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

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再论解蔽

我在《荀子与斯宾塞尔论解蔽》一文里，指出了两个人在解蔽问题上许多不谋而合不约而同的地方。不过两个人在解蔽的方法论上也有很不相同的一点，虽彼此并不冲突，甚至于还有相得益彰的好处，却终究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值得我们再提出来讨论一下。

荀、斯两人都提到治心与治学的两个方法，这一层基本的看法是一样的。不过说到治学，两人所说的学的内容却不一样。荀子所说的似乎只限于我们近代所了解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而斯氏则限于自然科学，从数学、逻辑起，中经物理、化学、天文、地质，以至于生物学、心理学，全都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围。这和时代的不同与学术背景的互异当然有很大的关系。荀子的时代是说不上什么自然科学的；荀子所了解的学只是先秦时代所累积与流传下来的一大堆经验、知识、思想，有的见于记述，有的怕还是一些传说，其中关于自然的零星知识虽也未尝没有，大部分总不出我们今日所称为文学、史学、哲学的几块园地，而在那时候，这些园地的畛域还是分不大开的。除了这些，时代与背景确乎也拿不出什么别的来。

斯氏的时代里，自然科学已经相当的昌明，自然科学的门类已经由模糊而趋于确定，而各门类之间的关系也已将次阐明；对于此种阐明的工夫，斯氏自己还有过一番贡献。在他看来，只有自然科学才是一帖解蔽的对症良药，因为在一切学术之中，只有它是最讲求客观，最尊重事实，最注意分析，而于分析之后，又能加以贯串会通的。在他的那本《群学肄言》里，他完全没有讨论到其他的学术对于祛除成见可能有什么贡献。社会科学可以不必说。那时候关于社会的许多知识见解本来还不成其为科学，即降至今日，也还说不大上科学两个字；斯氏认为要社会的学问成为一种或多种科学，我们必须先做一番清宫除道的工作，而祛除成见，便是这工作的第一步了。《群学肄言》既为此而作，则讲到治学为解蔽的一种方法时，自然是没有社会科学的名分了。事至今日，社会科学既比斯氏的时代为差较发达，我们再论解蔽与治学的关系时，立言可能要不同一些；但此不在本文范围以内，目前姑不深论。

不过人文学科如哲学，如历史，如文学艺术，何以在斯氏的议论里也竟一无地位呢？这其间可能有几个答复。一是斯氏自己忙着自然科学的研究、社会科学的树立以及一切科学的会通，对于比较古老的人文学术根本不大理会，以至于不感兴趣；他虽把他努力的结果叫做“会通哲学”，但此其所谓哲学和我们普通所了解的哲学实际上很不一样，在他看来，他的是“可知的”，普通所了解的是“不可知的”，而自作聪明者强不知以为知罢了。二是他可能认为人文学科未尝没有它们的解蔽的效用，并且已经相当著明，无烦再事数说，一则因为人文学科已有过二三千年的历史，再则当时所称的读书人是没有不经历过此种学科的熏陶的。三是反过来，他也可能认为人文学科没有多大解蔽的力量，他可能指给我们看，人文学科在历史里的累积虽多，发展虽大，对于读书人的偏蔽，曾无丝毫补救，否则又何待他出头写出一本专论解蔽的书如《群学肄言》呢？四是更进一步，他可能认为所谓人文学科也者根本就是蔽的渊薮；蔽的产生、蔽的维护、蔽的变本加厉，它们要负不少的责任。文学艺术重情感，哲学专事冥想理想，历史受了情感与理想的支配，至于充满着歪曲的事实，凭空的结构，要从它们身上寻求解蔽之法，不是问道于盲么？西洋二千年中宗教的桎梏，宗派的门户纷争，以及近代种种比较新兴的入主出奴的力量，有如国家主义、阶级观念、种族偏见、改革学案等等，又无往而不和人文学科有不可分离的渊源；解铃可能需要系铃人，但决不在这个场合，在这样一个场合里寻找解蔽之道，势必至于得到一个抱薪救火的结果，以斯氏的聪明是不做的。

不过上文说的乃是七十年前的光景，一半又还是我们猜度之辞。今日的情形又如何呢？不用说，斯氏解蔽的努力的收获是极度的可怜的。说他完全没有收获，也不为过；不但没有，蔽的种类加多了，程度加深了，范围扩大了，蔽所招致的殃祸也不知放大了若干倍数，包括两次的世界大战在内，而可能的第三次大战也免不了打在这个蔽字之上；而最可以教九京有知的斯宾塞尔认为痛心的是，这局面的所由形成，自然科学要负很大的一部分责任！

