童。儿童的我向思维最紧密地、不可分割地与客观现实相联系，而且几乎只运用他周围的和他接触到的东西。我向思维的另一个形式表现在梦中，由于它脱离现实，所以可能是些荒诞无稽的东西。但是梦和病毕竟是梦和病，它们就是要歪曲现实。

于是我们看到，我向思维在发生、结构和功能方面并不是其他一切思维形式产生的基础和初级阶段。因此，将儿童的思维的自我中心主义看做思维的初级、基础形式与高级形式之间的中间过渡阶段的观点，需要重新研究。

 

Ⅲ

 

这样，儿童的自我中心主义在皮亚杰的理论体系里似乎占有中心地位。从一切点上延伸出来的线条都汇集和交织在这个点上。皮亚杰就是借助这些条条线线将形形式式各不相同的、单个的、表明儿童逻辑思维的特点统一起来，将这些互不相关的、杂乱无章的大量的特点编织成由一个原因所制约的顺序严格的各种现象的复合体结构。同此，只要支撑一切其余理论的基本概念一动摇，以自我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整个理论体系也就立刻被打上了问号。

但是，为试验这一基本概念的牢固性和可靠性，必须问问自己，它是建立在什么实际基础上的，哪些事实促使研究者接受这一假设的基本概念，并认为它几乎是无可争辩的。以上我们试图根据人的历史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的资料产生的理论设想去批判地分析这个概念。但是在我们研究和检验好这一概念的实际基础之前，我们是难以对这个概念作出最终判断的。而实际基础是由实际研究来检验的。

这里理论批评应该让位于实验批评。论证和反驳的战争，动机和反动机的战争应当由一系列新的完整的事实与作为这一有争议的理论基础的事实的斗争来代替。

首先我们应该弄清楚皮亚杰自己的思想并尽可能精确地确定他的理论体系的实际基础是什么。

皮亚杰为阐明儿童言语功能所作的第一个研究，就是这样的理论基础。皮亚杰在这个研究中得出结论：儿童的一切交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我中心的言语，另一类是社会化的言语。皮亚杰理解的自我中心言语首先是指其功能非同一般的言语。

皮亚杰这样说：“这种言语是自我中心的，首先是因为儿童谈的只是他自己，主要是因为他并不想站在谈话伙伴的立场上。”他对人家是否听他讲话也不在乎，他不期待回答，并不希望影响谈话伙伴或者认真地要告诉他点什么东西。这是独白，类似戏剧里的独白，其实质可以用这样的公式来表达：“儿童自己和自己交谈，好像他是在高声思考。但他并不针对任何人。”儿童在活动时常常一边讲话一边做动作，皮亚杰把儿童活动的这种言语偕同活动称作自我中心言语，其功能完全不同于社会化的儿童言语。这里儿童确实是在与别人交换思想，他提出请求，发出命令，威胁人家，告知同伴事情，批评别人，提出问题。

皮亚杰对儿童自我中心言语作了详细的临床分析描述测量，继而对它的命运进行跟踪观察，这是皮亚杰无可争议的巨大的功绩。他认为自我中心言语这一事实是儿童思维自我中心主义首要的和直接的证据。他的测量证明幼龄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的系数是极大的。根据这些测量结果，6~7岁儿童所说的话语多半是自我中心性的。

皮亚杰在结束自己的第一个研究时说：“如果认为我们确定的儿童言语的三个范畴(重复、独白、集体独白)是自我中心的，那末6岁半的儿童用话语表达的思维，大约44%~47%是自我中心的。”如果谈的是幼龄儿童，甚至是6~7岁的儿童，那么这个数字应当更大。进一步的研究证明，这个数字之所以要加大是由于儿童自我中心思维不但在自我中心言语中表现出来，而且在社会化的言语中也有所表现。

皮亚杰直截了当地说，简言之，成人单独一人时的思维也是社会化的，而7岁以下的儿童，即使他在群体里，他的思维仍然是自我中心的。如果考虑到儿童除了用词语表达的思想外，他还有大量未说出的自我中心思想，这个事实很清楚地说明，儿童的自我中心思维系数要大大超过自我中心言语的系数。

皮亚杰在叙述儿童思维的自我中心性质是如何确定的时候说：“开始，大约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在记录几个随机选出的儿童的语言时发现，在5~7岁儿童的言语里44%~47%是自我中心的，虽然这些孩子可以随心所欲地活动、游戏和说话。而3~5岁的儿童的言语中我们得到了54%~60%的自我中心言语。这一自我中心言语的功能就在于大声地一字一字说出自己的思想或个人的活动。在这些话语里，让内在他的言语研究文章里所记载的伴随行动的叫喊便所剩无几了。大部分儿童言语所固有的这个特性证实了思想本身有一定的自我中心主义，而且，儿童除了用来有节律地说出伴随他动作的话语外，还保留了大量的未说出来的思想。这些思想之所以未能被说出来是因为儿童缺乏表达的手段；这些手段只有在必须与别人交往并接受他们的观点的影响下才能发展。”

这样，我们便发现，根据皮亚杰的看法，自我中心思维的系数大大超过自我中心言语的系数。但是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仍然是作为儿童自我中心主义理论体系基础的重要的、实际的和理由充足的论据。

皮亚杰在他的第一个研究中提出了自我中心言语，他在对此作小结时提出问题：“根据这一研究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看来结论是这样的：6~7岁以下的儿童的思想、行动所具有的自我中心性质比成人多，相互通报自己的智力探索要比我们少。”

皮亚杰认为原因是双重的。“一方面，这是因为7~8岁以下的儿童之间缺乏牢固确立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是由于儿童的真正的社会语言，也就是儿童在主要活动——游戏中使用的语言既是词语，也是姿势、动作和表情的语言。”

他说：“7~8岁以下的儿童之间确实没有真正的社会生活。”根据皮亚杰在日内瓦“儿童之家”对他们的社会生活的观察，只有到7~8岁时儿童才会产生共同工作的需要。

他说：“我们认为，正是这个年龄的儿童的自我中心话语才失去效力。”“另一方面，如果儿童的谈话到6岁半时还那么不够社会化，而且谈话中的自我中心形式所起的作用，比交流信息和对话还大，那是因为实际上儿童的言语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由姿势、动作、面部表情构成的，它们伴随或者甚至替代词语；另一种是单纯由词语构成的。”

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在确定了自我中心形式是幼龄儿童言语的主要形式这一事实的基础上，皮亚杰提出了自己的基本假设。我们上面已经讲到了这个假设，它就是：儿童的自我中心思维是我向思维和现实思维形式之间的过渡形式。

要理解皮亚杰整个理论体系的内部结构及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逻辑从属关系和相互联系，有个情况特别重要，这就是皮亚杰是在研究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基础上立即形成作为他整个理论基础的主要假设的。这并不是出于材料安排的技术考虑，也不是叙述次序的要求，而是他的理论体系的内部逻辑所决定的。他的理论体系的基础是：在童年存在自我中心言语这一事实和皮亚杰关于儿童自我中心主义本质的假设之间有直接的联系。

如果我们真要深刻细致地探讨这一理论的基础，我们必须详细地论述这一理论的实际前提和关于儿童自我中心言语的理论。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皮亚杰著作中这一章节本身。本文不可能详尽分析组成皮亚杰内容丰富的大作的各项研究，或者甚至对他最主要的一些研究即便作最扼要的分析，也是不可能的。

本文的任务是别的。本文的任务是用统一的观点了解整个体系，揭示并批判地理解。从理论上把这些个别的研究联结为一个统一整体的并非总是十分明显的线索，简单地说，就是要揭示这一研究的哲学原理。

我们只应当从这个观点出发，从这一哲学原理的实际依据出发，从联系各个方面的中心点的重要意义的观点出发来对这一个别问题作专门研究。上面已经说过，这一批判性的研究只可能是实际的，也就是说，最终它应当依靠临床和实验研究。

 

Ⅳ

 

如果我们将皮亚杰书中叙述得相当透彻的问题中纯属实际的部分暂时搁置一边，而集中精力注意他的理论表述，那他的自我中心言语理论的主要内容就是：童年早期儿童的言语大部分是自我中心的，他并不为告知目的服务，不具有交际功能，而只是伴着儿童的活动和感受清晰地、有节奏地说出的话语，像主旋律的伴奏曲一样。它对儿童的活动，对他的感受不能作任何实质的改变，这就像伴奏曲实际上并不影响其所伴奏的主旋律的进行和韵律一样，彼此间虽说并不存在内在的联系，却也有一定的和谐之处。

皮亚杰把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描述成儿童积极活动的某种副产品，是其思维的自我中心性质的一种表现。对这一时期的儿童来说游戏是最高法典。皮亚杰说，某种幻想式的想象是儿童思维的初始形式，它就具体表现在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里。

因此，我们在作了进一步的讨论和思考后，觉得最重要的、首要的原理是：自我中心言语在儿童的行为里并不完成任何客观上有益的、需要的功能。这是一种为自己的言语，满足自己需要的言语，它可有可无，不会使儿童的活动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可以说，完全服从自我中心动机的这种儿童言语，几乎不为周围人们所理解，仿佛是儿童的言语和梦，或者至少是离开现实思维逻辑较远，但与幻想和梦的逻辑较近的儿童的心理产品。

