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说，这本书是他的《战争与和平》

书与人

记者◎孙若茜

威廉·福克纳和他的著作《寓言》

9月25日，福克纳诞辰120周年。他曾倾注最多心力，花费十余年创作的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获奖小说《寓言》终于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书评界有这样的说法：想要接触诙谐轻松、平易近人的福克纳，就去读《我弥留之际》；想要在他的作品里寻求侦探小说般的刺激感，可以去读《圣殿》；想要享受最会讲故事的福克纳，或许要看《八月之光》；想要一定难度却又想收获颇丰，那就推荐《喧哗与骚动》；倘若要选出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那该是《押沙龙，押沙龙！》；而万一追求的是阅读难度和挫败感，那就试着读一读他的《寓言》吧……

《寓言》是一部战争题材的作品，讲述了“一战”期间发生在法军战壕里为期一周的一次“兵变”事件：1918年春天，星期一上午9点，法军前线某军团中士以下的3000名士兵在一名下士及其领导的12名普通列兵的影响下，集体拒绝进攻，与之对阵的德军也暂时放下了武器。于是，当天中午全线停火，下午3点后，西线战事全部陷入沉寂。接下来，是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如何调查并处置此事，并通过什么手段让战争得以继续……

福克纳对这本书的构思来自“二战”期间美国好莱坞的一场讨论。当时是1943年，他与制片人威廉·贝彻、导演亨利·哈撒韦聚在一起谈论一部有关“无名士兵”的电影拍摄计划。有人提议说，“无名士兵”可能是耶稣基督转世，带给人类最后一次和平的机会。这个提议虽然没能让电影出炉，却令福克纳非常兴奋，由此被激发的构思在他的头脑中发酵了十几年，最终形成了《寓言》。

作者在书中将发动兵变的法军下士及其12名追随者与耶稣基督及12门徒形成了对照。他们在两军对垒的前线阵地上私下与盟军士兵串联，言传身教传播和平福音，四处宣扬非暴力抵抗和兄弟情谊的理念，让士兵们明白自己手中其实是握有放弃战事、阻止杀戮的权力的。后由于“犹大”出卖，双方军队首领闻讯后开始紧锣密鼓地谋划如何挫败这一行动，以确保战争继续进行下去。最后，兵变遭到挫败，但他们在和平主义的旗帜下虽败犹荣。

在诸多线索上，兵变事件背后的故事都与《圣经·新约》中的耶稣复活形成了互文类比，但福克纳研究专家诺埃尔·波尔克认为：它算不上基督教小说；虽然它取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并不以战事为情节框架，而是刚好相反，叙事焦点放在拒绝战事上面，因此又不同于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之类的战争小说；它涵盖和平反战的主题，但不是乌托邦小说；它揭露了军事上的黑幕，却也不是类似于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反乌托邦小说；书中传令兵等主要人物所经历的道德立场转变使其局部看来像是成长小说，但基于下士与老元帅之间道德抗衡的整体情节设置让这部作品更倾向于归入“哲学小说”的范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思想小说”。

作者意欲将自己关于宗教、政治、道德伦理等方方面面的思考都通过人物、情节表达出来，因而显得纷繁复杂，晦涩难懂。在一众人眼中，《寓言》就像是福克纳的一场“高尚或英勇的败仗”。有批评家认为，由于福克纳“试图以一种抽象、分析、直言的方式说出在他的最好作品中根植于黑暗经历的东西”“把思想强加给了历史……而没有让它们自然生长”，因此作品便充分暴露了他的弱点，以至于“我们或许不得不说福克纳写出了《寓言》，却伤害了自己”。丹尼尔·J.辛格曾在《威廉·福克纳：成为一个现代主义者》中直接将这个故事总结为：“一个关于基督第二次降临、竟然降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中的含糊不清的寓言故事。”

这些诟病的众声喧哗甚至一度覆盖掉了它所获得的赞誉，诸如“极具震撼力的场景”“雄心勃勃的构思”等等。即便它是福克纳倾注最多心力，视作珍宝的一部作品，即便他不止一次地在书信里称自己的这本书是史诗、杰作，甚至于是他的《战争与和平》，即便它为当时已经拥有诺奖的福克纳在1955年又斩获了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使其官方认可从一开始就不逊于代表福克纳毕生主要文学成就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

《寓言》几乎在全世界都被贴上了晦涩难懂的标签，不仅仅之于普通读者。据美国学者称，美国大学里的福克纳研讨课也通常会忽略这本书，在西方学界，无数学者在讲座、文章、著作里对福克纳的作品做出过训诂式的宏大论断，却几乎不曾提及这本书，这使它近乎成了福克纳研究领域一个匪夷所思的盲点。