自然科学的效用之一，信如斯氏所了解与申说，是足以收解蔽之效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志在解铃的一只手终于成为系上新铃或把旧铃系得更紧的一只手。这其间也有若干因缘，有非斯氏当初意料所及的。第一，斯氏自己虽主张会通，自然科学一向的实际趋势却几乎完全侧重在分析与专精，而越至发展的后期，此种分析与专精的趋势越是增益其速度，积重而难返；能够比较集成的大师有如斯氏本旷世不数遘，但到此后期，虽有此类大师怕也无能为力了。分而又分、细之又细的结果，对一门科学自身，我们美其名曰专精，曰进步，表面上似乎很有收获，但对于从事的人，以及其人的意识情趣，分析就等于分崩离析。各陷其泥淖而不能自拔、与各钻其牛角尖而不易与人交往的结果，不是实际上等于分崩离析么？不也就等于各自有其偏蔽障翳么？达尔文自谓到了晚年，因为钻研过久，连欣赏音乐的能力都消失了，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至于对一门科学自身表面上的收获也终于抵不过实际上的损失。英国思想家席勒（F. C. S. Schiller）不说过么，一门科学，因为过于钻研，过于玩弄术语，终于会断送在这门科学的教授手里，所以一门科学的最大的敌人便是这门科学的教授。而断送的基本原因也就在一个蔽字，他看不见别的，别人又不懂得他，不断送又何待？这种分析、隔离、与翳蔽的趋势又复自有其因缘，大致可说一半是属于科学方法自身的，特别是在它的过分注意数量的衡量一方面，近年来西方科学家已颇有论及之者^[1]，而一半则由于从事于科学研究的人的眼光器识的短小，目前都姑不深论。关于这第一层，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就是“博为蔽，浅为蔽”中的“博为蔽”，博字事实上应是指“深邃”与“专精”，因为它是和“浅”字作对待的，不过用在今日的“博士”头衔上倒也还将错就错的配称罢了。用斯氏的语气来说，则是由于“理智力的多患狭隘呆板，不能兼容并包”，亦不外上文眼光器识之论。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在当时斯氏的见地里，他似乎只看见了人的不是，而没有看到科学方法的也有其未尽善处，也更没有想到，理智力的狭隘呆板也可能和新兴的科学缔结良缘，而使科学完全成为一种擘肌分理与细皮薄切的勾当，从而增加了偏蔽的质与量。当时的科学是新兴的，好比科学在今日的中国一样，大家自寄与无限的同情与希望，也难怪斯氏自己也未能免俗而不无所蔽了。荀子所称的“近为蔽”或“今为蔽”指的便是斯氏自己所患的这一种。

第二，我们通常讲说科学长，科学短，总是失诸太笼统，其实就其对于人生兴趣的满足一方面来说，至少可以分成三种很不同的努力：一是培养一般科学的精神来造成更良好的人生态度与风格；二是好奇心的发挥与满足；三是科学知识的控制驾驭，其目的在收取种种利用厚生的果实。三者都有它们的地位，不过从人生意义的立场来看，也就是从教育的立场来看，最关重要的是第一个努力，其余两种究属次要。而自斯氏创论以来，七八十年间，科学的发展显而易见走的是一条避重就轻的路。汗牛充栋的偏于理论方面的研究论文属于第二种努力，除了满足作家本人与小范围的同行的人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即前哈佛大学白壁德教授所称的知识淫libido sclendi）以及本人的沾沾自喜的心理而外，别无更大的意义。第三种努力的结果是种种应用的器材，小之如日用的小玩意儿（西洋不喜欢机械文明的人总称之曰gadgets ，提到时还不免嗤之以鼻），大之如原子弹一类的东西，数量之大，花样之多，推陈出新之快，是谁都知道一些，无庸数说的，我们至多要注意的是，所谓利用厚生也者，利用诚有之，厚生则往往未必。不过我们认为三种努力之中，这两种总是比较轻而易举的，所以为之者多，而从旁喝彩的人更多。至于第一种，在价值上最较重大，而非穷年累月不为功的一种，就很少有人存问了。所谓科学的精神、客观的态度、谨严的取舍、持平的衡量，足以影响整个的人生者，则至今没有成为教育的中坚要求；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的洗礼的理论科学家与应用科学家也正不知有多少了，但一踱出他们的本行以后，有得几个是真能看事客观，论事谨严，而处事持平的？三种努力之中，惟有第一种可以祛蔽，而被人忽略的恰好就是这种；第二第三种都足以养蔽，而受推奖的恰好就是这两种，再用荀子的话来说，第二种努力的蔽是“欲为蔽”，第三种的是“用为蔽”，也是再清楚没有的。