与这一有关儿童自我中心言语功能问题直接相关联的是这个学说的第二个原理，即关于儿童自我中心言语发展的命运的原理。如果自我中心言语是儿童类睡眠思维的表现，如果它是毫无用处的，在儿童的行为中又不担负任何功能，仅仅是儿童积极活动的副产品，只是像伴奏曲一样伴随着他的活动和感受，那么自然，可以认为自我中心言语是儿童思维不成熟和薄弱的征兆，也自然可以期待这一征兆在儿童发展的过程中将会消失。

这个在功能上无益的，与儿童活动结构无直接联系的伴奏曲将逐渐减弱，最终将在儿童的日常口语中销声匿迹。

皮亚杰的实际研究也确实证明了，自我中心言语系数随着儿童的成长而减少，及至7~8岁时这一系数已接近于零。这就标志一个事实：自我中心言语并非是学龄儿童所固有的。皮亚杰确实认为儿童在摆脱自我中心言语之后，并不就脱离了作为思维决定因素的自我中心主义。这个决定性的因素并未消失，只是移了位，转入另一个方面，开始在抽象的言语思维范畴里起主导作用，以新的、与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不直接相同的征兆表现出来。皮亚杰断言，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在他的行为里并不完成任何功能，而且临近学龄时便逐渐缩小，消失，不复存在。这个有关儿童自我中心言语的功能和命运问题是直接与整个学说相关联的，是皮亚杰所发展的全部有关自我中心言语理论的生命神经。

我们对童年期的自我中心言语的功能和命运也作了临床和实验研究15，这些研究使我们确定了若干极为重要的情况，它们很能说明我们感兴趣的过程，也使我们对儿童自我中心言语的心理本质的理解与皮亚杰的理解不同。

我们现在并不想叙述这一研究的主要内容、它的进程和结果，这一切现在并不会使大家感兴趣，以后在别的地方我们再讲。现在我们感兴趣的只能是：我们能从这一研究中吸取什么东西来实际确证或者推翻皮亚杰所提出的、支撑其儿童自我中心主义全部理论的基本原理。

我们的研究使我们得出结论：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很早便开始在其活动中起着非常独特的作用。我们作了极大的努力在大致与皮亚杰的实验相同的实验中，观察了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是由什么引发的，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为此，我们也和皮亚杰一样组织了儿童的活动。所不同的是我们在儿童进行活动时设置了一系列难为他的障碍。例如，儿童自由作画时，我们给他制造这样的困难：手边没有他所需要的彩色铅笔、纸、颜料等。简单地说，我们试验性地在儿童自由活动进程中给他制造些障碍和困难。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这种遭遇某种困难的情况下，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系数比皮亚杰的正常系数和对同样这些儿童在无困难的情况下所测到的自我中心言语系数几乎增长了一倍。这样，我们的儿童证实了在他们遭遇困难的情况下自我中心言语就会增加。儿童在碰到困难时，努力试图理解、弄明情况：“铅笔在哪里?现在我需要蓝铅笔；没关系，我用红铅笔来代替，浸浸水，颜色便会深了，就像蓝的了。”这一切都是自言自语，和他自己讨论。

在统计无人为的实验性阻碍的情况时，我们测得的系数甚至比皮亚杰测得的系数低。这样，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平稳进行的活动遇到的阻碍或困难是产生自我中心言语的主要因素之一。

皮亚杰著作的读者很容易发现，我们找到的事实本身，在理论上很容易与皮亚杰在他的叙述里多次展开过的两个思想、两个原理相对照。

第一，认识法则。它的表达形式是克拉帕雷德作出的。这个法则宣称：在自动进行的活动中困难和阻碍能导致对这一活动的理解。第二，言语的出现是对这个认识过程的证明。我们对自己儿童的观察也得到了某种类似的东西：他们的自我中心言语，也就是他们通过言语理解情况，寻找出路，计划近期行动的企图是为对付困难而产生的，只是我们所设置的困难情况比较复杂。

大龄儿童的举止有所不同：他仔细观察，周密思考(我们是根据他们话语中较长的停顿作出判断的)，然后寻求解决办法。如果问他刚才想什么，那他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学龄前儿童的高声思维的内容相近似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同一个思维程序，学龄前儿童是在公开的言语中完成，而学龄儿童则是在无声的、内部的言语中完成。

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稍后再谈。现在我们还是回到自我中心言语问题上来，我们应该说，看来，自我中心言语除了纯表达功能和缓解功能外，除了单纯地伴随儿童的积极行为外，很容易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种思维手段。也就是说，开始具备在制定计划、解决活动中产生问题的功能。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儿童(5岁半)画辆电车：他用铅笔画了一道应该表示轮子的线，这孩子使劲按笔，用力过猛，笔芯断了，但他还是继续往纸上使劲按铅笔，把线圆起来，但纸上除了断铅笔留下的凹陷痕迹外，别无其他。这时他轻声地、自言自语地说：“它断了。”然后将铅笔搁在一边，开始用颜料画一辆车祸后在修理的破损车辆，同时继续自言自语地说着改变了的话题。儿童的这一偶然发生的自我中心话语是如此明显地与他活动的全过程相联系，如此明白无误地形成了他绘画的转折点，如此毫不含糊地说明他理解了处境和困难，寻求摆脱困境的办法，拟定计划，确定新的目标，从而决定了下一步行为的全部进程。简言之，就功能而言，它与典型的思维过程很难区别，简直不可能认为它是不影响主旋律的伴奏，是儿童积极性的副产品。

我们根本无意认为，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始终仅仅表现为这一功能。我们也不打算接着便断言自我中心言语的这个智力功能儿童是立刻产生的。在我们的实验里我们能相当详尽地观察到在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和他的活动相互交织中极为复杂的结构变化和进展。

我们看到，儿童在伴随他的实际活动的自我中心言语中反映和确定最终结果或者其实际操作的主要转折关头。我们看到，这一言语随着儿童活动的发展，越来越近地向中间移动，而后接近操作的起始点，从而获得计划和引导未来行动的功能。我们发现，表示行动结局的话语不可分割地和这个行动交织在一起，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话语本身刻画和反映了实际智力操作的最主要的结构因素，开始说明和指导儿童的行动，使行动服从于他的意愿和计划，将行动提高到合理的活动水平。

这里发生了某种与在儿童最初绘画活动中对画和话语进程所作的实际观察非常类似的东西。大家都知道，首次拿起铅笔绘画的儿童总是先画，然后再说出所画物品的名称。渐渐地，随着活动的进展，这种说出所画物品名称的时间推移到作画过程的中间，然后再逐渐朝前推移，最终是在作画之前便明确作画人自己行动的目的和意图。

儿童自我中心言语大致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倾向于认为在儿童作画过程中说出所画物品名称的时间向前移的情况是我们上面讲到的一般规律的一个具体事例。但是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比较精确地确定自我中心言语完成的诸种功能中的这一功能的比重，也不是比较深刻地探讨儿童自我中心言语发展中功能和结构进步的全部过程。这些我们以后在别的章节里再谈。

可是，我们感兴趣的完全是另一个问题：自我中心言语的功能和命运。由于重新研究了自我中心言语的功能问题，从而也产生了应如何解释自我中心言语在进入学龄期时即行消失的问题。直接研究该问题的实质是极其困难的。在实验中我们只能找到一些间接的材料。这些材料使我们有理由提出我们预先设想好的假设。这个假设就是：我们倾向于认为自我中心言语是儿童言语发展中由外部转入内部的过渡阶段。

当然，皮亚杰自己并未提供过任何论据，也并未在任何地方指明过应该将自我中心言语看做过渡阶段。相反，皮亚杰认为，自我中心言语的命运是消亡。在他的研究里，儿童内部言语的发展问题是所有儿童言语问题中最暧昧的问题。由此产生了这样的概念：内部言语——如果是从心理学意义上来理解的内部言语，也就是完成与自我中心性质的外部言语相似的内部功能的言语，这种内部言语在外部的或者社会化的言语之前产生。

从发生观点看，无论这一论点多么地令人不可思议，但我们认为，如果皮亚杰始终不渝地发展他以下的思想，即社会化言语产生于自我中心言语之后，并且只有在自我中心言语消亡之后才能确立，那么，他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但是，不管皮亚杰的理论观点如何，他研究中的一系列客观资料，加上我们自己的研究结果都有利于说明我们上面的假设是合理的，这当然还是个假设，但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儿童的言语，这是理由最充足的科学假设。

事实上，只要将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与成年人的自我中心言语作数量上的比较，便不难发现，成年人的自我中心言语要丰富得多。因为，从机能心理学的观点看，我们默默思考的一切都是这样的自我中心言语，而不是社会言语。沃森曾说，这是为个体适应，而不是为社会适应服务的言语。

