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论的哲学与心理学的灾难性分离。

现在让我们返回到这样一个时代，在那时近代人和近代哲学家仍然相信自己，相信哲学，并且他们抱着超越论的动机，以我们在真正哲学家的每一句话中都能清楚感受到的内心的绝对的呼唤之负责的严肃态度，为一种新哲学而斗争。即使是在所谓黑格尔哲学——在黑格尔哲学中，由康德所决定的哲学路线曾达到顶峰——解体之后，这种严肃态度在反对黑格尔哲学的诸哲学当中仍维持了一段时间（尽管它的原始力量被削弱了）。但是，为什么在经过了所有这些断裂之后，超越论哲学的发展没有达到统一呢？在那些仍然受古老精神激励的人当中进行的自我批判和相互批判，为什么没有导致将那些无法辩驳的认识成就结合为一种知识大厦的统一体呢？这种知识统一体能够一代一代向前发展，只要通过不断更新的批判、修正，按照一定方法进行的精练，就能完善起来。对此首先必须作以下的一般的说明：一种绝对新式的操作，像超越论科学的操作——它肯定没有任何根据类比进行的指导——，最初只能以一种直觉的预先推定的形式浮现在脑际。对于整个科学迄今为止的论证方式的模糊的不满，以提出新的问题和形成理论的方式爆发出来，这些理论具有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取得成功的某种自明性，尽管有许多最初未被注意到的，或可以说是被掩盖了的难点。这种最初的自明性本身中仍然可能包含有很多深藏的不明确之点，特别是以未经审查的被认为是完全不言而喻的前提的形式包含着。然而这些早期的理论在历史上继续有效；不明确之点变得更显眼了，被认为不言而喻的东西受到审查，在这一点上这些理论受到批评，而这就产生了进行新的尝试的动力。此外，在这里，出于本质的原因（从我们的系统论述中可以毫无困难地明白这些原因），超越论的哲学绝不会经受那种不易察觉的向纯粹技术的转变，并由此向一种空洞化过程的转变；由于这种空洞化过程，那种依据技术形成的东西就只还包含一种只有按照超越论方式才能揭示其全部底蕴的隐蔽的意义。因此我们理解到，超越论哲学的历史，首先必然是不断重新尝试的历史，即尝试将超越论哲学首先带到它的开端，并且主要是带到对它本来可能想做的和一定想做的事情的一种清楚的真正的自身理解的历史。它起源于一种“哥白尼式的转向”，即从原则上排斥朴素的—客观主义的科学的奠立方式。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超越论哲学作为萌芽的最初形态，出现在笛卡儿沉思的最初几个沉思中，它试图从必真的自我出发，以绝对观念论的方式奠立哲学，但它是不明确的、歧义的，并且很快就将自己的真正意义弄颠倒了。在新的阶段上，即贝克莱和休谟对数学—自然科学精密性这种哲学上的朴素性的反动，也没有达到所要求的哥白尼式转向的真正意义，康德的新开端也没有达到哥白尼式转向的真正意义，即按照严格科学精神，一劳永逸地将系统的超越论哲学建立起来。康德并没有达到一种真正的开端，即通过彻底摆脱一切科学的和前科学的传统而获得的开端。他并没有深入研究按照意义和有效性构造一切存在物的绝对主观性，以及按照其必真性把握这种主观性、询问这种主观性，并按照必真性阐明这种主观性的方法。从那时起，这种哲学的历史必然正是为必须实行的超越论的转变的和超越论的研究方法的明确的和真正的意义，换句话说，为真正的“超越论的还原”，坚持不懈地斗争。我们对于康德的批判思考已经使我们清楚看到，当人们研究的是在未被阐明的基础（“不言而喻东西”的基础）上提出的问题时，那种给人以深刻印象然而却是不明确的自明性所具有的危险，或者如果我们愿意说的话，以模糊预见的形式对纯粹自明性进行阐明的危险，因此，也已经理解了他是如何被迫去进行神话式的概念构造，并被迫从事一种危险的与任何真正的科学都敌对的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康德的全部超越论概念，超越论统觉的自我的概念，各种超越论能力的概念，“物自体”（它构成身体和心灵的基础）的概念，都是构成的概念，这些概念原则上是抗拒最后阐明的。以后的各观念论体系尤其是这样。