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副市长弃官从商

2.温州副市长弃官从商

你现在看到的是吴敏一辞官前的情景,确切地说,是2003年5月以前的吴的生活情态。后来吴敏一依照我在文章中提到的“六个标准”,“下”到红蜻蜓集团的“海”里。可是,你在本书中看不到我对这个事实的叙述,当然,吴随后又从“红蜻蜓”跳到别的“海”里的事实,你更看不到了。尽管我有充分的便利补充吴在最近半年的信息,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吴的下海,是近年来弃政从商潮中的一个另类,他是在没有落实“下家”的时候作出下海抉择的。探究他为什么要下海,远比关注他下海后干了些什么更为重要。

在本文中,我还强调了吴敏一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官员从政平台的大小到底由谁来决定?看上去,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吴辞职下海的事实本身,但很多受访者提醒我,讨论一下这样的非重点问题,或许比事实本身更有价值。

一贯守时的吴敏一迟到了。

2003年4月6日晚9点,我如约赶到温州市一个叫香榭丽舍的茶楼里。半个钟头过去了,吴还没有现身。在一个名为“主席2”的包厢内,与我一同等候的人不下10个,除了来自北京的官方人士,大多是温州政界商界的头面人物。

和我一样,他们也是被吴的“挂冠”牵引进“主席2”的。所不同的是,我是为采访而来,我想知道以学者型官员形象名震中国经济界的温州市副市长为什么要辞职,而他们是为聚会而来,一个充满饯行意味的聚会。

距离10点还有一刻,吴敏一打躬作揖连声抱歉地来到“主席2”。看上去像个教授的吴,脸色泛起片片红晕。嗅觉告诉我,姗姗来迟的吴喝酒了。

他说:“我刚刚结束第五个场子。”

过去的一个月里,吴敏一委实太忙。5月,温州市政府换届,决意挂冠的他,不但要站好最后一班岗,还要应付接踵而至的“场子”。“场子”者,饭局也。

落座不过5分钟,为吴设下“场子”的手提电话响了,我听他在电话中满怀歉意地说,吃饭实在没有时间,再吃一个月也吃不过来。听者感叹:谁叫你性情豪爽,送行的人门庭若市,想推也推不掉,这回,感情有了,胃口喝没了。

吴敏一苦笑,他为“场子”而累,却也为“场子”而乐。在他看来,这表明他做人是成功的。为“主席2”埋单的一位温州商界的女性说:“我们眼中,他不是市长,是兄长。”

浙江政界一位官员次日感叹说,一个行将弃政从商者,一个由官而民者,能受到政商两界毫不避讳的饯行邀约,是不容易的。

吴敏一风格

吴敏一有一个观点:做人成功,才能做事成功,做事成功,才能做官成功。

45岁的吴,回想18年的官宦生涯,觉得自己在以上三个层面都做得不错。“虽然最高的官职仅仅是个副市长,”吴不无自信地说,“但有多少副市长能像我一样,获得从官到商到民的一致认可?”

在一个视低调谦逊为成熟标志的官场,吴的说法让人惊诧。而熟悉吴的人早已习以为常,这就是典型的吴敏一风格:敢说,敢做,能说,能做。

温文尔雅的吴,说起话来常常语惊四座。过去的几年,我在一些全国性经济论坛上不时听吴以这样的句式发言:“我不同意刚刚几位专家学者的意见,我的看法是……”

面对一些大牌经济学家如此放言,当然不是因为“官大论点大”。1977年受惠于邓小平恢复高考政策的吴敏一,在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攻读了7年经济学。1985年春天,经济学硕士吴敏一走进官方研究机构:浙江省计划经济委员会经济研究所。这是一个处级建制的研究部门,同时挂着长期规划处的牌子。四年后,当上副所长的吴,也同时当上了长期规划处的副处长。

吴敏一的官宦生涯由此发端。让他走得更远的,不是权术,而是学术,确切地说,是他的经济学研究成果。1990年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1994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的吴敏一,以充满活力的浙江经济为研究蓝本,对中国经济的政策乃至走向,做了引人注目的方向性的探究。他是最早提出分税制的研究者之一,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中央和地方的分级调控、工业化、城市化、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上。