第三，七八十年来，科学自身已经成为一个偶像，偶像化的迟早，各国不一样，但终于成为偶像则一；经过两次世界的大战以后，在若干先进的国家，这偶像虽似乎已经有些动摇，但一种以科学为“万应灵丹”的看法似乎并没有改变多少，而其所以为灵的道理，决不是因为它可以养成一种健全的生活态度，甚至于也不是因为它有趣，而是因为它有用；这就和上文第二层的话连起来了。至于比较后起的国家，有如苏俄与中国，则此种偶像化的过程正在方兴未艾之中；中国五四运动以后，不常有人把科学称作“赛先生”么？此种称谓上的玩弄花样虽属文人常事，不足为奇，但欲一事一物发人深省，而不得不出诸以人格化或偶像化的方式，也足见提倡者一番推尊的苦心了。五四运动前后若干年里的提倡科学，还可能为的是它的精神足以影响生活态度，虽也不应以人格化的方式出之，也还有几分意义，至若近年，则一切提倡的努力几乎完全集矢于富国强兵的鹄的，即完全发乎一种急功近利的要求，连理论的研究兴趣还说不大上，就更见得浅薄了。无论为的是什么，科学与偶像总是一个名词上的矛盾。论理，科学自身是无法成为偶像的，它和世间所认为偶像的事物也是风马牛不相及；而世间破除迷信与打倒偶像的一般好事之徒往往假科学之名以行，此种假借名义的行动当足以证明此辈对科学的迷信，已经到一个引科学为偶像的程度；正惟科学自身在此辈心目中已成一种迷信一个偶像，才有破除其他谜信与打倒其他偶像的必要；谁都知道凡属信仰与偶像，总是不两立的。若有人问，何以确知近代人士已经把科学偶像化，这便是一个最直截了当的答复了。至于偶像化和偏蔽心理的关系，到此便无须解释，一切偶像的崇拜有它的蔽，甚至于由蔽而锢。斯宾塞尔在《群学肄言》里已经发挥得足够清楚，不过他所十分重视的科学居然也会踏上偶像的宝座，则恐怕他连梦都没有做过。至于荀子在这方面的见地，则见于《天论》篇，而不见于《解蔽》篇，即他的“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之论是。^[2]

第四，科学的发展根本忽略了人，尤其是忽略了整个的人，而注其全力于物的认识与物的控制，说已详上文《说童子操刀》一篇中，兹不再赘。孔子有句话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荀子在《解蔽》篇里说：“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我们把这两句话合并了看，就明白这方面的蔽之所在了。荀子又尝评论庄子，说他“蔽于天而不知人”，如果我们把天释做自然，而此自然者，不必为庄子所了解的自然，而为近代科学所了解的自然，则这一句评论便可以原封不动的转赠给近代科学，而了无有余不足之病。

第五，科学助长了一般人对于进步的迷信，亦即喜新厌故的蔽，亦即对未来的一种妄生希冀的心理。西洋进步的理论与信仰不始于自然科学家，而始于十八世纪末叶的社会理想家，但有人叫做进化论的演化论是自然科学家的产物。演化论，依照达尔文、赫胥黎诸家的比较科学的看法，原是可进可退的，演化的过程并没有必进的趋势，赫胥黎在《天演论》的第一页的原注里并且曾经特地加以说明。不过在许多人的见解里，演化论很早就成为进化论，并且到如今还是一味的进化论。这其间也有一些因缘。一是一部分的演化论者的议论过于笼统，总喜欢说由简入繁，循序渐进一类的话，斯宾塞尔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二是演化的学说和进步的理想终于纠缠一起，不加察别，便分不出来；这一半要由演化论者自己负责，即如上文所说，一半由于社会理想家切心于取得科学的帮衬，一样宣扬进步的理想，从此更容易取信于人。三是科学的发展既完全侧重于智识与功利两种欲望的无限制的满足，有如上文所论，确乎也供给了不少的成绩，与人以日新月异、迈进无疆之感。即如原子弹的发明，从善于杀人的技术观点看，谁会说它不高明，不进步？但这终究是一个幻觉，一种翳蔽，斯宾塞尔自己虽也有进化的议论，却没有提防此种议论也会成为一种蔽的张本；可能正因为他自己在这方面已有所蔽，所以便不提防；也可能因为进步进化之说，在当时历史还短，还不大成一种传统的力量，根本上无须提防；斯氏在他的解蔽论里所提的蔽的种类也确乎是以传统的事物占绝大的多数。荀子的议论也没有包括这一种蔽，他曾作“法后王”之论，为的是要祛除当时人食古不化与以古非今之蔽，但在，《解蔽》篇里，他至多只说到了“近为蔽……今为蔽”一类的话；中国文化除了子孙一种事物而外，是几乎不问未来的；中国文化也不大讲一般理想，进步的理想更可以说等于没有；这大概是一些根本原因了。不过晚近以来，无论中外，这进步之蔽或维新之蔽，是很实在的，而促成此种蔽的责任，一部分不能不由科学负之，误解了的演化论负一小半，走了偏锋的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要负一大半。