这样，使成年人的内部言语与学前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相类同的首先是它们的共同功能：二者的功能都是为自己的，与社会言语不同，不负担交际和与周围人们联系的任务。只要我们采用沃森的心理实验法，迫使一个人高声地解答一个思考题，那么我们便能立即看到成年人高声思维与儿童自我中心言语之间存在的巨大相似性。

使成年人内部言语与儿童自我中心言语相类同的第二点是他们的结构特点。事实上，皮亚杰已经证实了自我中心言语有下列特性：如果将它记录下来，也就是使它脱离其所产生的具体行为与情境，它就不能为周围人们所理解。它只为自己所理解，它是缩简的，倾向于空白与间歇，眼前的东西又常常省略，这样，它便经受了复杂的结构变化。

只要作个最简单的分析，便能证实这些结构变化具有完全类似内部言语基本结构的倾向。也就是说，具有缩简倾向。最终，皮亚杰所确定的自我中心言语在学龄期迅速消亡这一事实使我们可以设想：自我中心言语并不是消亡了，而是转化成了内部言语或者转入内部了。

对这些理论见解我们还想加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由实验研究所启示的，它表明，学龄前儿童和学龄儿童在同一情境里能交替产生自我中心言语和沉默思考，也就是内部言语过程。这个研究显示，在自我中心言语的过渡年龄期间将相同的实验情境作批判比较能使我们确定一个毫无疑义的事实：沉默思考从功能方面看是自我中心言语的等同过程。

如果我们的假设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能多少得到证实的话，那么我们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儿童内部言语的过程大致是在学龄初期形成和成熟的，这就为自我中心言语系数在学龄期迅速下降提供了依据。

列梅特尔和其他一些作者对学龄期内部言语的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些观察表明，学龄儿童的内部言语是非常不稳定的、未确定的言语类型，这有助于说明，我们所见到的在发生上是尚未充分定型的、未确定的、未成熟的过程。这样，如果我们想总结一下我们的实际研究所得到的基本结果，我们能说，根据大量的实际资料，儿童自我中心言语的功能和命运决不能证实皮亚杰的上述原理：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是他思维自我中心主义的直接表现。

我们上面所叙述的一些看法不利于说明6~7岁以下儿童的思考和行动比成年人更自我中心。我们对自我中心言语所作的研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证实这一点的。

自我中心言语的智力功能与内部言语及其功能特性的发展是直接相关联的，这种智力功能丝毫也不是儿童思维自我中心主义的直接反映，但它却表明，自我中心言语在相应的条件下很早便成为儿童现实思维的一种手段。

因此，皮亚杰从自己的研究中所得出的主要结论，使他从童年期自我中心言语进而假设儿童思维也具有自我中心性质。但是皮亚杰的这个主要结论并未为事实所证实。皮亚杰认为，6岁半儿童的言语有44%~47%是自我中心的，那么6岁半儿童的思维也有44%~47％是自我中心性质的。但是我们的试验表明，在自我中心言语和思维的自我中心性质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联系。

从本文的任务所决定的角度看我们研究的主要兴趣也就在于此。这就是一种假设，不管这种假设是否有充足的根据，都被我们与由实验无疑地确定了的事实联系起来。我们重复一遍，这是事实：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可能不仅不是自我中心思维的表现，而且能完成与自我中心思维直接相反的功能，能完成现实思维的功能，不与幻想和梦的逻辑相接近，而与理智的、合理的行动和思维逻辑相接近。

这样，在自我中心言语事实和由此引申出来的认为儿童思维也具有自我中心性质的观点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观点，是经不住实验批评的。

这是主要的和基本的，这是中心，与此相联系，儿童自我中心主义概念赖以建立的主要实际基础也倾倒了。在上一章里我们曾试图从理论方面，从思维发展总的学说出发来揭示这一概念的谬误。

确实，皮亚杰在自己的研究进程中以及在他的简短的结束语里都指出，儿童思维的自我中心性质不是由我们上面所分析的一项研究所确定的，而是由三项专门的研究所确定的。但是我们上面就已经指出，对自我中心言语的第一项研究是主要的，是皮亚杰所引述的一切实际论证中最直接的研究。正是这项研究使皮亚杰从研究结果直接转而形成了自己的主要假设；其他两项研究似乎是验证第一项研究的。

它们是为扩大第一个研究中的力量服务的，而不是为支持其基本概念的崭新的实际根据服务的。第二个研究证实了，儿童言语的社会化部分也能见到自我中心言语形式。最后，这第三个研究，皮亚杰自己也承认，是验证前两个研究的手段，使他能更精确地阐明儿童自我中心状态的原因。

事实很清楚，在对皮亚杰的理论试图解释的那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进程中，对这两个基本论据也应作详细的实验研究与分析。但是本文的任务迫使我们不得不暂时将这两个实验研究搁置一旁，因为它们实际上并未对皮亚杰创立的儿童自我中心主义理论的证实和推理过程提供任何新东西。

 

Ⅴ

 

根据我们文章的目的，那些有积极意义的普遍性的原则结论应当更使我们感兴趣。这些结论是在对皮亚杰赖以建立儿童自我中心主义理论的三个主要支柱中的第一个支柱进行实验批判的基础上取得的。它对正确评价皮亚杰的总的理论体系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结论使我们再次对问题作理论探讨，使我们面临在前几章就已经确定但未完全阐明的某些结论。

问题是我们决心提出我们自己的研究所得到的某些微小成果，并且在它们的基础上最终确定我们的假设。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用这些成果成功地切断了皮亚杰有关儿童自我中心主义理论中的理论结论和他的实际基础间的联系，而且从儿童思维发展观点看，也因为它们能使我们制定更广阔的前景，这种前景能决定儿童言语与思维发展的主要路线的方向和结合。

从皮亚杰的理论观点看，这条儿童思维发展中的主导路线一般是：从我向性到社会化言语，从虚幻现象到关系逻辑。如果用前面引用过的皮亚杰的话来说，他是尽力观察儿童的心理实体如何同化，即改变他周围成年人的思维和言语对他施加的社会影响。对皮亚杰来说，儿童思维的历史是决定儿童心理的极其隐秘的、内在的、个人的我向因素逐渐社会化的历史。社会的东西处于发展末期，甚至社会言语也不在自我中心言语之前，但在发展历史上应紧跟着自我中心言语。

从我们所发展的假设的角度看，儿童思维发展的基本线路的方向是不同的，我们方才所叙述的观点歪曲了所表达的这个发展过程中的最重要的发生关系。我们认为，除了我们上面列举的有限的实际材料外，我们所熟悉的有关儿童言语发展的大量事实，我们所知道的有关这个尚未透彻研究的过程的一切都有益于说明这一点。

为了思想清楚连贯，我们将从上面展开的假设出发来探讨问题。

如果我们的假设并不欺骗我们的话，那么导致研究者发现儿童自我中心言语充分发达的黄金时期的发展进程应当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而不是像上面我们叙述皮亚杰的观点时所说明的那样。不仅如此，在某种程度上，导致自我中心言语产生的途径与皮亚杰研究中所说明的途径是直接对立的。如果我们能假定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从自我中心言语的产生到消失)发展运动的方向，那么我们能从我们所了解的总的发展过程的方向的观点对我们的假设进行检验。

换句话说，我们找到了这段时间的规律，我们能将这些规律纳入总的发展道路所遵循的规律脉络，对这些规律进行检验。我们的检验方法将就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就简要地描述我们感兴趣的这段时间里的这一发展道路。如果概括地推断，我们能说，我们的假设要求我们将发展的全部过程陈述为：报道、社会联系、成年人和儿童对周围人们的影响的功能是言语的最初的功能。因此，儿童的最初言语纯粹是社会性的，但将它称为社会化的言语是不正确的。因为与这一词相联系的概念表明这种言语最初不是社会性的，只是在自己的发展和变化过程中才成为社会性的。

只是在往后，在成长的过程中，儿童的多功能的社会性言语才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发展，而且到一定的年龄明显地分化为自我中心言语和交际言语。我们认为将皮亚杰称为社会化言语的这种形式称为交际言语更恰当些，这是因为除了我们上面所陈述的一些想法，也因为这两种言语形式，我们从下面将会看到，根据我们的假设同样都是社会性的，不同的只是言语的定向功能。因此，根据这一假设，自我中心言语是在社会基础上，通过儿童将行为的社会形式、集体合作的形式转入个人心理功能范围而产生的。

儿童将与原来是社会形式的行为同样的行为形式用于自己的倾向，是皮亚杰极为熟悉的，而且他在解释争论如何产生儿童思维的问题时在书里曾利用过这一倾向。皮亚杰证明了儿童思维是在儿童集体里出现名副其实的争论时出现的，在争论中，出现提供思维发展契机的功能因素。

根据我们的意见，当儿童开始像从前和别人谈话一样自己和自己谈话时，当他一面自己和自己谈话，一面开始迫于情境出声地思考时，便会产生类似的情况。

在从社会性言语分化出来的儿童自我中心言语的基础上产生了儿童的内部言语，这是儿童我向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基础。因此，我们倾向于在皮亚杰所描述的儿童言语的自我中心主义中，看到在发生方面从外部言语转向内部言语的最重要的契机。如果我们注意分析皮亚杰所引用的实际资料，我们便能发现皮亚杰不知不觉地，直观地证实了外部言语是如何转化为内部言语的。

