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的文教政策

第一节　晚清时期的文教政策

一、晚清文教政策的提出

从明朝末年起，西方近代文化思想、科学技术就开始在中国传播。19世纪初，宣传西学的教会学校开始在沿海和内陆出现。随着教会学校的开办和发展，分设不同学部和年级的西方近代学制也输入中国。西方传教士在办学的同时，还办起了出版印刷机构。

西学的传播及其文教机构的普遍建立，不仅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加速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崩溃和瓦解，而且作为一种与近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教制度，充满勃勃向上的生机和活力，反衬出传统教育的腐朽落后，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建立提供了直接的参照系，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晚清教育制度相当完备，但学校大多徒具虚名。学生入学读书，只为获取晋升做官的资格，毫无求学的愿望。各地各种形式的书院、私塾，同样培养不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清末教育的状况，引起了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忧虑和批判。首先，他们主张改革传统教育，培养经世致用人才。其次，他们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学习“西洋利器”以利中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鸦片战争以后，思想领域中的论争也相当激烈，“中学”与“西学”便是其中的热点之一。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就有了“西学为用”的思想。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两句话，进一步发展了魏源的思想，勾勒出了“中体西用”的基本框架。其后，不论是洋务派，还是早期改良主义者，以至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引进西学，都阐述和发展了这一思想。

最早明确表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概念的是沈寿康。他在1896年4月的《匡时策》一文中说：“中西学问本各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年8月，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说：“今中国创办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梁启超起草的《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也指出：“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

他们所说的“中学”和“西学”尽管内涵不尽相同，甚至有较大差异，但是，他们的思想均反映了中学和西学相结合的时代意愿，并且比较一致地将二者的关系表述为“体”和“用”的关系。

二、晚清“中体西用”文教政策的确立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日益明朗起来，并基本为社会所接受。但是，作为清政府文教政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直接缘于张之洞发表的《劝学篇》所阐述的文教政策思想。

1898年5月，张之洞发表《劝学篇》，系统阐述了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教政策思想。他所说的“中学”（也称旧学），即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核心是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伦理道德；他所说的“西学”（他称新学），包括西艺、西政，即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具体言之，“学校、地理、度支、赋税、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至于与西方国家的政体以及与政体有关的思想理论，则不在他所说的“西学”之列。他认为“中学”和“西学”各有其作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因此应该“新旧兼学”，“不使偏废”。就二者的关系而言，中学为“体”、“主”、“本”、“道”，西学为“用”、“辅”、“末”、“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要以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为根本，在此基础上，选择西学中可以补我国之缺者和可以治我国之弊者，使其为我所用。他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他认为只有这样兼学中学、西学，而且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才能在风气日开的国际形势下，既不会因噎废食，又不会歧多亡羊，达到保国保教保种的目的。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中学指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主要指经史之学和纲常名教理论）及其教育制度；西学指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及其文教制度（包括西文、西艺和西政等重要内容）。“体”指根本或原则，“用”指形式或应用。“中体西用”是指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为根本，以学习西学为中国所用。

“中体西用”作为晚清教育的指导方针，一方面推动了近代教育的改革和催发了新式教育的产生，清末学制就是中体西用的产物。另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国民普遍守旧、难以承受剧变的心理，坚持以固有传统文化为本，未能从根本上触及传统教育制度，从而对中国教育近代化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

三、太平天国的文教改革

（一）对封建教育的批判和冲击，反儒的文教方针

太平天国革命从拜上帝教教义出发，对传统教育的偶像、学说、经典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们宣称只拜上帝，不拜孔子，要把孔子作为“邪教”来推倒。太平天国实行激烈的反儒政策，宣布《四书》、《五经》及其思想为“妖书邪说”。定都南京后，太平天国对儒学由坚决的反对改变为改造利用。太平天国对儒学的批判改造严重冲击了封建文教制度的基础和根本，但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终究不能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

（二）实行普遍的平等教育

依照《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太平天国实行普遍的平等教育，其施教对象包括所有的群众——男人、女人、儿童。儿童每天上学，成人每礼拜日上学。教育的方法最主要的是“听讲道理”。

（三）改革教育内容、编辑新教材

太平天国基本上废除了原来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教育内容，经过删改的儒家经书虽然可读可教，但太平天国官方并未镌刻，没大量发行。作为教材的，主要还是他们自己编的官书，主要有《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真命诏旨书》、《三字经》、《幼学诗》、《御制千字诏》等。

（四）改革考试制度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延用了科举取士的办法，但却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首先废除了封建门第出身，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其次，考试内容不准出“四书”、“五经”上的题目，而是从《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真命诏旨书》及其他太平天国官书中选择。另外，还对士阶名称、职务，甚至服装等都作了详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