上文的讨论无非要指出蔽的问题依然存在，并且更严重的存在，解的需要就因此而更见得亟迫，而解的方法也就有再度提出来的必要。荀子的议论，原则上大部分依然有效，但内容与措词总嫌过于古老，大多数的人已不再浏览及之。斯宾塞尔的商讨，其治心的部分虽依然值得参考，其治学的部分却需要一番很大的补充，为的是七八十年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大有非他初料所及的地方。我们也不能说斯氏错了，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今日的情势之下，斯氏的解蔽论已不足以应付。也并不是说我们用不着科学了；科学还是少不得，不过为了解蔽的需要起见，我们不能不首先注意于科学所能给我们的风度情趣，其次才轮到科学的知识，又其次才是科学的器用；这一番本末宾主的分别是不容不在教育的努力里郑重阐明的。这就回到上文所叙科学努力不外三种之说，而多少也是斯宾塞尔一部分苦心孤诣的重申。

至于说到补充，我们便不能不和斯氏分手，而接近到荀子立论的范围，就是，再度回到人文学科的园地。解铃还是系铃人，在以前，上文说过，人文学科可能做过养蔽的帮凶，以至于主犯，但在今日，形势一变以后，我们要解蔽，还得找它们帮忙，说得不好听些，是让它们将功赎罪，说得客气一些，是请它们东山再起。至于何以知道人文学科足以接受这个付托，则我们不妨提出如下的两三点论据来。

人文学科，包含文学、哲学、历史一类的科目在内，而比较广义的文学可以赅括音乐艺术，比较广义的哲学可以赅括宗教，合而言之，是一个人生经验的总纪录。这纪录可能是很杂乱，也很有一些错误，但因为累积得多且久，代表着人类有文字以来不知多少千万人的阅历，杂乱之中也确乎有些条理，错误之中也有不少的真知灼见，足供后人生活的参考。一般的前人阅历等于“经验”中的“经”字，足供后人参考而发生效用的阅历等于“经验”中的“验”字，经与验，前人为方便起见，也往往单称做经，即经书经典之经。经只是常道，即许许多多的人时常走过而走得通之路，别无它意。后人不察，把它当做地义天经之经，金科玉律之经，丝毫不容移动，固然是一个错误；而近人不察，听到经书经典，便尔色变，诋毁排斥，不遗余力，有如五四运动时期中的以“打倒孔家店”相号召，也未始不是一个错误。人文学科所能给我们就是这生活上的一些条理规律，一些真知灼见，约言之，就是生活上已经证明为比较有效的一些常经。说前人的阅历中全无条理，全无真知灼见，全无效验，当然是不通的，因为如果完全没有这些，人类的生命怕早就已经寂灭，不会维持到今日。人类可能会寂灭的恐惧，倒是近代科学昌明以后才发生的事。