他表明了，按心理功能讲自我中心言语是内部言语，而按生理本性来说则是外部言语。所以，言语先在心理上是内部的，然后才在事实上成为内部的。这就使我们弄清了内部言语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是通过言语功能的分解，通过自我中心言语的独立，通过它的逐渐压缩，最后转化为内部言语。

自我中心言语就是言语由外部转化为内部的过渡形式；这也就是它能引起人们如此巨大的理论兴趣的原因。

总的图式应当是这样的：社会性言语——自我中心言语——内部言语。根据言语形成的循序性图式，这个图式，一方面与内部言语形成的传统理论相对立(传统理论的模式是：外部言语——低声细语——内部言语），另一方面，皮亚杰的图式在言语逻辑思维发展中基本因素的发展顺序是：言语外的我向思维——自我中心言语和自我中心思维——社会化言语和逻辑思维。

我们引述了第一个图式，目的是说明它在方法论上与皮亚杰的图式是极其接近的，当然，这两个图式的实际内容是迥然不同的。像这一图式的创导者沃森所设想的那样，外部言语转化为内部言语要通过一个过渡性的中间阶段——低声细语，皮亚杰拟定的从我向思维形式过渡到逻辑思维形式也要通过一个中间阶段——自我中心言语和自我中心思维。

这样，从这些图式上看，在儿童言语发展中被我们标明为自我中心言语的同一个点，便处于儿童发展的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上。对皮亚杰来说，这是从我向性到逻辑、从隐秘的一个人的东西到社会的东西的过渡阶段；对我们来说，这是从外部言语到内部言语、从社会性言语到个人言语，其中也包括我向的言语思维的过渡形式。

这样，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由于我们对复现发展全貌的出发点的理解不同，因此对这幅发展图的描绘其差别是多么悬殊。

我们对讨论过程中碰到的基本问题可作如下表述。儿童思维发展的过程是如何进行的；是在关键点跨越自我中心言语而从我向思维，从幻想，从梦的逻辑到达社会化言语和逻辑思维，还是发展过程走的是相反道路；通过自我中心言语从儿童的社会性言语到他的内部言语和思维(其中也包括我向思维)?

只要用这一形式表达问题，便能发现，我们实际上是回到前面章节里我们试图从理论上探讨的问题。事实上，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从总的发展学说的观点探讨了有关皮亚杰从心理分析中借鉴的主要定理的理论根据问题。皮亚杰的这个主要定理是：我向思维是思维发展史中的初级阶段。

以前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一原理是缺乏根据的，现在在兜了一个圈子之后，在对这一思想的主要论据作了分析、批判、研究之后，我们重又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对儿童思维发展的主要方向和前景的叙述虽运用了我们感兴趣的概念，但是不正确的。

儿童思维发展过程真正的运动不是从个人的到社会化的，而是从社会性的到个人的——这就是对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所作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的主要总结。

 

Ⅵ

 

我们对皮亚杰理论中儿童自我中心主义的概念所作的研究拖沓已久，现在能作总结了。

我们力图证明，在从种系发展和个体发展的角度研究这个概念时，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一概念建立在一个错误观念的我向基础上，即认为思维和现实思维在发生上是对立的。我们尤其努力展开这样一种思想：即假设我向思维形式是心理发展史上初级的、起始的思维形式，从生物进化的观点看是缺乏根据的。

接着，我们曾努力研究这一概念赖以建立的实际基础，这一概念也就是皮亚杰有关自我中心言语的学说：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是他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直接表现和暴露。在分析儿童言语发展的基础上我们又应得出结论：自我中心言语是儿童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直接表现的观点，无论从功能方面还是从结构方面实际上都得不到证实。

随后我们又发现，思维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言语之间的联系，绝非决定儿童言语性质的永恒的和必需的常数。

最后，我们曾极力表明，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不是他积极性的副产品，不是似乎到7~8岁便要消失的内部自我中心主义的外部表现。相反，就上面列举的材料而言，自我中心言语是作为言语发展中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这样，我们感兴趣的概念的实际基础便动摇了，与此同时，整个概念也随之倾倒。

我们现在只要在这几章的结束语里对我们取得的某些结果作总结。

我们能够作为我们批评的指导思想提出的首要的，也是基本的原理可以这样表述：我们认为在皮亚杰的心理分析和理论里对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形式问题的提法是不正确的。不能将满足需要与适应现实对立起来；不应问是什么推动儿童的思维：是满足自己内部需要的意向还是适应客观实际的意向?因为“需要”这一概念本身，如果从发展理论的观点来揭示它的内容，便包含一个观念：需要是通过对现实的某种适应而得到满足的。

布洛伊尔在上面引用的段落里相当令人信服地证实了，婴儿的需要得到满足并不是因为他的幻觉，他的需要得到满足，是在他进食之后。稍大些的儿童宁愿要个真实的苹果，而不要一个幻想的苹果，他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要他为了适应现实而忘却自己的需要，而是因为他的需要在推动他进行思考和活动。事实是，与机体或个人的需要无关的单纯为适应客观现实的适应是不存在的。一切对现实的适应都是受需要的驱使。这是相当平常的老生常谈，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在我们所探讨的理论里却常常为人们所忽略。

对食物、温暖、运动的需要——所有这些基本需要并非是决定适应现实的全过程的动力和导向力。因此将完成满足内部需要的功能的思维形式与完成适应现实功能的思维形式相对立是毫无意义的。需要和适应应当统一加以研究。成熟的我向思维用想象去极力满足在生活中得不到满足的意向，这种脱离实际的现象是晚期发展的产物。我向思维的产生应该归因于现实思维及其主要结果——概念思维的发展。但皮亚杰不但沿用了弗洛伊德的满意原则先于现实性原则这一原理，他还全盘继承了满意原则的形而上学，从而使这一原则由一个辅助的，生物学上的从属因素变成了某种独立的、有活力的原理，变成一切心理发展的首要动力。

皮亚杰说：“心理分析的功劳之一是它证实了我向思维不知道什么叫适应现实，因为对‘我’来说满意是惟一的原动力。我向思维的惟一功能是努力使需要和兴趣立刻(不受监督地)得到满足，歪曲现实是为了使它服从于‘我’。”皮亚杰将满意和需要与适应现实割裂开并将它们归入高贵的形而上学原理，他在逻辑上必然只得将另一种思维——现实思维也表述为完全脱离现实需要、兴趣和愿望的一种纯粹的思维。但是，这种纯粹的思维也像不存在没有适应的需求一样，是不存在的，所以就不可能将它们分开和对立起来。同样地，儿童也没有为了纯真理而脱离尘世，脱离需求、愿望、兴趣的思维。

皮亚杰在说明我向思维与现实思维的差异时说：“它不趋向于确定真理，而是谋求愿望的满足。”但是难道任何愿望都是排斥现实或者难道真的存在那种绝对脱离实际的需求，执意追求为真理而确定真理的思维吗(我们提醒一句：我们谈的是儿童思维)?只有丧失了任何实际内容的空洞的抽象概念，只有逻辑功能，只有形而上学的思想实体能够这样划分，而活生生的、现实的儿童思维方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这样划分。

列宁在评论亚里士多德批判毕达哥拉斯的数理论和柏拉图的有关脱离可感觉物体的思想的学说时说了下面两段话。

原始的唯心主义认为：一般(概念、观念)是单个的存在物。这看来是野蛮的，骇人听闻的(确切地说：幼稚的)，荒谬的。可是现代的唯心主义，康德、黑格尔以及神的观念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完全是这样的)吗?桌子、椅子和桌子、椅子观念；世界和世界观念(神)，物和“本体”，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地球和太阳、整个自然界的联系——以及规律，逻各斯，神。人类认识的二重化和唯心主义(二宗教)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于最初的最简单的抽象中……

智慧(人的)对待个别事物，对个别事物的摹写(二概念)不是简单、直接的、照镜子那样死板的动作，而是复杂的、二重化的、曲折的，有可能使幻想脱离生活的活动；不仅如此，它还有可能使抽象的概念、观念向幻想(最后二神)转变(而且是不知不觉的、人们意识不到的转变)。

无法更清楚地，更深刻地表达这样的思想：想象和思维在自身的发展中是对立体，它们统一在最初级的概括中间，统一在人所形成的最先的概念中间。

指出对立的统一和分叉，指出思维与幻想的曲折发展，指出这种曲折发展在于任何概括，一方面是脱离生活，但另一方面却是更深刻、更准确地反映生活，而且在一般概念中总包含有一小块幻想——指出这一切给研究现实思维和我向思维开辟了切实可行的道路。

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那么几乎就不会怀疑我向思维不应当置于儿童思维发展的初期，它是晚些时候才形成的，是作为思维发展中对立体之一而被极化了。