三十几岁的时候,他去北京参加研讨会,与会者常常拿着他的论文往70岁的人群中找他。2002年11月,我在苏州参加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增长论坛”,他和樊纲博士同台演讲。十几年前,樊曾名列经济学家“京城四少”。一位在座的资深财经记者说,吴敏一出道比樊纲早,出名也比他早,如果不是做了“政府经济学家”,今天做主题演讲的可能就不是樊纲而是吴敏一了。

或因研究的事情做得好,颇受领导器重的吴敏一,官也做得顺畅。1995年,37岁的吴在参加工作的第十个年头,获得了一顶副厅级的“乌纱帽”:浙江省经济建设规划院副院长。1998年10月,吴敏一领命,出任温州市副市长,分管科技、体改、工商、社保、物价等工作,从此,他的经济研究和经济工作开始了亲密接触。

四年半过去了,吴敏一以一个副市长的身份,赢得了政绩。趁着酒劲,吴对自己“盖棺论定”,说自己在很多层面做得不错,突出的有六点:信息化建设和高科技发展、信用体系建设、私营企业和市场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构筑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政府审批制度。

外人看来,后四个层面固然突出,但以中国视野乃至国际化视野观之,价值最大的是信息化建设和信用体系建设。前者对温州企业的未来意义最大,后者在浙江以外流传最广。

去年两会的主题之一是信用问题。一般认为,最早提出信用问题的是吴敏一,从打造信用温州,进而推广到打造信用中国,信用在2002年之后的中国是一个热点话题。事实上,吴敏一亲自操作的信用温州,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信用,还是跟国际接轨的技术层面的信用体系。譬如,建立信用评估系统、查询系统等。

两年前,吴敏一倡导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时候,一些温州企业颇有些不以为然。卖鞋子卖打火机需要信息化吗?广州温州商会会长刘剑说:“吴副市长的信息化,给我们私营企业带来的益处,现在看来意义深远,两年前我们的理解实在太肤浅,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为温州私营企业国际化的未来奠了块基石。就全国而言,温州私营企业信息化应用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

概而言之,吴敏一将“温州模式”延伸为“新温州模式”,前者代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后者对应新的世纪,以及温州的未来。

吴在赢得政绩的同时,也赢得了口碑。四年多以前,吴从杭州调来温州的消息传出,温州人对吴的认知停留在“出国不带翻译,说话不用发言稿”上。书生论政尚可,从政怎么样?

一位温州商人说,排外而务实的温州人被务实的吴敏一所折服,把吴完全当成了自己人。四年半之后,吴敏一受到的评价,其程度之高,范围之广,在温州官场历来罕见。甚至于温州人原本不太喜欢的他的“虚玩意”,也折服了温州人:滔滔不绝,坦诚相对,温文尔雅,汇报工作不念稿子。

吴敏一由此赢得了一些朋友,上上下下,和者众多。一位坐在我身边的区长级官员说:“我们跟吴市长玩,不是在意他的官大,而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

期待完美的“三段论”

有政绩有口碑,吴敏一何以辞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我问学者化倾向浓厚的他,是不是一开始就不喜欢为官?我曾采访过40多名下海的各级官员,不少人说他们走上仕途太过偶然,内心里并不喜欢。吴摇摇头:“不是,我喜欢当官,我到温州任职,是自己跟组织上要求的。”

吴的坦率超乎我的想象,敢对一个记者说这样的话,吴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官场中人。

那为什么突然间挂冠而去?我向吴转述了两个传言。

来温州前,北京经济界新闻界对吴的辞职已议论了一个多月。传言之一是,吴没有当上市长负气而去。传言之二是,中组部派员前往调查吴敏一的辞职,觉得他和温州富商走得太近。

一向平和的吴,还是那样平和,而他身边的朋友,跃然脸上的愤慨有些掩饰不住:“这不是传言,是谣言。”他们还说,中组部调查吴敏一一事,无中生有,一派胡言。至于没有扶正而出走,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吴捡起一根别人递上的烟,点上火,柔和的灯光下,吴的烟头节奏均匀地忽明忽暗。我惊讶,他竟然没有上火。

这个平素不抽烟的人弹了弹烟灰,大大方方地说,既然是做官,他当然希望有个更大一些的舞台,一个和自己的能力和水平相匹配的舞台。可是,做官,做多大的官,不是任由个人决定的。明白了这一点,为什么要负气?负谁的气呢?谁也没有呀!

