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越论的问题

因此，与最初实行的悬搁相对，需要第二次实行悬搁，或更确切地说，需要通过向作为一切构成最终唯一起作用的中心的绝对的自我还原，而对悬搁进行有意识的改变。这一点从今以后就决定着整个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世界预先就存在，它总是在存在确信中和自身表现中被预先给予了的，并且是毫无疑问的世界。尽管我并没有将它“假定为”基础，由于它的经常的自身表现，它对于我，对于这个处于我思中的我，仍然是有效的；连同所有那些它对于我们来说是存在的东西（从细节上讲，有时是客观上合法则的，有时则不是），还连同所有的科学、艺术，连同所有社会的和个人的形态与设制，只要它正是对于我们而言是现实的世界，都是有效的。如果实在论这个词所指的不外就是：“我确信我是生活于这个世界中的人，等等，我对此丝毫没有怀疑”，那就不可能有比这更坚定的实在论了。但是重要的问题恰好在于理解这种“不言而喻性”。现在这种方法要求，自我从它的具体的世界现象出发，系统地进行回溯，与此同时在其具体性中，在由其诸基本层次，其诸极其复杂的奠立有效性的活动的系统中，认识自己本身，认识这个超越论的自我。这个自我在悬搁开始时就确定无疑地被给予了，但却是作为“沉默的具体物”被给予的。必须通过从世界—现象出发的回溯的系统的意向的“分析”将它揭示出来，表达出来。在这种系统的操作中，我们才第一次获得了世界与在人类中客观化了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之间的相互联系。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禁产生了关于人的下面这种新问题：精神病患者也是与世界构成的成就有关的主观的客观化吗？此外儿童，甚至那些已经有了一些世界意识的儿童的情况又如何呢？毕竟他们只是从培养他们的精神健全的成年人那里才了解到众人的世界这种充分意义上的世界，即文化世界的。那么关于动物的情况又如何呢？在这里产生一个意向上的改变的问题，通过这些改变，我们能够而且必须赋予所有这些意识的主观——这些主观对于我们迄今所承认的（并且总是基本的）意义上的世界，也就是说，对于由“理性”而具有真理的世界，并不是共同发挥功能的有意识的主观——以它们的超越论的性格，而且正是作为我们的“类似物”而赋予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类似物的意义本身就会成为一个超越论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会涉及到最终包括全部生物的超越论问题领域，只要它们具有（尽管是以间接的但仍然是可以证明的方式）某种类似“生命”的东西，即使是在精神意义上的共同体生活。与此同时，在不同的阶段上，首先是对于人类，最终是普遍地，还出现关于发生的问题、超越论的历史性问题，从在社会性中的，在更高层次上的人格性中的人的此在之本质形式出发，向它们的超越论的因此是绝对的意义进行超越论回溯的问题；此外还有生与死的问题，以及作为世界事件的它们的意义之超越论构成的问题，以及还有性的问题。最后，就如今讨论得很多的“无意识”问题——无梦的睡眠、昏厥，以及通常归入这个题目下的具有相同或相似性质的无论什么东西——而言，它在这里所涉及的无论如何也是预先给予的世界中的问题，正如同生与死的问题一样，它们当然也归入超越论的构成问题。作为在共同的世界中的存在者，这一类东西有它的存在证明方式，“自身给予”方式，这种方式是一种特殊的东西，但却是为具有这种特性的存在者原初地创造了存在意义的东西。因此，在绝对普遍的悬搁中，必须为具有这种以及任何其他种类意义的存在者指出与它相适合的构成问题。

根据所有这一切就很清楚，没有任何一个以前哲学可以想象到的有意义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到的一般存在问题，是超越论的现象学在它的道路上不能有一天达到的。其中也包括超越论的现象学本身在更高阶段的反思中向现象学家提出的问题：即不仅是在自然世界中构成的各种形态的语言、真理、科学、理性的有关的问题，而且还有现象学的语言、真理和理性的问题。

因此人们也就理解了自我和一切在这个超越论的根据之上获得的超越论认识的必真性要求的意义。一旦达到了自我，我们就会认识到，我们处于一种自明性的领域，要向它背后追问是毫无意义的。与此相反，任何通常的诉诸自明性，只要因此切断了进一步的回溯追问，那么它在理论上就并不比诉诸上帝借以显示的神谕更好。一切自然的自明性，一切客观科学的自明性（形式逻辑和数学的自明性也不例外），都属于“不言而喻的东西”的领域，这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实际上具有其不可理解性的背景。每一种自明性都是一个问题的题目，只有现象学的自明性不是，因为它已通过反思澄清了自身，并证明自身是最后的自明性。想要将超越论的现象学当作“笛卡儿主义”来加以攻击，仿佛它的“我思”是一种前提，或一组前提，以便从中能够绝对“可靠地”推演出其余的认识（在这里人们只是朴素地谈到客观认识），这当然是一种荒谬的误解，但可惜是一种通常的误解。问题并不在于保证客观性，而在于理解客观性。人们终究一定会认识到，没有一种客观的科学（不管它多么精密）真正阐明了什么东西，或有朝一日能够真正阐明什么东西。推演并不是阐明。预言，或认识物理的或化学的物体的客观的结构形式，并据此而进行预言，所有这些并没有阐明任何东西，而是本身需要加以阐明的东西。唯一真正的阐明就是：使它成为可以按照超越论理解的。一切客观东西都服从于可理解性要求。因此，有关自然的自然科学知识并不提供有关自然的任何真正阐明性的，任何最终的认识，因为它根本不研究处于绝对关联中的自然（在这种关联中自然的现实的真正的存在显示出它的存在意义），因此绝不能在主题上达到这种存在。自然科学的有创造力的天才人物以及他们的成就的重要性并不因此有丝毫减损，正如同在自然态度中的客观世界的存在，以及这种态度本身，并没有因为它们可以说是被回溯到绝对的存在领域（只是在那里它们才真正地最终地存在）去理解而丧失任何东西一样。当然，对一切客观的科学的方法借以获得其意义和可能性的基本的“内在的”方法的认识，对于自然科学家和每一个客观的科学家，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这里毕竟涉及到对做出成就的主观性之最彻底的最深刻的自身反思；这种自身反思怎么能不被用于保护朴素的通常的成就免受误解呢？譬如像能大量看到的在自然主义的认识理论影响下的，以及在对于不能理解自身的逻辑学的盲目崇拜中的那些误解。