对于这些体系，对于它们的哲学研究的整个方式，事实上必然产生反动的根据就在这里。当然，当人们心甘情愿地埋头于这种体系时，不可能完全否认这种思想构造的力量和重要性。但是这种体系的最后的不可理解性，在所有那些从这些伟大的新的科学中成长起来的人们中间引起了深刻的不满。尽管按照我们的阐明和说法，这些科学所提供的是一种纯粹“技术的”自明性，尽管超越论哲学绝不可能变成这样一种技术，这种技术仍然是一种精神成就，这种成就必须在每一步上都是明确的可理解的，必须有所采取的每一步骤和它据以建立的基础的自明性。在这方面（如果从形式上来看）对于每一种依据技术实行的技术上自明的科学，例如数学，适合的东西，对于它也是适合的。在这里，即使我们想借助一种按照同样精神拟定的有关这种不可理解的东西之必然性的构成理论来说明这种超越论的构成的不可理解性，也是没有用处的；另一方面，即使想让人们相信这种超越论理论的过于深奥的思想本身就具有相应的理解上的困难，由于人们太懒，不能克服这些很容易就能克服的困难，也是没有用处的。以下情况也同样是正确的，即超越论哲学归根到底，而且按照本质的必然性，肯定会给自然人因此也为我们所有的人的理解（即常识），造成极大的困难，因为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从自然的基础出发向超越论的领域上升。自然的生活态度的这种完全转变，即转变为“非自然的生活态度”，就对于哲学的决心和坚定性提出了可以想象到的最高的要求。人的自然的知性和置根于其中的客观主义，会把每一种超越论哲学看成古怪的想法，把它的智慧看作是无用的愚蠢，或者会把它解释为一种心理学，这种心理学想把自己彻底想象为不是心理学。任何一个对真正哲学有感受力的人从来也不会被困难吓退。但是近代人，作为由科学造就的人，要求一种可洞察性，这种可洞察性，正如看的活动的图像正确提示的，要求在对目的和道路的“看”之中的自明性，而且是在这条道路上的每一步骤的自明性。尽管这条道路仍然很长，并且如同在数学中那样还需要多年的艰苦研究——但这并不能吓倒那些毕生对数学感兴趣的人。一些重要的超越论哲学不能满足对于这种自明性的科学要求，因此它们的思想方法被抛弃了。

如果我们返回到我们的主题，那么对此我们就可以说（这样说绝不会引起误解）：如果作为“客观的”科学的理性主义启蒙哲学暴露出来的不可理解性，引起了超越论哲学的反动，那么，对于已尝试过的超越论哲学的不可理解性的反动就一定会超出这些超越论哲学。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能够理解这样的一种风格在怀有科学志向的近代哲学的发展中，毕竟能够在一些伟大哲学家以及他们的哲学中，发展起来并得到传播呢？这些哲学家绝不是用概念作诗的人。他们绝不缺少创造一种作为最终得到奠立的科学的哲学的真正愿望，不管人们可能怎样改变这种“最终奠立”的含义（例如，我们想想费希特在他的《知识学》书稿中，或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所作的有力的说明）。它们仍然被束缚于它们的神话式的概念构成的以及处于模糊的形而上学预先推定之中的对世界解释的样式上，而没有能够达到一种科学上严格的概念性和方法，并且康德系谱中的每一个后继者都重新构想一种具有这种风格的哲学，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超越论哲学固有的意义中就包含这样一种东西，即超越论哲学是由对意识主观性的反思中产生出来的，在这种意识的主观性中，世界，科学的世界和日常的直观的世界被人们所认识，并获得其对于我们的存在的有效性；因此超越论的哲学就不得不发展一种对于世界的纯粹精神的考察。但是如果它不得不与精神的东西打交道，那么它为什么不求助于数世纪以来被人们孜孜不倦地研究的心理学呢？或者，如果它不满意这种心理学，那么它为什么不建立一种更好的心理学呢？当然，人们会回答说，经验的人，心理—物理的存在者，不论就身体还是就心灵而言，本身都属于被构成的世界。因此，人的主观性并不是超越论的主观性，洛克及其后继者的心理学的认识理论总是一再地被用来告诫人们要提防“心理学主义”，也就是要提防任何将心理学运用于超越论的目的。