20世纪末21世纪初，当西方不再把文学性、艺术性作为评论的着眼点，跳出了“新批评”的框架，走上文化研究的路子，把它的思想性放在更高的位置上，《寓言》的评价才逐渐得到更新。虽然对它的研究依然曲高和寡，但它终于不仅被认为具有研究价值，而且其价值之高更是在于有助于对福克纳整体思想的了解，甚至起到一个提纲挈领的总结作用。

我国对福克纳作品的译介最早始于20世纪30年代，80年代时已成规模，其代表作《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圣殿》《八月之光》《坟墓的闯入者》等都依次有了中译本，但《寓言》始终没有被翻译，因此更不用去多谈研究状况。“迄今为止，中国对福克纳的翻译和研究仍然局限于他所构建的约克纳帕塔法王国，对他的非南方背景和主题的作品，无论长短篇小说都很少研究，甚至可以说，还没有触及。”国内福克纳资深研究专家陶洁先生这样写道，“对我来说，《寓言》也是我一直琢磨不透的一本小说。我在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写《福克纳研究》时，原计划要有一章专门讨论福克纳不以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为背景的几部小说，由于不知怎么处理《寓言》，我的书迟迟不能完稿。最后出版社催急了，我只好不写那一章，至今认为是这本书的一大缺陷。”

直到最近，福克纳诞辰120周年，其系列作品重新在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时，我们才得以见到一些拾遗之作，其中就包括由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英语系副主任林斌教授所译的中文版《寓言》，以及《小镇》《大宅》和《福克纳短篇小说集》等等过去未被翻译或未完整出版的作品。也许，对于国内的福克纳研究，这或将是一个新的开始。

书与人

三联生活周刊：曾有评论认为，由于福克纳“试图以一种抽象、分析、直言的方式说出在他的最好作品中根植于黑暗经历的东西”“把思想强加给了历史……而没有让它们自然生长”，因此作品便暴露了他的弱点，你怎么看这个评价？

林斌：这个表达我觉得还是挺客观的，这部小说比他所有的作品都要抽象，都具有分析性，表达思想都更理性、直白。福克纳以这种方式思考，算是把前期的那些成功的作品做了一个总结，思想上做了一个大的概括，把他的那种雄心壮志、对人类的悲悯之情，或者一种现代派的大情怀以宏大叙事的方式表现出来。有评论家觉得这违背于福克纳熟谙的手法，因此就变得有点不自然，有强加的成分，文本稍微拖沓、沉重，或者让人觉得不那么好看。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这本书的晦涩难懂是因为作者故意制造了理解的难度，想要放入宏大的立意，还是写作本身留有的缺陷？

林斌：我理解他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他想让这个文本承受起非常高远的立意。我最近也在看一些资料，他在书信里几次称这本书为史诗、杰作，甚至于是他的《战争与和平》。这部小说他创作了十年，十年之内他想写成《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一部鸿篇巨制，能让自己满意很困难，他的想法很宏大，但是自己又一直离它太近。用他的原话来说：“这就像是近距离地站在一头大象身边，过了一阵子你就根本看不见这头大象的全貌了。”换句话说，就是太有野心了。这十年中，他有时甚至写不下去了，但由于自己的预设，又必须将它完成，不然这对他来说恐怕会是一个很大的挫败。

三联生活周刊：据说在美国和其他地区，福克纳研究已经较之前扩充了研究范围，探讨新问题，新的理论对于《寓言》这本小说有了很多新的看法，不再强调这是他江郎才尽的表现了？

林斌：从评论的角度来说，一开始大家纠结的是这个文本的语言表达，认为从文学性、艺术性的角度看它，似乎有残缺。而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西方已经不再把这些作为评论的着眼点，跳出了“新批评”的框架，走上了文化研究的路子，把它的思想性放在了更高的位置上。像福克纳资深研究专家陶洁先生在这本书（中译本）的序言里写道，这本书的主题否定了“福克纳不关心政治、不探讨政治题材”的说法。

因为一般来说，大家都觉得福克纳好像不会直接参与政治、宗教这些东西，也没有特别泾渭分明的倾向性。可能是他之前以一种隐晦的，更具艺术性、文学性的方式在阐释南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没有那么明确、清晰地把它拖出来给人看。但在这本书里，这却成了小说的思路框架，成了构建思想内核的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部作品被学界认为有研究的价值，其价值在于它有助于对福克纳整体思想的了解，甚至起到一个提纲挈领的总结作用。之前那些隐含的、分散的思想到这儿都集中起来，以一种显性的方式表达出来。相比《喧嚣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坟墓闯入者》这些在艺术构思和情节设计上更可圈可点、更能代表现代派大师手笔的作品，《寓言》想表达的东西就太繁复了，思想太沉重了，有点文本不能承受之重，所以艺术性、文学性相对就有可能稍微弱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他在这部作品里是怎样表达所谓“重”的思想的？