分而言之，文学艺术以至于宗教所给我们的经验是属于情绪生活一方面的，即多少可以使我们领会，前人对于环境中的事物，情绪上有过一些什么实际的反应，对于喜怒哀乐的触发作过一番什么有效的控制。近代的心理科学给了我们不少的关于情绪的理论，也作了不少的分析与实验，但就实际的生活经历而论，这种实验可以说全不相干，试问喜怒哀乐以及其他情欲的实际场面可以在实验室里摆布出来而纪录下来么？前人阅历中离合悲欢、吉凶庆吊、名利得失的种种场合，一切伟大作品的欣赏的缘会，才是真正的实验室，而关于这些阅历的描绘才是真正的纪录。而此种场面与缘会之所以富有实验性，艺术作品之所以为伟大，文学纪录之所以为真实，全都因为一个原则，就是孟子所说的“得我心之所同然”。我心也者，指的当然是后来一切读者与赏鉴者的心，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它们有力量打动我们共同的心弦，有力量搔着基本人性的痒处，打动与搔着得越多，它们就越见得富有实验性，越见得伟大；李杜的诗歌，莎士比亚的剧本，贝多芬的乐曲……可以百读不厌，不因时代地域的不同而贬落它们的价值，原因就在此了。说到我心之所同然，或共同的心弦，或基本的人性，就等于说，有了这一类文物上的凭借，后来的人，无论在别的生活方面如何的大异其趣，各不相谋，至少在最较根本的情绪生活上，可以相会，可以交通，而相会与交通即是偏蔽的反面；根本上有了会合交通的保障，其他枝节上的偏激与参商也就不碍事了。

哲学与历史的功效也复如此，所不同的是，哲学所关注的是理智与思想生活，而历史关注的是事业生活；前人的经验里，究属想到了些什么，知道了些什么，以及有过什么行为，什么成就，思想有何绳墨，行事有何准则，撇开了哲学与历史，后人是无法问津的。近代的科学原从哲学演出，它的长处固然在精确细密，它的短处也正坐细密惯了，使人见不到恢廓处，说已具上文；细密于此者，不能细密于彼，所以往往有隔阂以至于排斥的作用，恢廓则可以彼此包容，不斤斤于牝牡骊黄之辨；这又不外养蔽与解蔽的说法了。历史可以供给行事的准则，小之如个人的休戚，大之如国家民族的兴衰，都可以就前人经验里节取一些事例，作为参考，前人“以古为鉴”的说法无非是这个意思，近人也有“历史的镜子”的名词。有了这样一面镜子，再大没有的镜子，而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的社会，懂得如何利用这镜子，来整饬其衣冠，纠正其瞻视，解蔽的工具岂不是又多了一件？这镜子虽大，可能不太完整，不够明晰；但此外我们正复找不到第二面。近代的心理、伦理、社会、政治一类和行为问题有关的学问到如今并没有能提供什么实际的标准，教我们于遵循之后，定能长维康乐，避免危亡；即使有一些细节目的贡献，也往往得诸历史的归纳。心理学家讲个人的智力，时常用到的一个定义是，利用经验的能力，即再度尝试时不再错误的能力，或见别人尝试时发生过错误，而自己尝试时知如何避免错误的能力；这便是历史的意识，也就是历史的效用了。荀子说：“古为蔽，今为蔽。”食古不化，或专讲现实，或一味希冀未来的人，其所以为蔽者不同，其为缺乏历史的意识、不识历史的功用、不足以语于有效力的智慧，则一。

人文学科足以接受解蔽的付托，这是论据之一。

上文说到近代科学的发展，因为避重就轻，舍本逐末，结果是增益了偏蔽的质量。如今要加以补救，除于其本身改正其避重就轻、舍本逐末的趋势外，还得仰仗人文学科的力量。上文说科学之蔽共有五点，简括的再提一提：一是蔽于分而不知合；二是蔽于知与用而不知其更高的价值，即不知科学所能培养之风度情趣，亦即相当于荀子评论墨子的一句话；三是蔽于一尊而不知生活之多元；四是蔽于物而不知人；五是蔽于今而不知古，或蔽于进而不知守。此五端者，人文学科的资料与精神都力能予以是正。人文学科所提供的是人生种种共通的情趣、共通的理解、共通的行为准则，惟其共通，所以能传诸久远，成为学科的内容。此其一。既顾到情趣，特别是文艺一类的学科，便足以是正知与用的两种偏蔽。此其二。人文学科显而易见是多元的，文艺、宗教之于情绪意志，哲学之于理智识见，历史之于行为事业，情意知行，兼收并蓄；宗教在西洋虽曾独占过一时，但自文艺复兴以还，亦已退居于一种人生工具的地位，与其他科目相等，实际上目前科学以至于教条政治所占有的崇高的地位还是它让出来的啊。此其三。人文学科无往而不讲人与文的关系，人的情意知行，加于事物，蔚为文采，便成为人文学科的内容；西文称人文学科为humanities ，更直截了当的把人抬出来；其足以解物质之蔽，亦自显然。此其四。人文学科重视经验，凡所记述描绘，见诸文字声色形态的，无往而不是人生经验的一部分，上文已加说明；经验总是属于过去的，总是比较脚踏实地的；经验的有选择的利用是可以矫正躁进、冥想、逆断和对未来的奢望等诸种偏蔽的。此其五。