[1] 请参看附录XIII。

[2] 请参看附录XIV和XV。

[3] 当然，所有的活动，因此还有这种反思的活动，都产生出它们的通常的获得物。在观察中我们获得了通常的认识，熟悉了具有其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性质的、对于我们存在着的对象——同样通过对自我的观察也获得对自我的认识。在对我们自己的评价中，以及针对我们自己和别人的计划和行为中，我们同样也获得了对自己的评价，以及针对我们自己的目的作为我们习惯地保持的有效性。但是所有一般的知识，所有一般的价值的有效性和目的，作为通过我们的活动被获得的，同时被保持的、作为自我—主观的、作为人格的我们自己的特性，是可以在反思的态度中作为形成我们固有存在的东西而被发现的。

[4] 参看附录XVI。

[5] 但是一开始情况并不是这样。对于将日常世界当作人的意识的世界来考虑的康德来说，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通过心理学，——但是这样一种心理学，它使对世界之意识的主观体验真正如它在体验中所呈现的那样表达出来。如果笛卡儿关于“被思之物本身”处于萌芽状态的提示不是被占统治地位的洛克哲学所忽视，而是被导致作为意向心理学产生出来，这本来是可能的。

[6] 参看附录XVII。

[7] 参看附录XVIII。

[8] 这种对于生活上的存在的证明，仅仅在经验范围内就能产生一种充分的确信。即使当它是归纳的时候，这种归纳的预先推定也是一种可经验性的预先推定，可经验性是起最终判定作用的东西。一些归纳可以通过另一些归纳相互证明。因此在其对于可经验性的预先推定中，而且因为每一个直接的知觉本身已经包含归纳的因素（有关客体的尚未被经验到的方面的预先推定），一切都被包含在广义的“经验”或“归纳”这个概念之中。

[9] 参看附录XIX。

[10] 首先我们来回忆以下这种情况，我们称作科学的东西，在作为生活世界经常对我们有效的世界中，是一种特殊种类的有目的的活动和合目的的成就，在这一点上与通常语义上的人的全部职业是一样的；科学还包括一些非职业的类型，即一般不包括目的关联和成就的较高程度的实践意向，以及或多或少是孤立的、偶然的，或多或少是暂时的兴趣。从人的观点来看，所有这些都是人的生活和人的习惯的特殊形态，所有这些都是处于生活世界的总的范围之内，一切成就都汇入这个范围，所有的人，以及做出成就的活动和能力总是属于这个范围。当然，对于处于其特有存在方式中的普遍的生活世界本身的这种新的理论兴趣，要求对所有这些兴趣进行某种悬搁。也即对追求我们的目的的兴趣，以及对一切有目的的生活总是伴随的对于道路、目标和目的本身的批判的兴趣（不论我们实际上坚持这些道路，还是这些道路应当作为正确的道路加以选择等等都要进行批判的兴趣）进行某种悬搁。在按照通常对我们有效的目的而生活时，不论“现在轮到的”是什么样的目的，我们当然是生活在生活世界的地平线中：而且在这里所发生和发展的东西，都是在生活世界中以生活世界的方式存在的东西。但是指向在生活世界中存在着的东西，并不就是指向普遍的地平线。并不就是将被当成目的的东西作为这个地平线中的存在物当作主题，或更确切地说，作为变成了主题的生活世界中的存在物当作主题。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做的就是，放弃对一切科学上的以及其他的兴趣跟踪。但是仅有悬搁还不够，因为甚至一切目的设定，一切计划，都已经以世界的东西为前提，因此就是说，以先于一切目的而被给定的生活世界为前提。

[11] 参看芬克有关“无意识”的附言（附录XXI）。

[12] 当第一次想到经验对象与给予方式的这种普遍关联的先验性时（大约是1898年我写作《逻辑研究》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以至于从那以后，我毕生的事业都受到系统阐明这种相互关联的先验性的任务的支配。本文以下的思考过程将阐明，将人的主观性包括到这种相互关联的问题中，如何一定会引起这整个问题之意义的根本改变，并最终一定会导致向绝对的超越论的主观性的现象学还原。

现象学还原最初的（尽管还需要许多说明的）出现，是在《逻辑研究》（1900／1901）出版几年以后。系统介绍这种超越论还原的新哲学之最初尝试，是在1913年出版的部分著作（《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理念》第一卷）。

从那时以来几十年的同时代的哲学——甚至包括所谓现象学学派的哲学——宁愿固守旧哲学的朴素性。当然，对于一种如此根本的改变，即对于整个自然生活方式的全面的转变的这种最初显露，是很难给以有充分根据的叙述的。在这里，尤其是因为在以下论述中将会理解的一些特殊原因，常常引起由于退回到自然的态度而产生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