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实验里我们另外还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从我们研究的理论观点看是崭新的因素。我们已经看到，儿童自我中心言语并不是脱离儿童实际活动、脱离现实、脱离他的实际适应、悬挂在空间的言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言语作为一个必需的组成部分进入儿童的理智活动，它从这些初级的、合理的行动中吸取智慧，它自己也日趋理智化，开始成为儿童在较复杂的活动中形成意图和计划的手段。

活动和实践就是这些新的因素，它们能使我们从新的方面揭开儿童自我中心言语的功能，充分地在儿童思维发展中发现一个崭新的方面，它也像月亮的另一面一样，常常处于观察者的视野之外。

皮亚杰坚信，事物并不磨炼儿童的智慧。但我们发现，在实际情境里，在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和他的实践活动相联系的地方，在言语与儿童思维联系的地方，事物才真能磨炼儿童的智慧。事物就是现实，这现实不是消极地反映在儿童感知觉中的现实，也不是抽象地被儿童所认识的现实，而是儿童在他实际活动过程中所接触的现实。

这个新的方面，这个现实和实践问题，它们在儿童思维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实质上改变了总的面貌。但我们将在对皮亚杰理论的基本方面进行研究和作方法论评说时再回过来谈论这些问题。

 

Ⅶ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整个现代心理学特别是儿童心理学，我们将很容易发现一个新的趋向，这一趋向将决定最近心理学的发展。有一位接受德国心理学家何赫试验的人，在对现代心理学实验的直接印象作出总结时曾经非常恰当地表达了这一趋向。他在实验后说：“但是，要知道这是实验哲学呀!”这话使实验主持人极为满意，这位主持人在他的研究总结的序言里谈到了这一点。

这种心理研究和哲学问题接近的现象，这种在心理学研究中试图直接发展对一系列哲学课题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问题，以及，相反地，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也取决于对哲学的理解，这些现象贯穿整个现代研究。

我们不需要再举什么例子来说明这一状况了。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我们所探讨的皮亚杰的研究始终是在这个哲学与心理学的交界线上进行的。皮亚杰自己也说，儿童的逻辑是无限复杂的问题，这儿步步都能碰上暗礁，碰上逻辑问题，甚至经常地碰上认识问题，要在这一迷宫中保持一定的方向，避免与心理学无关的问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皮亚杰认为，最大的危险是过早地总结实验结果，冒被偏执思想所控制的危险，冒被逻辑体系成见所控制的危险。因此，也像我们曾经说过的那样，作者原则上回避过分系统的叙述，特别是防止作超越心理学范畴的任何概括。他的意图是仅仅局限于分析事实，而不触及这些事实的哲学问题。但是他应当承认，逻辑、哲学史和认识理论是与儿童逻辑的发展紧密相关联的领域。因此，不管想还是不想，愿意还是不愿意，他触及了这些相邻领域的一系列问题。每当他的思想紧密地接近这个要命的界面——哲学时，他一次又一次地中断自己的思路。

克拉帕雷德在给皮亚杰的书所写的前言里指出：“皮亚杰幸运地是一位天赋卓著的生物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他改狩猎软体动物为狩猎事实，他是一位掌握一切自然科学思维原则的人，又是掌握能使自己的材料说话能力的人，确切点讲，是一位掌握能倾听材料讲话的人，此外，他还是通晓哲学问题的学者。他深谙古逻辑和教科书逻辑的每一个暗角和一切陷阱，他完全拥护新逻辑，他熟悉最敏感的认识理论问题。但他的博学多才并未使他冒险地作出论断，相反，却使他精确地标明了心理学和哲学的界线并恪守这一界线，从不越雷池半步。他的劳动纯粹是学术性的。”

对于后一个见解我们并不能和克拉帕雷德苟同，因为正如下面我们将要证实的那样，皮亚杰未能，实际上也不可能回避哲学理论，因为无哲学本身也便是某种哲学。试图完全在纯经验主义的界线之内是皮亚杰一切研究的特点。害怕将自己和某种偏执的哲学体系拴在一起本身是某种哲学世界观的征兆。现在我们想揭开这一世界观的最主要的和基本的特点。

上面我们探讨了儿童自我中心主义的理论概念问题。儿童的自我中心主义是建立在皮亚杰的自我中心言语基础上的，皮亚杰将说明儿童逻辑的一切特点都归结为这个儿童的自我中心主义。这一探讨使我们得出结论，他的这个概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是缺乏根据的。我们同时也得出结论，这一理论对儿童发展的进程的描述也是歪曲的。

从本文的任务看，要谈论儿童自我中心主义的一切结果是不可能的。这也意味着逐章逐节地探讨皮亚杰的研究，最终也会将我们的这篇小小的评论短文变成重复皮亚杰课题的书，当然是观点不同的书。我们的任务是减轻读者的负担，促使他们易于掌握皮亚杰书中所蕴含的全部最丰富的材料和最主要的概括。为此，我们必须考察皮亚杰全部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批判性地衡量它的价值和作用。

我们能从最重要的和中心的、决定皮亚杰科学思维逻辑的环节开始。这个环节就是因果问题。皮亚杰用简洁、生动的一章结束了他的著作。这一章就是阐明儿童的前运算问题的。皮亚杰从分析儿童逻辑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儿童是绝对没有因果概念的，涉及这个问题的儿童思维所处的阶段最好称之为前运算阶段。

这个问题在皮亚杰的整个理论中占有十分明显的地位。他的专著的第四卷就是专门用来阐明儿童的物理因果关系问题的。这个专门研究使他又得出结论：在儿童有关世界的概念里，在对运动的解释里，在对机器和自动装置的理解里，儿童缺乏因果概念，简言之，在儿童有关外部现实的一切思维里都没有因果概念。

但是，无论这有多么奇怪，皮亚杰在自己的学术专著中自觉地、有意识地想把思想停留在前运算阶段上。他自己就说过，儿童身上发生的事也和在科学里发生的事一样。肯定，皮亚杰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拒绝因果性是最精细周密的科学思维的表现，而对这种科学思维来说因果关系的概念则是已经经历过了的阶段。但是任何一个拒绝因果性思想的人，不问他的意愿如何，他是在倒退到皮亚杰所详细描述的儿童思维中的前运算阶段。

皮亚杰提出什么来与因果原则对立呢?他用发生的观点来代替他对所研究现象进行因果关系的考察。因果原则对他来说是取消了和撤销了的较为高级的发展原则。“解释心理现象意味着什么?”皮亚杰问，“正如鲍德温在心理学里用精细的分析所证明的那样，不运用发生法不但无法相信，你不再将结果当做原因，甚至不可能提出有关解释的问题。因此，应该用发生发展关系来代替因果关系，这种发生发展关系将数学意义的功能依存性概念和有关先后事物、现象的概念连接起来。因此，关于A和Б两个现象，我们可以说A是功能Б，同样Б就是功能A，我们从一批我们所观察到的，在发生发展意义上最说明问题的现象出发，保留我们安排自己叙述的权利。”

这样，对皮亚杰来说，发展关系和功能依存关系代替了因果关系。皮亚杰忽视了歌德出色地阐述过的原则：由行动上升到原因是普通的历史常识。他也忘记了培根的有名原理：上升为原因的知识是真正的知识；他试图用功能理解来代替发展的因果理解，由此，他不知不觉地使发展概念本身丧失了一切内容。但在这个发展中一切都是有条件的。A现象可以看做Б现象的功能，但也可以相反：Б现象也可以看做A的功能。

对作者来说，这样看待问题的结果是取消了因果问题和发展因素问题。他只保留了挑选他所观察到的在发生意义上最说明问题的第一批现象的权利。

因此儿童思维的发展因素问题在皮亚杰的研究中也像因果问题一样，就这样算解决了。“但是这些‘能说明问题的现象’是什么呢?”皮亚杰问，“在这方面思维心理学总要碰到两个它应该解释其关系的基本因素：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如果试图用生物学的观点，或者也像现在很时髦的那样，用社会学的观点来描述思维的进化，那你必然会冒风险将一半实际现象留在阴暗中，所以不应该忽视这两个方面，什么也不应该忽视。

“但是，为了开始，必须选择一种语言，从而也伤害了另一种语言。我们选择了社会学语言，但是我们坚持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例外，我们保留重新回到对儿童思维作生物学解释的权利，保留将我们下面所作的描述与生物学解释归结合一的权利。

“从最富有特性的现象，即儿童思维的自我中心主义问题开始，用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组织我们的论述——这便是我们开始想做的一切。我们曾努力将大部分儿童的逻辑特性归结为自我中心主义。”

这样便产生了离奇的结论：使用社会学语言所作的描述完全能同样成功地在另一本书里用生物学语言来完成。用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进行论述，这单纯是作者的选择问题，他可以自由地选择他自己喜爱的任何一种语言而损害另一种语言。对皮亚杰的方法论来说，这是中心的和决定性的论点。这一论点充分说明在儿童思维发展中的社会因素概念，说明皮亚杰是如何看待和研究社会因素的。

