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论的意义

在这里我们重新采纳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刚才曾作为在我们看来已经具有超越论的—哲学的倾向的想法预见过，并且已经预先向我们提示一种从心理学通向超越论哲学的可能道路的理念。在心理学中，自然的—朴素的态度引起这样一种结果，即人的超越论的主观间共同性的自身客观化——这种自身客观化，本质必然地属于对我和我们来说是预先给定的被构成的世界的组成部分——必然具有一个由超越论地发挥功能的诸意向性构成的地平线，这种地平线是任何反思，即使是心理学的科学的反思，也不能展示出来的。“我，这个人”同样地“其他的人”——它们分别表示自身的统觉和他人的统觉，这些统觉连同所有属于它们的心理的东西，是一种超越论的获得物，这是在其个别性当中流动变化着的获得物，是由在朴素态度中被隐蔽了的超越论的诸功能而来的。只有冲破这种朴素性，只有用超越论还原的方法，才能回溯到超越论的历史性，这种统觉的意义成就和有效性成就最终是来自超越论的历史性。我，这个心理学家，像每一个人一样，以一切心理学、一切精神科学、一切人的历史所坚持的那种毫不动摇的朴素性，经常地朴素地实行对自身的统觉和对他人的统觉。当然，在这过程中我可以将我自己，将我的和他人的心灵生活，我的和他人的变动着的统觉，当作主题来反思；我还可以回忆自己；我作为精神科学家，可以将历史可以说当作共同体的回忆而引入主题；我可以带着理论兴趣，通过观察实行对自身的知觉和对自身的回忆，并通过移情作用的中介利用他人的对自身的统觉。我可以询问自己的和他人的发展，将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共同体的回忆）当作主题来探究；——但是整个的这种反思仍然保持在超越论的朴素性中；它实行一种从超越论上可以说是现成的世界统觉，而与此同时，超越论的相关物：（现实的或作为沉积物）发挥功能的意向性——它是普遍的统觉，对于各个特殊的统觉起构成作用，并赋予它们以“这个和那个人的心理体验”这样的存在意义——仍然完全是隐蔽的。在世界生活的朴素态度中，存在的恰恰只是世间的东西；就是说被构成的对象极（但却并没有被理解为这样的东西）。心理学像任何一种客观科学一样，是受前科学的预先给予的东西之领域约束的，因此是受能够用公共语言称谓、表达、描述的东西约束的；在我们的情况下，就是受以我们的语言共同体（从最广义上理解，就是欧洲人的语言共同体）的语言表达的心理的东西约束的。因为生活世界——“我们大家的世界”——与能够共同谈论的世界是同一的。每一种新的统觉通过统觉的转移本质上都导致周围世界的新的类型化，并且在交往中导致一种命名，这种命名立即汇入到公共的语言中。因此世界始终已经是可在经验上公共地（主观间共同地）解释的，并因此同时是可用语言解释的世界。

但是通过超越论现象学的态度转变而造成的与朴素性的决裂，现在产生了一种有重要意义的（对于心理学本身有重要意义的）变化。当然，作为现象学家，我随时可以返回到自然的态度，返回去朴素地实行我的理论的或其他的生活兴趣；我可以再像往常一样，作为家长，作为市民，作为公职人员，作为一个“好欧洲人”而行动，就是说，作为我们人类的一员，作为我的世界中的人而行动。像往常一样，——然而并不完全像往常一样。因为我再也达不到旧的朴素性了，我只能理解它。我的超越论的洞察与目的指向，在这种情况下变成了仅仅是非现实的，但它们仍然是我自己的。而且不仅如此，从前的朴素的自身客观化，作为我的心灵生活的经验的人的我，处于一种新的运动之中。所有这些新式的仅仅与现象学的还原相联结的统觉，以及新式的语言（即使我不得不使用日常语言，也是在必然改变了意义的情况下按新的方式使用的），——所有这种以前完全是隐蔽的东西，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东西，现在都流入了自身客观化中，流入了我的心灵生活中，并且作为它的基本成就的新揭露出来的意向背景而被统觉。我甚至从我的现象学研究中知道，我，从前朴素地存在的我，那时只不过是以朴素的隐蔽性的样式存在的超越论的我；我知道，有一个进行构成的对立面不可分割地属于我，因此第一次产生出我的全部具体性，这个作为人而再度被直接统觉的我；我知道超越论功能的这整个维度，这些功能彼此普遍地交错着，并且延伸至无限。如同从前心灵的东西一样，现在这些新流入的东西，也通过这种物体的身体（本质上总是一起被构成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中具体地定位；我这个人与现在赋予我的超越论的维度一起，处于空间中的某个位置和世界时间中的某一时刻。因此，在这种向自然态度的返回中，每一新的超越论发现都丰富了我的心灵生活，并且也（通过统觉毫无困难地）丰富了每一个其他人的心灵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