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阻止蒋介石东山再起

宁汉战争虽然结束，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并未停止，反而加剧。1927年9月下旬，张发奎率领南昌起义后第二方面军余部回到广州，所部分驻广州近郊和石龙、韶关等地。张发奎以广东主人自居，他回粤的企图是赶走他的老上司李济深，为他所崇拜的汪精卫取得广东作为基本地盘。［19］

为了达到目的，张发奎奉汪精卫的意旨，打出了“护党救国”的旗帜，公开反对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主张迎汪精卫回粤，召开四中全会。10月29日，汪精卫到达广州，向新闻记者重申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会、恢复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及国民政府问题等主张。随即与李济深、张发奎等举行会议，商谈恢复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及国民政府问题。10月30日，汪精卫与李济深、陈公博、何香凝等在粤中央委员联名发表通电，宣布第四次执行、监察委员会议在粤召开，望各委员克日到广州开会；在全体会议未成以前，中央执行、监察两常务委员会及秘书处均照常办公。当晚，在广州政治分会、广东省政府联合举行的宴会上，汪精卫措辞严厉地指责南京中央特委会“背党非法”，表示自己要“为挽救本党危亡，恪守本党纪律而反对特委会”［20］。

这时，李宗仁、白崇禧还企图争取汪精卫等合作。10月30日，李、白联名致电汪精卫及陈公博、何香凝、甘乃光，解释讨唐与中央特委会产生的背景，并邀请他们赴南京开四中全会。电报说：

一、宁汉初合作，仁、禧即主张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解决党内各问题。二、特委会之产生，系吴、蔡5委员在沪提议，汪公以迁就事实之故，亦曾容纳，故仁、禧不敢独持异议。三、汪公在汉对党的主张，仁、禧闻知即征求宁沪多数忠实同志一致赞同。四、请汪公及公博、香凝、乃光三先生与任（李济深）、季（黄绍竑）二兄克日莅宁，主持召集开第四次中央会议，以固党基，免致意见分歧，发生分裂之弊。五、唐逆生智勾结孙（传芳）、张（作霖），谋危本党，证据确凿，西征即北伐，讨唐即所以讨奉，纯忠救党，绝无丝毫个人私意存乎其间，请汪公及各同志一致主张声罪致讨，以绝祸源。唐氏之为军阀，何夫人（香凝）在庐山曾面斥之矣。六、不讨唐则党国必亡，不恢复中央则党基不固，二者相需，左右车辅，并行则存，去一则废，现皖境既肃清，正在分途攻鄂，收复两湖，实非难事，如能立即召集中央会议，则党基同时巩固，合全党实力一致北进，统一全国，实现主义，即基于此。汪公为本党唯一领袖，公博、香凝、乃光三先生爱护党国，倍切恒常，敬请勿惮跋涉，即日莅宁，党国存亡祸福，决于此举。披沥陈词，深恳鉴察，敬候电示。［21］

从桂系的角度来说，如能在推翻唐生智之后，再由他们主导召开四中全会，那是再理想不过的了。不过，汪精卫等也不是省油的灯，决不会轻易按照桂系的意愿去行事的。果然，汪精卫对此电报不予理睬。

11月1日，汪精卫召集在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开会议，通过三项决议：（1）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从速在广州履行最高机关职务；（2）在广州重新设立国民政府；（3）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一切争端。［22］这样，汪精卫等在广州树起另一个中央的旗号，与南京中央特委会及其国民政府形成对立。

汪精卫、张发奎等以广东为基地与南京政府对抗，引起广东实力派人物李济深的不安，作为新桂系政治上的盟友，李氏也不愿以桂系为背景的南京特委会被汪派搞垮。李济深不赞成汪精卫等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的主张。他对汪精卫说：特委会在章程上实有不合的地方，但是我们反对人家不合法，应该自己要合法。现在粤的中央委员不过六七人，便可组织中央党部，则中央执监委员除候补者外，共60人，岂不是可组织10个中央党部吗？六七个人可组织中央党部，则四五人亦可组织中央党部，甚至三二都可组织党部了。这是我们欲恢复党部反将党部分裂了。那纠纷更多了。因此，还是促成中央全体执监委员会解决好。现在南京及上海的同志，均赞成开中央执监全体会议。如果成心为党，尽有可走的途径，何必令其分裂呢？［23］李济深言之成理，汪精卫无言以对。这时，李济深一派还扬言：“汪为党之中心人物，处广东之边陬地，实非所宜，望速归宁，以为全党尽力。”［24］，暗示汪不应当长久逗留广东。李济深的心腹陈可钰甚至当面对汪说：“先生于此时回粤，有两不可：一则激起两广之纠纷；一则酝成第四军之分裂。近日报纸上之欢迎声中，已含有浓厚之火药气味矣。”汪精卫听后，非常尴尬地说：“嘻！余诚为不祥之人矣。聆先生言，余此次回粤，与4月赴汉将毋得同一结果。余4月赴汉，本欲劝回彼方忠实同志，使与宁方合作，而结果竟成宁汉之分裂。然一误不容再误，余将急离此间，直赴东京。”［25］至此，汪派与李济深、黄绍竑等已经格格不入。