大家都知道，皮亚杰的全书都贯穿着一个思想：社会因素对思维结构和功能所施加的影响，在儿童思维发展史上总是第一位的。

皮亚杰在他著作的俄文版前言里直率地承认，这是他全书的中心思想。他写道：“本书的主导思想，我觉得应该是：儿童的思维不可能仅仅是天生的生物因素和实际环境影响的产物，应把儿童思维理解为首先是由儿童和他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形成的关系的产物。我不想以此来简单地说明儿童反映周围人物的意见和思想。因为这样讲未免太过陈腐庸俗。个人的思维结构本身取决于社会环境。当个人只是为他自己而思考时，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思考时(这恰恰是儿童思维的典型情况)，那么他的思维则处于幻想、愿望和个性支配之下。他表现出与理性思维特性完全不同的一系列特性。当个人经受一定的社会环境的系统影响时(比如儿童受到成年人威望的影响)，他的思想便会根据一定的外部规则来形成。随着个人间相互合作的深入开展，这种合作的规则也在发展。这些规则使儿童的思维受到影响和约束，这种影响和约束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形成理智。

“自我中心主义、逼迫与合作——这是思维的三个方向。发展中的儿童思维不断地在这三者之间摇摆游离。成年人的思维也在不同程度上与这三个方面有关联，这取决于思维是否仍然是我向思维，或者已经植根于某种类型的社会组织。”

这就是皮亚杰的主导思想。似乎使人感到，在这一图式里，也像在全书里一样，包含着一个明确的、清楚的思想：承认社会因素在儿童思维发展中是决定性的力量。同时从刚才引用的前言里我们也见到了，由于作者选用了社会学语言进行论述才这样承认的。但是对这些事实也可以同样成功地作生物学解释。因此，考察皮亚杰理论中儿童思维发展的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的相互关系便成了我们当前的任务。

皮亚杰理论中的这个问题的本质性，是生物和社会两个方面的脱节。生物的东西可理解为孕育在儿童本身，形成儿童心理实体的原发的，最初的东西。社会的东西作为外部的，对儿童来说是异己的力量，通过逼迫在起作用。这种力量排挤了儿童特有的，符合他内在特性的思维方法，代之以从外部强加于儿童的，异己的思维图式。

因此，毫不奇怪，皮亚杰在自己新的图式里用第三个成分——逼迫自我中心主义和合作这两个极端连接起来。皮亚杰的这番话，表达了有关机制的观念，社会环境通过这一机制指导儿童思维的发展。

实质上，这一观念对皮亚杰和对心理分析是共同的。在心理分析里外部环境被看做某种个人外部的东西。它给个人施加压力，迫使他限制自己的爱好和欲望，改变它们，引导它们前进。当要表达社会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时，逼迫和压力这两个词就从未从本书中消失过。

我们发现，皮亚杰将等同地看待这些影响的过程和同化，他还研究这些影响是如何受同化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如何改变为生命体，从而转化进入儿童实体的。但儿童的这个心理实体，儿童思维所特有的，与成人思维本质上不同的这个结构和功能，是由我向性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儿童天性的生物特性所决定的。儿童并不被看做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虽然他从降生之日起便参加了他所属整体的社会生活，但他并不是社会关系的主体。社会的东西被看做处在儿童之外的、异己的、离他遥远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他施加压力，排斥儿童所特有的思维方式。

克拉帕雷特在自己的前言里很好地表达了皮亚杰的这个宝贵思想。他说，皮亚杰的研究将儿童的智慧描绘成完全另一种样子。他证实了，儿童的智慧在两架纺织机上编织，这是两架不同的纺织机，一架在上，一架在下，在生命的最初岁月里，下机面所进行的编织工作要重要得多。这是儿童自己的事情，儿童围绕着自己的需求杂乱无章地吸收和凝结能使他满意的一切。这是主观性、愿望、游戏以及顽皮任性的一面，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欲望原则。

相反，上机面是社会环境逐渐造成的。儿童越来越感到社会环境的压力。上机面是客观性、言语、逻辑概念的一面，总之，是现实性。这个上部方面起初是很脆弱的。只要它稍一负担过重，它便会弯曲、裂开、倒坍。这一机面的各组成部分便全散落到下面一个平面，和它的成分混杂起来，某些碎块还会滞留在大地和天空间的半道上。可以理解，看不到这两个方面的观察家，认为表演只在一个平面上进行的观察家，只能得到极端混乱的印象，因为每一个面都有自身的逻辑，而且如果人家将它与另一个面的逻辑相连接的话，每一个面都会大喊大叫。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根据皮亚杰的理论，儿童思维的独特性在于他的智慧是在两部纺织机上编织，在主观性、欲望及淘气顽皮的机面上编织的第一部纺织机是最主要的，因为这部纺织机编织的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果皮亚杰和克拉帕雷特不提到弗洛伊德和他的满意原则，任何人也不会怀疑，我们面对的是纯生物学构想，它试图从儿童天性的生物学特性中获得儿童思维的独特性。

皮亚杰确实把儿童发展中的生物的东西和社会的东西说成是两个机械地相互影响的外部力量。这一点在他的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成为皮亚杰后两卷著作的基础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儿童生活在双重现实中。对他来说，一个世界是在他自己的、他的天性所特有的思维的基础上组成的，另一个世界是在由他周围的人强加给他的逻辑思维的基础上组成的。

由于逻辑上必然会得出结论，根据皮亚杰的提法，儿童思维的这种双重性的结果必然导致双重现实的产生。两部不同的纺织机编织了两种不同的织物：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即两种现实。由于儿童的思维是在两个平面上编织，而每个平面又各有自己的逻辑，根据最权威的见证人的说法，当人们将二者连接起来时，每个平面便会大喊大叫，所以这样的二重性将会更加尖锐和激烈。显然，儿童的思维不应该只是分裂的、双重的，而应该是由不可结合的、性质绝对不同的、原则上敌对的、结起来便大喊大叫的、一块一块的织物组成的。根据皮亚杰的看法，我向思维自己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假想的或者梦幻的现实。

逻辑上同样必然要产生一个问题：两部编织儿童思维的纺织机哪一部重要些，那一个思维织物便是首位的。克拉帕雷特明确地回答了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上面我们已经见到了，在下面的机面上所进行的工作在儿童早年的岁月里要重要得多。下面我们也将见到，皮亚杰自己坚决地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他的见解是：真实的现实对儿童比对我们其真实性要少得多。

这样，遵循这个无法抗拒的、彻底的论断不得不承认，儿童的思维，用神秘的诗人的话说，似乎在双重的现实的门槛上挣扎，而他的心灵中则生活着两个世界。

因此，皮亚杰提出了与儿童自我中心主义有关的一个问题：“对儿童来说，难道不存在对其他一切现实是试金石的特殊现实吗?自我中心或者社会化状况决定儿童将处于同样真实的，谁也不能排挤掉谁的两个世界并存的境地。显然，这第二个假设更为可能。”皮亚杰认为，现在尚未证实的是，似乎儿童苦于这种现实世界的二极性。他设想，儿童有两个或数个现实，这些现实轮流起作用，而不是像我们这里那样等级分明。

特别是，在延续2~3年的第一个时期里“现实的东西简直就是希望的东西”。弗洛伊德所说的“满意原则”根据自我爱好改变和塑造世界。第二个时期的标志是出现了两个不同性质的同样真实的现实：“游戏世界和观察世界”。“应当承认，儿童的游戏具有自主现实的意义。这应当理解为真正的现实比它所对立的儿童自己的自主现实，对儿童来说其真实性比对我们要少得多。”

这个思想并不是皮亚杰一个人所特有的。从像皮亚杰的理论那样的原则立场出发形成的儿童心理学理论都贯穿着这一思想。儿童生活在双重世界里。一切社会的东西对儿童来说是异己的，是外部强加于他的。最近，埃尔斯贝尔在谈到儿童自主言语时，非常清楚明白地表达了这个思想。在研究儿童通过言语掌握有关世界的概念时，他得出结论认为这一切都不符合儿童天性，而且与我们在儿童游戏中、图画中所见到的完整性相对立。他说，随着成年人的言语，儿童也掌握了物体的形状类别，区分主观的和客观的，你和我，这里和那里，现在和以后——das alles ist vÖllig unkindgemäss(这一切都完全不是孩子般的)。这位作者重复歌德的名句，他说，儿童身上生活着两个心灵：最初的心灵——是充满联系的儿童心灵，第二个心灵——是在成年人的影响下产生的，感受有类别的世界。两个心灵：两个世界，两个现实。这个结论是有关社会的和生物的东西的基本原理的必然的逻辑结果。生物的和社会的东西在这里作为两个外部的、相互异己的因素而起作用。

 

Ⅷ

 