他的心态看上去很好,他说既然做官的空间有限,很难有更大的作为,那就换一个舞台好了,他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辞职完全是个人选择,不是组织上或者哪个个人压制我的结果,”吴把烟头摁进眼前的茶碟,“省里跟我谈过了,我可以去省里为官,组织上是关心我的,只是我自己不愿意而已。”

去年,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有个连线的直播节目,主持人问他:你做学者很成功,做官员也很成功,你能否预测一下,未来几年后会不会重新回到学术之路?

吴以旅游比喻人生,说人生经常从终点回到起点,但是,他是一个喜欢创新的人,不喜欢墨守成规。他的意思是,他会选择其他的道路。

一个月之前,他向组织上递交辞职报告的时候,决定经商去。他很果敢,他的工龄还差3年就30年,依照浙江省的规定,他在三年后就可以脚踩两只“船”:一边拿着退休工资享受高干待遇,一边干自己想干的事。可是,他不愿意等到三年后,尽管杭州的好友纷纷劝他。

吴把手朝空中一挥:“我现在还可以回头,可是我不会回头的,我自断了后路。”

我的直觉,吴在潜意识中期待着一个完美的“三段论”的出现。

他走进“主席2”的第一句话,就是人生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治学,13年的经济研究给了他自信,他的结论是:成功。

第二阶段是为官,4年半的温州实践让他更自信,他的结论同样是:成功。

第三阶段是经商,这是一个未来时态,即将开始,他期待他的结论同样是:成功。

吴的志向惊人:他要为未来的私营企业创造一个方向性的模板。

寻找“下家”的六个标准

自断退路,又志向远大,听起来很有些破釜沉舟的味道,但和吴敏一面对面,你感受不到半丝悲凉之气。

一个让人难以相信的事实是:已决定辞官下海的他,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下海的“起跳点”。不是没有企业要他,而是他没有挑中别人。

追踪官员下海已经三年,至今为止,我还没有见到一个没有找到“下家”就决定辞职下海的。非但没有见到,也没有从报章上听说过。

吴见我露出不解且狐疑的表情,有些得意地说,之所以敢这样干,是因为他有智慧勇气和自信。他理解做企业需要三个资本:知识资本、人缘资本、货币资本。他缺的是货币资本,其他两个不缺。而当今市场,不缺的是货币资本,真正稀缺的是他拥有的知识和人缘两大资本。

仰仗这两大资本,吴对自己即将选择的企业规定了六条标准:

超越区域限制,立足温州,面向世界,企业的根在温州,但市场等等层面的影响力在外面,否则会限制自己的视野,没有意思;

超越产品限制,不是纯粹的卖鞋子或者电器什么的,而是一个多元化的产品格局,否则太狭小,没有意思;

超越品牌限制,要选择一个有成熟品牌的企业,经营一个品牌,而不是一个产品,或者直接搞一个项目,否则就像一个赚钱机器,没有意思;

超越利润限制,要选择一个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企业,不是单纯地为了利润,一个不把事业作为企业奋斗目标的企业,没有意思;

超越风险限制,不是选择一个没有风险的企业,而是选择一个风险度比较小的企业,倒不是害怕风险,而是觉得一个没有跨越高风险度的企业,是稚嫩的,没有意思;

超越老板限制,要选择一个素质高的企业家一起合作,再好的企业,如果老板和自己不投缘,又有什么意思。

一句话:吴敏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一些温州商会的私营企业主说,吴敏一不是好高骛远,他所谓的六条标准,代表着温州乃至中国私营企业未来的方向。凭借他的素质,他应该选择符合六条标准的企业,只有这样的联姻,才能有真正的双赢。

就温州而言,符合六条标准的巨人型企业不下四五个。

当天下午,浙江一家媒体致电正泰集团宣传处长:吴敏一是不是要去正泰?