人文学科足以接受解蔽的付托而无憾，这便是论据之二。

还有一个第三点论据，虽非必要，而也不妨提出的，就是，七八十年来，人文学科多少也受过科学的洗礼。宗教已自崇高而独占的地位引退，上文已经说过；其轻信与武断的成分也已经减少了许多。历史中感情用事的地方，歪曲虚构的事实，也因科学的影响而经过一番修订。哲学中故弄玄虚的部分，因数理、天文、心理诸科学的绳墨而受了限制。这些都可以说比科学上场以前见得更健全了。各种艺术与科学的关系较少，但也得到科学的不少的帮忙，特别是在形式的繁变、程度的细密、工具的便利、传播的范围诸端之上。总之，人文学科经过科学的切磋琢磨以外，以前可能有过的一部分养蔽的不良的势力已经消除不少，而使其解蔽的功能更容易发挥出来。

要人文学科东山再起，我准备简单的提出两个建议来，作为本文结束。

第一个建议是关于实际的训练的。我认为高中与大学的前二年，应尽量的充实人文学科的学程，文法院系固应如此，理工院系，根据上文的议论，尤属必要。前年（1945）哈佛大学的一部分教授，于经过长期探讨之后，所编印的一本报告，叫做《自由社会中的通达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也作相似的主张。他们对于近代科学的养蔽，虽没有加以抨击，但一般的解蔽的重要，他们是充分承认的，因为偏蔽的反面就是通达，而偏蔽的发展与自由的发展恰好成反比例。^[3]

第二个建议是关于一个理想的培植的；必须此理想先受人公认，人文学科的提倡才不至于横遭“落伍”与“反动”一类的诬蔑。

自然科学昌明以后，我们早就有了一个“宇宙一体”的理想，不止是理想，并且已经成为有事实衬托的概念。不过这概念对于人事的改善，关系并不贴切。

自社会科学渐趋发达以后，又值两次世界大战的创痛之余，我们又有了一个“世界一家”的理想。这是和人事有密切关系的。不过这还是一个理想，观成尚须极大的努力，并且还有待于另一个相为经纬的理想的提出，交织成文，方能收效。

“世界一家”的理想只是平面的，只顾到一时代中人与人群与群的关系的促进。平面也就是横断面，没有顾到它的渊源，它的来龙去脉，是没有生命，没有活力的。没有经，只有纬，便不成其为组织。如果当代的世界好比纬，则所谓经，势必是人类全部的经验了；人类所能共通的情意知行，各民族所已累积流播的文化精华，全都是这经验的一部分；必须此种经验得到充分的观摩攻错，进而互相调剂，更进而脉络相贯，气液相通，那“一家”的理想才算有了滋长与繁荣的张本。不过要做到这些，我们似乎应该再提出一个理想，就是“人文一史”。目前已经发轫的国际文化合作可以说是达成这理想的第一步。仅仅为了做到这第一步，为了要有合作的心情，合作的材料，我们就不由得不想到人文学科，而谋取它们的东山再起了。

（原载《观察》第2卷第8、9期，1947年；选自《政学罪言》，观察社1948年版；录自潘乃谷、潘乃和编：《潘光旦教育文存》，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注释】

[1]指Alexis Carrel所著Man ，the Unknown一书。我曾经把此书结论的一节译成中文，题曰《一个思想习惯的改正》，后辑入《自由之路》。

[2]荀子在《天论》里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佗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用这样一个眼光来看宗教或任何信仰，世间便不会有迷信之事，不迷就是不蔽。自己看自己的信仰如此，便不至于因蔽而武断；看别人的信仰，也不至于因蔽而认为必须破除，必须打倒。这种开明的看法，西洋至近代才有人加以有系统的说明；康德的哲学里有此一部分，但还不够明晰，大概因时代关系，对基督教的信仰尚不免有所顾忌，及至英国的边沁（Bentham ，The Tlaeory of Fictions）和德国的朗兀（Lange ，The History of Materialism）就说得很清楚。但一直要到二十世纪的初年我们才看到一番最和盘托出的说明，那就是德国梵亨兀尔教授（Vaihinger）的《如在哲学》（The Philosophy of As If）一书。

[3]英文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一词时或与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一词互相通用，我近来喜欢把它们都译作“通达教育”，觉得最为切合。惟有不偏蔽而通达的人才真是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