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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栋在科技翻译与科技情报方面的成就

时间:2022-03-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据不完全统计,蔡国栋一生翻译出版了外国科技专著与论文约400万字。蔡国栋正是这许多外国科技文献翻译人员中普通而又可敬的一员。蔡国栋的翻译活动与外语课程,无疑对小丰满水电站恢复工程和三门峡水电站设计工作乃至其后新中国的水利水电开发活动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由科技文献翻译工作入手,蔡国栋在科技情报领域也做出了不少的成绩。他在青海大学创办了科技情报室,并担任主任。

自1952年夏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毕业起,蔡国栋就长期投身于科技文献翻译领域。据不完全统计,蔡国栋一生翻译出版了外国科技专著与论文约400万字。[31]而且,我们注意到,蔡国栋的翻译活动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目的,即专门翻译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科技文献,以便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提供助力。

1952—1958年,蔡国栋大多数时间都在为小丰满水电站的恢复工程和三门峡水电站的设计工作翻译外文资料。小丰满水电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侵略中国、掠夺东北地区资源而兴建的水电工程。它位于吉林省丰满区丰满乡境内的松花江上,在吉林市区南面约24千米处。1937年1月1日,以日本人本间德雄为首的吉林工程事务所(后称丰满工程处)宣告成立。1937年4月,工程开始动工建设。1943年3月25日起,各发电机组陆续开始发电,并向吉林、长春、哈尔滨、抚顺等地供电。不过,到了工程后期,由于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化,财力物力逐渐变得紧张,进度延缓乃至停顿。抗战结束后,小丰满水电站又连续受到了苏联军队与国民党政府的三次人为破坏,岌岌可危。[32]

三门峡水电站则位于黄河中游下段的干流上,连接豫、晋两省。早在1935年,李仪祉等人便开始考察黄河,勘验在三门峡等处兴建水电站的可能性。抗战期间,日本东亚研究所也提出过一个建设三门峡水电站的计划。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设想屡被提起却又屡受争议。1954年1月,苏联政府派出七人专家组来到北京,并与中方专家组成120多人的庞大勘察团,从兰州沿黄河一路勘察到入海口。1956年,苏联专家完成了《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工程正式开工,到1960年9月进行第一次蓄水,1961年4月大坝主体基本竣工,19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和110千伏开关站安装完成并投入试运行。[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水电工程建设人才稀少,可资学习与借鉴的资料十分匮乏。在小丰满水电站恢复工程和三门峡水电站设计过程中,情况更是如此。正因为如此,苏联派遣多批顾问与专家来华援建,同时我国又不等不靠,充分发挥本国人才的力量,翻译了大量外国科技文献,以加快我国水电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蔡国栋正是这许多外国科技文献翻译人员中普通而又可敬的一员。从1953年起,他先后独立翻译或参与翻译了《变压器不吊铁心的检修》(1953)、《电气装置接触点研究》(1953)、《中小型水电设备》(1954)、《电气实验设备检修》(1954)、《自动重合闸》(1954)、《水力发电词汇汇编》(1955)、《水工建筑物》(1956)等7部外国水利水电方面的科技文献,均由燃料工业出版社出版。此外,蔡国栋翻译了苏联工程师C.A.高劳捷茨基(外文名不详)的《变压器绝缘湿度的求算》(译自苏联《发电厂》月刊1953年10月号)一文,先是发表在1954年出版的《电世界》第8卷第4期上,后来又收入汪世襄主编《变压器文辑(第二集)》(科学技术出版社1956年5月出版);他还翻译了苏联专家И.И.札别让斯基(外文名不详)的《变压器合闸的自动装置》一文,刊载在《电业技术通讯》1956年第5期上。这些文献涉及的都是水电站设计与建设过程中极其重要的若干方面,也是当时我国科技力量还很薄弱、资料缺乏的领域。而且,在翻译不止的同时,蔡国栋还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为参与小丰满水电站恢复工程的工程技术人员开设了外语课程,推广外语速成教学,培养了一批科技翻译人才。蔡国栋的翻译活动与外语课程,无疑对小丰满水电站恢复工程和三门峡水电站设计工作乃至其后新中国的水利水电开发活动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1958年,蔡国栋自愿从中央电力部调到青海省工作,主要是在高校中进行外语教学与科研。在蔡国栋看来,教学活动与科研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将二者合而为一才能达到最佳,而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在高校中从事公共俄语的教学工作,便将其与学术写作相结合,撰写了《从公共俄语课程中培养阅读专业书籍问题的探讨》一文,发表在《青海农牧学院学报》1960年第1期上。但是,外语教学与研究绝非蔡国栋的关注重点。蔡国栋更注重的是为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服务。他看到,青海以农业、牧业为主,工业极其落后,所以需要扬长避短,推动青海农业、牧业等的健康、高速发展;但是,只有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指引,青海的农牧业才能发展得又快又好。于是,蔡国栋又开始了此前从事多年的科技文献翻译工作,在教学之余翻译了大量能够对青海农牧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农牧业科技文献。比如,1960年,蔡国栋翻译了苏联学者А.И.米尔佐杨(外文名不详)的《马铃薯的施肥问题》,发表在《青海农牧学院学报》1960年第2期上。1962年,他先后翻译了《苏联农业电气化、机械化、水利化和化学化》与《马铃薯穴施肥料的研究》两篇论文,均刊载在该年的《青海农牧学院学报》上。1964年,蔡国栋又在《青海农牧学院学报》上发表了译文《牲畜病害》。

文革”中,蔡国栋浪费了最宝贵也最可能出成果的十年。但改革开放之后,蔡国栋依旧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不怨天尤人,也不自怨自艾,而是抓紧时间发挥余热。他先是在青海工农学院主编多期的《国外工农业科技资料》,并亲自译介了一些国外最为先进的工农业科技文献,如《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特点及其主要领域发展趋势》、《适应干旱条件的理想型蚕豆的性状》、《提高农业化学化设施的效率》、《论肥料与农产品的关系》、《论小麦品种间非结构上染色体变异—特别是近缘种的染色体变异》等。后来,他又主编《青海大学学报》与《青海大学科技译丛》,并在这两份刊物上面发表了多篇他亲自翻译的外国科技文献,极力为祖国的科技翻译工作再尽一分力量。这些译文包括《有机肥料的制作与应用》(1989、1990)、《土壤、肥料和产量》(1990)与《盐渍化土壤改良》(1991、1992)等。

由科技文献翻译工作入手,蔡国栋在科技情报领域也做出了不少的成绩。他在青海大学创办了科技情报室,并担任主任。在他的主持下,青海大学与国内外诸多单位建立了科技情报交流网络,积累了众多文献资料。他主编《国外工农业科技资料》,专门刊载相关领域的译文。他还对科技情报工作加以科学探讨与分析,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我国科技情报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论文包括《图书馆与科技情报工作关系初见》(载于《青海图书馆》1980年第1期)、《关于科技情报工作的几个问题》(载于《青海图书馆》1980年第2期)、《国外科技情报工作》(载于《青海图书馆》1981年第2期)、《试论科学学的形成和发展》(载于《青海工农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加强高校图书馆情报职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载于《青海图书馆》1986年第4期)等。他还据此撰写了《科技情报工作入门》一书,在1983年由青海工农学院作为内部教学资料印行,惠泽众多师生。

总而言之,蔡国栋一生著译不止,科技文献翻译领域与科技情报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莫大贡献,不愧是“祖国之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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