我把问题递给吴,吴笑,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很多人猜测我要去正泰,或者德力西,等等。我跟他们确实关系不错。”

“你是不是已经和具体的某家企业谈妥了?”在我的意识中,没有一个“归处”已经谈妥的企业,吴应该不会开出这么高的“六条标准”。

“真的没有。”

彼时大约是午夜零点时分,偌大的“主席2”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的酒气早已散尽。他说他没有满意的“下家”的时候,一脸的真诚,就差说“用人格担保”了。他说他最后很可能去一家别人意想不到的企业,一家他先前没有任何联络的企业。

“如果你找不到符合六个标准的下家,你不怕丢面子?”

他又回答了一句老话:智慧、勇气加自信。

下海的境界

智慧、勇气加自信,只是吴敏一胆敢在45岁赤条条辞职下海的原因之一,而非全部原因。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吴与众不同的“官念”:做官只是一个平台,不是终身职业。

吴敏一这样诠释他的新“官念”:把当官视作一种职业,一种终身选择,就容易为做官而做官,洒脱不起来。而吴将做官当做一种平台,心境立时平和起来,因为平台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更换。一旦感觉平台小了,不能充分施展自己,就选择挂冠,奔别的平台而去,没有那么多的心理负累,也就极为简单地超越了负气之类的常见状态。

就众多下海官员而言,这样的“官念”不是人人都有的。受访者认为,这正是吴敏一下海的境界所在。

一个和吴敏一打过多年交道的企业界人士说,新“官念”由吴敏一口中道出,你不会怀疑他的真诚。吴虽然热衷做官,但并无甚官场恶习,他给人的印象几乎都集中在做人做事上。他是一个做事的人,如果用庸俗的官场哲学分析他的缺点,你或许可以批评他张扬,自命不凡。比如,不管见了多大的领导,在什么样的场合做报告,吴总是不看稿子,即兴发言。

“张扬说”受到很多人的诟病,有人生气地说:“我想不通,吴敏一的随和,平民化,怎么能力一强就成了自命不凡了?”

“主席2”里的吴,对张扬、自命不凡这样的说辞也很感冒。他说年届不惑的他,对于官场潜规则洞若观火。他不愿意把自己伪装成低调成熟,也不刻意将自己包装成“新派官员”。坦荡为官,或者说以自己觉得合适的方式为官,他喜欢。

“依照自己的喜欢,有可能影响升迁,但是以自己不喜欢的方式,即使升迁了,又有什么意思呢?”吴起身上了趟洗手间,回来接着说,“做官是没有止境的,做了大官,还有更大的官,没有个头,如果你做官纯粹是为了权力和乌纱帽,不仅没有意义,还会很累,做不好。”

吴说:“我以前不太懂IT行当,我要在副市长的平台上推动信息化,就努力学习,2001年还去了美国哈佛大学,现在我自以为是个IT专家,为什么会这样?”他自问自答,“就因为我把做官当做做事的平台嘛。”

当下,以为做官这个平台已经不能再让自己做更大事情的吴,开始寻找新的平台。多年前就放言自己能做企业的吴,决意挑战自己,奔企业一线而去。“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寻找平台的过程,一个不断丰富自我的过程。”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平静。

时间迫近4月7日凌晨1点,我们准备起身离去。此时,不单“主席2”空了,整个香榭丽舍形单影只,一派冷清。我突然想起一个县委书记辞职下海后的第一个春节,门可罗雀的拜年人差不多将他窒息。

我和他分享了这个县委书记的故事,他笑了:“我明白,你想问我怕不怕人走茶凉?”门外在下雨,他让司机早早回家了,多年来,他一直觉得不应该让司机陪得太晚。我们钻进一辆出租车,去温州饭店,吴敏一的家眷在杭州,他一个人住在那里。车子刚一发动,他的话就说完了,大意是:我不担心官场常见的人走茶凉,我辞职了,不需要再和企业家保持距离了,我相信跟我接触的反而更多,互动更良性,因为我做官成功的前提是我做事成功,我做事成功的前提,是我做人成功。