结果获得了对社会化过程本身极其独特的理解，而这个社会化过程在皮亚杰的理论中占有中心地位。上面我们已经证实了，这个提法是经不起发展理论观点的批评的。事实上，皮亚杰所描述的儿童思维社会化的过程是什么?我们已经发现了，这是某种外部的，对儿童来说异己的东西。现在我们还要指出一个重要方面：皮亚杰认为社会化是儿童逻辑思维发展的惟一源泉。但是社会化的过程本身到底在什么地方?大家知道，这是儿童自我中心主义的克服过程。这个过程在于：儿童开始不为自己思考，而是开始使自己的思维适应别人的思维。自行其事的儿童永远也不会达到逻辑思维的必要境地的。他完全是靠幻想行事的，因为，根据皮亚杰的意见，“不是物品使智慧达到逻辑检验的必要境界，物品是智慧加工而成的”。

这样说，就是承认，事物，也就是外部的客观现实，在儿童思维发展中并不起决定作用。只是我们的思想与别人的思想接触才会引起我们的怀疑和证实它的需要。“如果没有其他的意识，经验的失败将更加助长我们的幻想，使我们更加妄想不已。在我们脑海里不时会产生大量的谬误观念、古怪意见、空想、神秘的解释、怀疑以及关于我们的‘我’的力量的种种太夸大的观念。但这一切在与像我们这样的人相接触时便烟消云散了。对检验的需要起源于社会需要——要掌握别人的思想，将我们自己的思想告诉别人，使人家相信你。论证是在争论中产生的。其实，这是现代心理学中的共同点。”

对逻辑思维的需要，对真理的认识产生于儿童的意识与别的意识的交往中——这个思想不可能讲得更清楚了。就哲学本质说，这多么接近于涂尔干和其他社会学家的社会学说呀!他们曾从人的社会生活中引申出空间、时间和总的客观现实。这又多么接近波格丹诺夫的原理。这个原理称：“物理系族的客观性对大家都有普遍的重大意义。我们在自己的经历中会碰到物体的客观性，它最终是在对不同人的意见的相互检验和协商的基础上确定的。总的来说，物理世界是社会上协商一致和社会上组织的一种经验。”

提到我们上面曾讲过的皮亚杰的因果论时，我们几乎竟不怀疑皮亚杰是和玛赫相接近的。皮亚杰在谈到儿童的因果关系发展时确立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他根据克拉帕雷特确定的认识规律指出，行动之后才有理解，当自动适应遇到困难的时候才产生理解。皮亚杰认为，如果我们问自己：有关目的的理由的观念是怎样产生的，那么“这个起源问题将归结为：为了求知，一个人是如何一点一滴地开始对原因、目的、空间感兴趣的。我们有理由认为，对这些范畴的兴趣是在其中某个范畴中无法行动时产生的。需要产生意识，而原因意识也只有在一个人感到在原因方面需要适应的时候才能在头脑里闪现”。在自动的、本能的适应情况下，智慧是不理解这些范畴的。完成自动动作也不要求智力担负任何任务。没有困难也就没有需要，因此，也就没有意识。

在叙述克拉帕雷德的这一思想时，皮亚杰说，在一个方面，就是沿着功能心理学的道路，他走得更远，认为范畴意识的事实改变了功能心理学的本质。“这样，我们接受了一个公式：儿童自己成为原因比他获得原因概念要早得多”。

似乎，再也无法更清楚地表达下面的这个思想：儿童活动中的客观因果关系不依赖他的意识而存在，而且是在他获得因果关系概念之前便存在了。但是皮亚杰自己也知道，事实在这里是支持对因果性的唯物主义理解，而不是支持对它的唯心主义理解的，所以他作了保留说明：仅仅一个表达方便(如果我们不提防，这种方便完全能把我们引向现实主义的认识理论，也就是使我们超越心理学的范围)，便能使我们像谈论完全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关系那样谈论因果关系。在实际生活中有多少种意识或者意识阶段便有多少种因果关系。如果儿童是原因或者他活动时好像知道一个现象是另一个现象的原因，那么他尽管不理解因果联系，这总究是第一种因果关系，也可以说是因果关系的机能等价物。以后，这个儿童开始自觉地对待问题，由于这种意识取决于对时机的需求和兴趣，它就能获得各种性质：反神秘因果性的，人为的(和一切都是人手加工而成的观念相联系)，有目的的，机械的(通过接触)，动力的（通过力量)，等等。这些类型的因果性次序永远也不可能看做最终完成了的，而现在成年人和学者所使用的关系种类也像儿童和原始人以前所使用的一切种类一样，大概也是暂时性的。

皮亚杰关于因果关系所坚决主张的东西就是否认因果关系的客观性，他将它扩展到一切其他范畴，采取心理学的唯心主义观点。他坚决地说：“对遗传学家来说重要的是要在儿童理解所经历的所有时期内指出这些范畴的出现和使用，并且将这些事实归纳为思想的功能规律。”

在反驳逻辑范畴学说中的形而上学的现实主义和康德的先天论的同时，皮亚杰自己采取了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观点，“可以毫不夸张地把这种观点说成是对心理学的关心，因为这一理论提出任务要用这些范畴在思维史上的起源和它们在科学史上的逐渐发展的运用来确定它们(这些范畴)”。

我们发现，不仅皮亚杰由此站到了主观唯心论的立场，而且和他自己获得的事实本身也发生激烈的矛盾。皮亚杰自己说，如果依靠这些事实，那它们能导致现实的认识理论。

因此，毫不奇怪，皮亚杰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他在第三卷著作里(第三卷研究儿童有哪些关于世界的概念)得出的结论是：思维的现实主义、万物有灵论和万物人工产物论，是儿童世界观的三大主要特点。对于将玛赫的主张作为出发原理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结论。玛赫曾试图证实，内部的或者心理的世界和外部的或者自然的世界的划分不是天生的。“但是这一观点还是单纯理论性的。玛赫的假设并不依靠真正的遗传心理学，而鲍德温的‘遗传逻辑’是主观主义的，而不是实验的作品。”皮亚杰好像是抱定宗旨要用儿童逻辑发展的观点证实玛赫的这个出发原理。但他重又陷入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儿童思维的原动性质被他自己描述成现实主义的。换句话说，强加给儿童的幼稚的现实主义明显地指出，从一开始意识的本性便规定了意识是反映客观现实的。

皮亚杰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他在四卷书的结束语里提出逻辑对现实的关系问题。他说：“经验形成理智，理智也形成经验。现实的东西和理智的东西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这个逻辑对现实的关系最早属于认识理论，但从发生观点看，它也存在于心理学内部，或者，至少可以说，心理学里有与它相近似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用下面的形式来表达：逻辑的进化决定因果关系等的现实范畴或者反之。”

皮亚杰只是指出，在现实范畴和形式逻辑的发展之间存在着类同，甚至某种平行现象。根据他的意见，不但存在逻辑自我中心状态，而且还存在本体的自我中心状态——儿童的逻辑和本体范畴是平行地发展进化的。

对这种平行现象我们甚至不打算进行概略的考察。我们就径直来看看皮亚杰的最后结论吧!“确定了这个平行现象后，”他说，“我们应该问我们自己，决定平行现象的事实的机制是怎么样的：是现实思想的内容决定逻辑形式或者是相反。”

“这种形式的问题没有任何意思，但是如果用关于心理形式的问题代替逻辑形式问题，那么问题便可能获得肯定的解决。但是我们还是小心为好，”皮亚杰总结说，“不必过早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皮亚杰自觉地停留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边缘，希望保留不可知论者的立场，但事实上都是否定逻辑范畴的客观意义，赞同玛赫的观点。

 

Ⅸ

 

如果我们想最后对决定皮亚杰全部理论的中心的和基本的东西作个概括，我们应该说，这就是在研究有关自我中心言语的狭隘问题时已经使人感到短缺的两个因素。缺乏现实和儿童对现实的态度，也就是缺乏儿童的实际活动。这就是目前情况下主要的东西。皮亚杰认为儿童思维社会化本身是在实际之外的，脱离现实的，是导致思维发展的单纯的心灵交往。认识真理，和使认识成为可能的逻辑形式不是产生于实际掌握现实的过程中，而是产生于一些思想适应另一些思想的过程中。真理是社会组成的经验，皮亚杰好像是在重复波格丹诺夫的原理，因为事物、现实并不推动儿童智慧向前发展。它们自己是智慧的产物。自行其事的儿童只会发展他的妄想，现实也永远不会教会他逻辑。

皮亚杰试图从脱离现实的单纯意识交往中引出儿童的逻辑思维和发展，丝毫不考虑儿童掌握现实所进行的社会实践，这便是皮亚杰全部理论建树的中心点。

列宁在对黑格尔的《逻辑学》所写的评论里关于类似的，在唯心主义哲学和心理学里广为流传的观点说了下面的话：“如果黑格尔力求——有时甚至极力和竭尽全力——把人的合目的性的活动归入逻辑的范畴，说这种活动是‘推理’，说主体(人)在逻辑‘推理’的‘格’中起着某一‘项’的作用等等——那么这不全是牵强附会，不全是游戏。这里有非常深刻的、纯粹唯物主义的内容。要倒过来说：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获得公理的意义。这点应注意。”“……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

