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是历史的终结还是新的开端

一、五四以后是历史的终结还是新的开端？

1919年，是一个历史性的界标，但我们的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不能受制于这样的划分，特别是在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中，1919年之后与之前呈现出一种断裂迹象，似乎1919年之后的中国历史没有了社会文化变革和思想推进的意义，这之前80年的现代化追求至此突然消失了。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两面大旗“民主”和“科学”，在此后中国的命运和历程如何，便缺少研究。而此后20—30年代中国人对近代中国强大的思想进程的反思和对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努力，更有许多领域被学术界所忽视。从一些讨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及现代化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状况。一般都在对前期中西文化冲突大背景下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探寻进行了恢宏的思想文化史论述之后，一到五四运动就或者转化成仅仅是政治思想斗争的历史，或者干脆不论关于五四以后特别是20—3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变革与现代化发展的内容。那么，这之后的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的状况到底怎么样了？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又在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在进一步推进着？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们研究者的疑惑，也会是一般的历史学习者必定要提出的问题。

同时，学术界对中国近现代的科学文化进行了很多研究，但又有一误区。大多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文化的研究者，将立足点仅仅放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谓的“科学”权威到“科玄论战”为标志的所谓“唯科学主义”的论述和批判上，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不少。⁽¹⁾当然，我并不否认他们研究的必要性甚至深刻性，我只是觉得如果仅仅有这一个方面的研究是否能代表近现代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历史全面性？是否能够概括近现代中国人心目中“科学”的真义？特别是在这种研究中，甚至将“唯科学主义”作为近现代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主线，对正处在现代化探寻过程中的中国及其科学化的努力，做了许多“后现代”的研究与描述。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科学在近现代中国已经很发达，甚至已经给中国带来了许多罪过，非进行批判不可。这种研究的后果是不是掩盖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真缔，遮蔽了近代中国人倡导“科学”的真义？而对近现代中国科学到底是如何发展的？发展到了何种程度？中国先进人士对科学的倡扬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和影响？它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这一切问题却很少有人去做具体而系统的实证研究。而如果这一些具体的问题得不到很好的研究和把握，那么，由于时人对“科学”及其问题有着相当不同甚至带本质区别的理解，我们今天仅仅用“唯科学主义”这样一种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西方抽象术语，来对发生在1923年的那次争论甚至对整个近现代中国的科学文化进程进行概括性评判，其中有多大的史学诠释能力，是很值得重新讨论的。

另外，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存在着一个在落后中崛起的过程，特别是经过前期科学引进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宣传，“科学”观念确立以后，在20世纪20—30年代，不仅是现代科学在中国有重大发展，而且自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还出现了30年代的科学文化繁荣时期。对这一现象又如何看待？

正是基于这些疑惑，我们应重视对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与现代化的研究。重视这一时期的科学发展及其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影响，深入考察作为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理念——“科学”的历史流变，考察中国科学在20—30年代的发展状况和发展程度，特别是对科学本土化、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以及科学文化与现代化等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同时，应从科学发展推动力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和思想变动，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和新的文化评判，特别是对与其相关的科学与技术、科学与教育、科学与社会以及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人、科学与政治等重大关系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当然，真要做这一研究，还是有很多的障碍。已故当代法国学者艾宏（Raymond Aron）曾说，后人论史得力于“后知之明”（retrospective meditation）。⁽²⁾意谓可就已知之“果”（effects），推见未显之因（causes）。但“后见之明”也常常被后来累积的偏见与成见所蒙蔽和歪曲。特别是对20—30年代中国科学发展与社会思想文化及现代化问题来说，更是如此。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五四以后这段历史的印象大多只是一些经特别选择而得到反复强调的面相，即使对科学已有的论述和研究也大多只是片面地谈唯科学主义这样一个方面。要把这种被遮蔽了的历史重新揭示出来；要把被成见所曲解的历史重新反正过来，其中的困难也就可想而知。同时，由于长期以来人们缺乏对这一时期中国科学发展与现代化等问题的系统实证研究，特别是对众多的史料缺乏系统的整理，也就使得研究者必须本着科学的态度，去详尽地占有、把握和分析史料，这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总体脉络上看，20世纪20—30年代是对五四主题话语或反思、或转变、或实践的过程。如果说五四时期各种命题的形成是知识群体不断地反思民族国家的话语、进而批判传统、宣扬西方文化，力图在政治参与之外另辟一个“试验室”的表现的话；那么，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们则开始打破文化“试验室”式的自我沉溺的壁垒，把中国社会纳入到具体试验的事业之中。如果说五四时期有一种把在“试验室”中文化讨论的命题变成了一种非历史性的抽象形态的倾向的话；那么，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则在进一步进行理论思考和对五四基本理念进行整体反思的同时，更加务实地开始实践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事业。换言之，如果说五四及之前是中国现代化的序曲和前奏，那么，五四之后则是正剧的正式开始，是现代中国的正式开端。我想只有进行这样的判断，才能理解20—30年代中国社会思想、组织和实践演变的复杂内涵，才能理解这个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可多得的黄金时期。

在对五四众多基本理念的反思中，相对而言，科学的观念和努力表现了更多的历史延续性，对“科学”的理解相对更为成熟，尽管紧接着在1923年就发生了“科学与人生观”之争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论战，人们对科学的信奉和实践并未因此而削弱，反而更为加强。因而对科学的实践也就更早更明确，科学的发展和现代格局的建立更明显。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成了推动20—30年代现代中国真正开始兴起的一个重要推动力，甚至是第一推动力，也成了我们研究和把握20—3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以致整个现代中国兴起问题的重要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