我发现,我们的话题也像一次旅行,从终点回到了起点。

遗憾,该不该为吴敏一而发

认识吴敏一已经很久,他给我最大的印象是演讲不用稿子。从E-TALKING到中国经济增长,过去的两年内,我以一个经济记者的身份在全国各地欣赏过他的演讲。瘦瘦小小的吴敏一,每一次亮相,都像一缕清风。至于他到底说了些什么,真正明白的或许不是很多,但满场的嘉宾和听众,都看到了他的演讲方式:脱稿。如此演讲者少,以一个政府官员的身份脱稿演讲者少之又少。

在非官方人士眼中,吴敏一是一个新派的官员:敢说敢做,有平民气息,知识分子色彩浓厚。

在官方人士看来,吴敏一是符合老派标准的后备干部:热情,平和,年轻化,知识化,有宏观工作背景,有地方工作经验。

综而观之,这是一个从官方到民间都能认同的干部,应该仕途无量。

2003年3月28日吴敏一说他已经辞职的电话,告诉我先前的综合判断完全是一种想象。倘没有意外发生,一个月后,吴敏一45岁的仕途走到了终点。

温州三日,很多受访者对吴今天的处境表示遗憾。站在政府的角度,在公务员队伍整体上还欠优秀的今天,一个优秀的政府公务员的下海,委实是一件憾事。我以为,由此发出的遗憾之说,其实没有什么道理。从政是一种选择的自由,弃官从商也是一种选择的自由。能够自由选择,本身就是文明社会的一个文明标志。时代发展到今天,相信不会有人觉得他的下海是“对党和人民不忠诚”。如果吴真的不想做官了,那么,无论他多么优秀,辞职都没有可以遗憾的。

问题的症结恰恰是,从政是吴的追求。温州企业界认为:他不是不想做官,他有从政的追求,否则五年前他就不会向组织提出到温州任职的要求;他不是不能做官,他有从政的能力,否则就不能延伸和丰富“新温州模式”的内涵。

一个想做官有能力做官的人,为什么要辞职?很多人以为,吴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是一个毫无准备的仓促决定,否则他不会“先下海后就业”,凭借吴和企业界的关系,尤其是他的能力,事先谋求好“归宿”,寻找到一个好的“起跳点”,是一个没有问题的问题。

人们猜测吴的辞职,是因为上面对他不认同,使他在即将来临的换届中,不能如愿当上市长,所以负气下海。

吴敏一以为这样的猜测,将他的辞职庸俗化了。他说他是一个做事的人,需要的是一个做事的平台。他希望在政治平台上有所作为,可是一个副市长的政治平台,已经不能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他需要一个更大的和他的能力相匹配的政治平台,可是再大的政治平台不是自己能决定的。

吴的支持者认为,吴的政绩和口碑在温州官场非常突出,如果他的政治平台的大小可以由选民决定,那么他或许能够获得更大的政治平台,他也就不会辞职下海。他们还说,学经济学出身的吴,是一个十足的经济人,一个看大势的人,45岁的他觉得,再等5年即使获得了市长的平台,也是50岁的人了,这5年,他能干什么?也许能干的事很多,但他觉得如果让他在一个高平台上做3年私营企业,他能创造出人生的第三个辉煌。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抱守当下这个平台?

所以,很多受访者对吴的挂冠下海表示遗憾,而我不愿意作这样的表示。我不可能将几个随机采访的受访者的态度,等同于整个温州的民意。如果我能确认他是一个应该获得更大政治平台的官员,但是人为的因素没有让他获得一个和他的能力相匹配的政治平台,使他在郁闷之下作出本不情愿的下海的选择,那我就可以说,吴敏一的辞职是一件遗憾的事。可惜的是,我们今天还没有一个评价官员的科学体系和手段,我们没有民意测验,从而验证吴敏一希图晋升的要求究竟有无合理性。

这是我们探究应否为吴敏一辞官下海而遗憾的逻辑起点,而我们无从判断该不该为吴敏一的离去而惋惜。这是我们现有的官员选拔制度的瑕疵。也是我们真正觉得遗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