林斌：有评论家说过，他在接受诺奖时的演讲，跟《寓言》里面主要人物的一些长篇大论的宣泄是吻合的。这实际上会产生一些误导，因为诺奖的发言是他本人的声音，肯定是他本人的想法，但在小说里同样的声音所依托的却是一个反面人物。那个人在书里是军队的至高指挥官，一个象征着战争机器的老将军，他对那个为信仰殉道的下士（实际上是他的私生子）说的一段话，跟福克纳在诺奖颁奖礼上的言辞和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是全篇小说的一个叙事高潮，也是一个核心的篇章。

这倒符合福克纳经常用的一个策略，比如在《坟墓闯入者》那个关于青少年成长的故事里，作为主人公的孩子一直受一个律师，也就是他舅舅的影响，直到他慢慢摆脱其影响，才得以取得思想上的飞跃。舅舅就是一个相对反面的人物，但他所说的话却有时候会让人误以为是福克纳在评论南方的道德伦理之类的大命题。

这有点反讽意味，一方面让人觉得是福克纳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觉得怎么这些话放在那样一个人物身上？是不是故意要拉开叙事距离？对于其中包含的作者意图，评论界对此众说纷纭。这可能也是福克纳的含混性，是现代派的一个写作特征，他大概不想做明确的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避免了让一个正面人物振振有词地说出冠冕堂皇的话，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形成一种高大全的金光闪闪的形象。这本身就是现代人价值观的矛盾性。

虽然学界一般不把他与海明威所代言的“迷惘一代”联系起来，但实际上他就是那一代人，他自己肯定也迷惘，可能把他的“迷惘”转嫁给了他的人物，以及他的读者。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书在写法上有别于以往作品的是什么？

林斌：这本书不玩弄“意识流”等现代主义写作技巧，在表现手法上相对保守、朴实一些，是相对现实主义的、各个场景都写实的作品。虽然作品的整体构架和情节设置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时间的碎片化，但它并不在写作手法、现代派的技法上面见长，重点在思想表达，在对于人类的悲悯情怀上。在我翻译的最后统稿中，有好几次都特别感动，甚至有醍醐灌顶的那种感觉，因为他竟然有这么宽广的胸怀，这么高尚的情怀，以及对人类境遇的大视野。我其实多年来一直是研究南方女性作家的，所以有很多比较，因此更能理解福克纳虽然源于南方，但又不能简单地贴上“南方作家”的标签，因为他是属于世界的，属于人类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书被作者命名为《寓言》，你认为作者有什么额外的表达或者想强调的内容吗？

林斌：英文里有不止一个单词对应“寓言”，比如“allegory”会更具宗教色彩，而福克纳用的“fable”，实际上是《伊索寓言》的“寓言”。伊索寓言后面都有一个道德寓意的提炼，而这本书的主题在很大成分上就是道德问题。福克纳的道德观是南方文化赋予他的，他用这样一个方式来推及整个宇宙，覆盖整个人类，这就是现代派的一种情怀。

另外，书里面有几个关于动物的故事，是作品没有脱离南方文化之根的一个内核。我在译序里对那几个故事进行了梳理，它们能与福克纳南方题材的作品发生关联。换句话说，普通读者多见福克纳的南方构建，能在那里面找到一点共鸣；于作家而言，这就像是画家画完一幅画在上面盖了个戳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所谓南方赋予他的道德观具体是什么样的？

林斌：在他的诺奖致辞里有这样的话：“我认为人类不仅会延续还会胜利。他是永生的，不是因为只有他在万物生灵中拥有不倦的声音，而在于他有灵魂，能够同情、牺牲和忍受的灵魂”，而“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是歌颂这些。通过提升人类的心灵，提醒他们牢记勇敢、荣誉、希望、尊严和同情这些昔日的光荣，来帮助人类生存下去，这是作家的荣幸。诗人的声音不仅是人类的简单记录，而且还是能够帮助人类持续和获胜的支柱之一”。这里的勇敢、荣誉、希望、尊严、同情就是从南方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

南方有一种对自然和土地的崇敬与热爱，这在几乎所有南方作家的作品里也都能看到，这种赋予无疑会激发出一种勇敢勤劳的精神。同时还有对家乡和家人的热爱，他们强调人类的道德品格、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与意义，重视人类的情感，尤其是爱、友谊、亲情在生命中的位置，这就派生出一些对荣誉、骄傲、原则等等优秀品质的恪守和追求。这种通常被认为是前现代社会的传统品格具有一定的南方社会文化意义，但福克纳认为它属于整个美国，属于整个人类，并用他毕生的创作去维护它、阐释它——从这个意义上讲，《寓言》可谓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