但是为此超越论哲学就总是不得不忍受难以被理解这样一种不幸。在经验的主观性和超越论的主观性之间的差别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样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难以理解的，是它们的同一性。我本人作为超越论的我，“构成”这个世界，而同时作为心灵，又是这个世界中的人世间的我。将自己的法则加于世界的知性，是我的超越论的知性，而且它也是按照这些法则塑造我本身；然而它是我的——这个哲学家的——心灵的能力。这个设置自己本身的我——费希特曾谈到过它——如果不是费希特的我还能是别的东西吗？如果这不是真正的谬论，而是一种可以解决的悖论，那么除去询问我们内在的经验的方法，以及在这个内在的经验的范围之内进行分析的方法，还能够有别的方法帮助我们弄清楚这个问题吗？当人们谈到超越论的“意识一般”时，如果我，作为这个个体的—个别的我，不可能是这个构造自然的知性的承担者，我就一定不能问，我如何能超出我的个体的自我意识，而具有一种普遍的、超越论的、主观间共同的自我意识吗？因此，主观间共同性的意识一定会变成超越论的问题；但是下面这一点又是不清楚的，即除非通过询问自我本身（而这又是在内在经验中询问），也就是询问我借以获得并具有他人的和一般人类同伴的那种意识方式，主观间共同性的意识如何能成为超越论的问题呢？另外如何能够理解以下这个事实，即我能够在我的思想中将我与他人区分开，并能赋予他人以是“我的同类”这样的意义呢？在这里心理学能够是无关紧要的吗？它肯定不探讨所有这些东西吗？这些相同的或类似的问题向康德也向他的深深地沉醉于昏暗的形而上学或“神话”之中的后继者提了出来。因为人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只有在获得有关我们人的理性的以及有关人的或更确切地说人类的成就的科学概念以后，也就是说，只有从真正的心理学出发，才能够获得有关绝对理性及其成就的科学概念。

对于这些问题的第一个回答就是，超越论哲学（包括所有已尝试过的其他形式的超越论哲学），抛开对心理学主义的担心不说，完全有理由不指望心理学提供任何建议。这原因在于心理学本身，也在于具有“几何学样式”的客观主义的普遍的科学这种近代理念的特性，以及其中的心理—物理二元论的特性，强加于心理学的致命的错误见解。在以下的论述中我将试图指出（这个论点在这里肯定会显得很背理），正是被加到心理学上的这种限制——它歪曲了心理学的意义，并且直到今天还妨碍心理学理解自己的固有的任务——，是造成以下情况的主要原因，即超越论哲学找不到摆脱自己的困境的出路，因此仍然陷于自己的完全不是从原初自明性而来的概念和体系之中，而它过去正是借助这些概念和体系来解释自己的本身有价值的经验观察的。如果心理学并没有失去效用，它本来会为具体可行的，摆脱一切悖论的超越论哲学完成一种必需的中介性的工作。但是心理学失去了效用，因为在它作为与新的自然科学并列的新的心理学最初创立的时候，它就已经忽视了对自己的，作为关于心灵存在的普遍科学的，从本质上说是唯一真正的任务之意义进行探究。相反，心理学曾能够按自然科学的典范，或更确切地说，按照作为客观的同时又是具体的普遍科学的近代哲学的指导性理念，将自己的任务和方法提了出来，——当然，这种任务就给定的历史的促动因素来看，似乎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点上是毫无疑问的，即一般来说，只是19世纪末，对于这个任务的怀疑才成了哲学思想的动机。因此心理学历史实际上是危机历史。因此，心理学也不可能对一种真正的超越论哲学的发展有所帮助，因为这种帮助只有在对心理学进行一种彻底的改造以后才有可能，通过这种改造，心理学本质上特有的任务和方法，就通过最深刻的自身反思而被明确地提了出来。但这是因为，前后一贯地纯粹地实行这种任务，就自然而必然地一定会导致有关超越论主观性的科学，因此就导致这种超越论主观性的科学向普遍的超越论的哲学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