因此，毫不奇怪，皮亚杰确定了一个事实：儿童不只理解抽象的言语思维。没有动作的谈话是不可理解的。儿童彼此不能理解。皮亚杰就是这样认为的。他说：“儿童玩耍时，当他们在一起翻弄某一个材料时，他们相互是理解的，因为虽然他们的语言采用省略句，但伴随手势、面部表情，而面部表情是动作的开始，对交谈者来说，是直观的实例。但可以问自己：儿童理解言语思维和相互的语言吗?换句话说，当儿童只讲话而不做动作，他们能相互理解吗?这是根本的问题，因为恰恰在这个言语平面上儿童实现他自己的主要努力以适应成年人的思维和学习逻辑思维。”对这个问题皮亚杰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确信，根据专门的研究，儿童不理解言语思维和他们相互的语言。学习逻辑思维完全来自于对独立于动作之外的言语思维的理解。这个观念就是皮亚杰所发现的儿童不能相互理解这个事实的基础。似乎，皮亚杰在他的著作里雄辩地证实了，动作逻辑先于思维逻辑。但是思维终究还是被皮亚杰看做完全脱离现实的活动。因为认识和反映现实是思维的基本功能，那么，自然，被认为处于现实之外的这个思维便成了幻象运动，成了无生命幻影表演，成了影子歌舞。而不是真实的、内容丰富的儿童思维。

皮亚杰的研究试图用发展规律替代因果律，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他的研究中发展概念消失的原因。皮亚杰没有把儿童思维的特点与逻辑思维(儿童达到逻辑思维还要晚些时候)联系起来，然而从这种联系中可以看出在儿童的思维中如何出现和发展逻辑思维的。相反地，皮亚杰证明了逻辑思维是如何排挤儿童思维特点的，它又是如何从外部进入儿童心理实体并且被它改变形态的。所以毫不奇怪，对于儿童思维的特点是否能形成一个缺乏联系的整体或者形成一个特别的逻辑这个问题皮亚杰作了这样的回答：“很明显，真理在中间：儿童显露出自己独特的智力组织，但它的发展却服从于偶发情况。”皮亚杰认为，智力组织的独特性就蕴藏在儿童身上，而不是产生于发展过程中。发展并非自我运动，而是偶发情况的逻辑。哪里没有自我运动，那里也就没有发展。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那儿一个排挤另一个，而不是一个产生于另一个。没有比这一表述更简单、更坦率的了。

我们能用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皮亚杰在论述儿童思维的特点时，试图证实与成年人的思维相比，儿童思维软弱无力，根据不足，缺乏理智，违反逻辑。

现在产生了当年向莱维·布律尔提出的关于原始思维的同一个问题。如果儿童的思维只是混合性的，如果含混思维贯穿整个儿童思维，那么又怎么理解儿童可能有真正的适应呢?

很显然，应当对皮亚杰的实际原理作两个重大修改。第一个修改是：应该限制皮亚杰所谈的那些特点的影响范围。我们考虑，我们自己的试验也证实，儿童只是在他还不能连贯和合乎逻辑地思维时，他才进行含混思维。如果儿童问为什么太阳不掉下来时，他自然会给一个含糊的回答。这些回答对理解儿童在脱离经验的范围里进行思维时，指导思维的那些倾向性是很重要的征兆。但是如果询问儿童有关他经验所及的、能实际检验的事物，而这些事物的范围取决于教育，那么就很难期待儿童会作出含糊的回答。比如，你问他为什么绊了石头后会跌倒，那么他，即便是最幼小的儿童，也不会像皮亚杰实验中的儿童回答为什么月亮不会掉到地上来那样回答这个问题。

这样，含混思维的范围是严格地由其经验决定的，因此应当在含混思维本身中寻找未来因果联系的原型、萌芽和胚胎。其实皮亚杰自己也曾顺便提到过这些因果关系。

确实不应低估借助混合图式的儿童思维，这些混合图式尽管变化多端，但能引导儿童逐渐适应生活。它们迟早将受到严格的筛选，互相精简，这将磨炼这些图式，从中铸成一个精良的在假设有效的领域里的研究工具。

在限制含混思维的影响范围的同时，我们应该再做个实质性的修改。儿童不为经验所触动——这是皮亚杰的主要信条。但是这里有极其有趣的说明。皮亚杰说，经验使蒙昧无知的人不再相信的仅仅是个别的、非常专门的技术性事情，皮亚杰指出的这些极少数的事情是：农田作业、狩猎、生产。他说：“但这个瞬即消逝的和现实的接触丝毫也不影响他的思维方向。难道儿童的情况不也是如此吗?”

但是生产、狩猎、耕作并不是与现实的瞬间接触，而是原始人生存的基础。对于儿童皮亚杰极为清楚地揭开了他在研究中所确定的一切特性的根源。他在书中写道：“儿童事实上从不与事物真正接触，因为他并不劳动。他是玩耍物品，或者说，他信赖物品，但并不研究它们。”我们的确在这里找到了皮亚杰理论的中心点。我们可以对它作点研究并以此来结束我们的这一章节。

皮亚杰所确立的一切规律，他所发现的一切事实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它们只是在此时、此地和一定的社会环境里起作用。儿童思维并不是普遍地如此发展，只有皮亚杰所研究的儿童的思维是如此发展的。至于皮亚杰所发现的规律也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历史性的社会规律——这是如此一目了然，以至像斯通这样的皮亚杰的批评者也都指出这一点。斯通说，皮亚杰走得太远了。在7岁前的整个童年期间，儿童的言语主要地是自我中心性的，不是社会性的，只有在这一年龄段之后，言语的社会功能才开始占主导地位。这种提法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原因是皮亚杰没有足够地注意到社会环境的意义，儿童的言语更多的是自我中心性的还是社会性的，这不仅取决于年龄，而且也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条件。家庭生活条件，教育条件在这儿是决定性的。皮亚杰的观察只涉及幼儿园里一个挨着一个玩耍的儿童。这些规律、比率只是对皮亚杰所观察的特定的环境里的儿童才是真实的，但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在儿童只从事游戏活动的地方，自然就广泛存在独白伴随游戏的现象。穆霍娃在汉堡发现，幼儿园的独特结构在这儿有决定性意义。在日内瓦，儿童也像在蒙特沙里幼儿园一样，一个挨着一个单独地玩耍，独白系数就比德国幼儿园里孩子们要高，在德国幼儿园里在一组组玩耍的儿童之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社会性交往。

在家庭环境里的儿童行为就更加独特了。这里言语学习过程也是彻底社会性的(顺便指出斯通也曾确定儿童言语的社会功能首先是在掌握言语的时刻出现的)。这里儿童产生那么多的实际的和精神的需要，他有那么多的东西要请求、询问、去听，他强烈要求去理解和被理解，也就是要求掌握社会化言语的愿望在很幼小的童年时期便开始起巨大作用了。

为证实这一点，斯通让我们去参考他书中的实际部分，在这部分里他收集了大量的说明儿童早期言语发展的资料。

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是斯通所作的实际修正，事情并不在于自我中心言语的数量。问题的实质涉及皮亚杰所确定的这些规律的性质。这些规律，上面已经讲过，只对皮亚杰所研究的社会环境才是有效的。在德国，情况就有所不同，这些规律变样了。如果我们来研究围绕我国儿童的完全另一种社会环境中的现象和过程，那差异会多么巨大。皮亚杰在俄文版的序言里直率地说：“当人们像我那样工作时，即不得不只在一个类似日内瓦儿童的社会环境里工作的话，要精确地确定儿童思维中个人成分和社会成分的作用是不可能的。为了达到这一点，完全必须在各种各样的，尽可能不同的社会环境里来研究儿童。”

这就是为什么皮亚杰指出的和苏联心理学家的合作是值得赞许的事实的原因。因为苏联心理学家是在完全不同于皮亚杰所研究的社会环境里对儿童进行研究的。他说：“没有什么能比使俄国心理学家接近在其他国家里完成的研究工作对科学更为有益的事了。”

我们也认为，研究在完全另一个社会环境里儿童的思维发展，特别是研究与皮亚杰的儿童不同的、正在劳动的儿童的思维发展，能使我们发现非常重要的规律。这种规律不但能使我们确定有此时此地意义的法则，而且能使我们进行概括。但是为此儿童心理学必须根本改变基本的方法论方向。

众所周知，歌德在《浮士德》的结束语里借用合唱歌颂了感召我们升华的永恒的女性。最近，儿童心理学通过福尔凯尔特的口歌颂了原始完整性。正是这种完整性从一切其他人群中分离出儿童的正常心理生活并构成永恒童性的实质和价值。福尔凯尔特不仅表达了他个人的思想，而且反映了整个儿童心理学向往揭示永恒童性的愿望。但心理学的任务恰恰不在于揭示永恒的童性，而在于揭示历史的童性，或者用歌德的诗句说，暂时的童性。建筑师轻视的这块石头应当成为奠基石。

14　我们认为将两种思维的发展过程当做平行发展的过程是不正确的，也与它们发展过程真正的复杂性不相符。

15　我们是和А.Р.卢里亚、А.Н.列昂节夫、Р.Е.列维娜等密切合作进行这些研究的。请阅：《纽黑文第九届国际心理学讨论会论文集》中的总结报告（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