李济深极力在宁、粤间斡旋，说服李宗仁、白崇禧同意废除特别委员会，重开二届四中全会，并得到李、白的同意。从李济深这一方面来说，这样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将汪派中央委员们送出广州，然后再寻找机会解决向自己提出挑战的张发奎部。李、白采纳李济深的主张后，着手解决西山会议派问题，以出国考察为名，将西山会议派的主要人物作了安排，将许崇智派往日本考察，又任命张继、居正为驻日代表，令其赴日，为停止特委会做准备。11月1日，宁方通电，敦促粤、汉各方中委到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

但汪精卫并没有按照李济深的安排与桂系合作，而是选择了与蒋介石联手对付桂系的战略。

蒋介石自从下野后一直在图谋东山再起，为他跑腿和出谋划策的就是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元老以及陈果夫、陈立夫等一杆支持者。当时蒋介石与李石曾等商定的策略是所谓分治合作，即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实力派巨头各占一快地盘，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归蒋介石，而桂系应当退往两湖加两广。

李宗仁、白崇禧觉得统治长江流域下游难以奏效，于是发起讨唐战争，从唐生智手中取得湖南、湖北地盘，与其广西老巢相连。桂系虽然通过讨唐夺取了两湖地区，但他们也不会轻易退出长江下游的江浙沪地区，围绕这一问题的明争暗斗还会继续。蒋介石为达到出山的目的，决定与汪精卫联手。

11月上旬，汪精卫密电在日本访问的蒋介石，主动向他提出合作愿意，联手对付桂系，将来两人同时上台，由汪掌党权，蒋主持军事。［26］蒋介石接受汪伸出的橄榄枝，于11月8日回国。其此之前，蒋氏陆续派人回国，与汪精卫取得联系，表示竭诚合作的意愿，声称只要汪派将李济深驱逐出广东，蒋介石就回广东，再办黄埔，再练兵。［27］11月2日，蒋介石以吊唁李济深母丧为名，派他未来的大舅哥宋子文来到广州，与汪精卫磋商蒋汪合作问题，决定蒋汪联手对付桂系，并约定蒋、汪将来同时复职，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汪精卫复任国民政府主席。蒋并提供经费，要汪精卫、张发奎等将准桂系头子李济深驱逐出广东。

得到蒋介石支持的汪精卫决心排斥李济深，夺取广东地盘，进而问鼎中央。11月4日，汪精卫等致电宁方，同意在宁开四中全会，但必须在广州或上海开预备会，同时取消特委会，预备会的地点，后来同意放在上海。

11月16日，汪精卫、李济深北上，赴上海参加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汪精卫等把李济深诓出广州后的第2天，即17日，张发奎、黄琪翔在广州发动驱逐李济深、黄绍竑的兵变，奉李济深电召来广州代理李氏职务的桂系首脑黄绍竑差点就擒，狼狈逃往香港，在粤桂军被迫撤往粤桂边界。

18日，李济深随汪精卫到达上海，白崇禧特意乘小火轮到李、汪所乘轮船上迎接。同汪寒暄几句后，白崇禧把李济深拉到一边，告知广州发生了倒李事变。李济深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中了汪精卫等人调虎离山之计。

在汪精卫、张发奎等一派大闹广东的同时，蒋介石一派也在南京、上海大肆策划倒特委会的活动。11月22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蒋系人物挑动反对特委会，会后举行游行，又同军警发生冲突，死伤多人。事后，蒋系特务团体指控此事件是特别委员会的邹鲁、谢持、居正等主使的，于是提出了“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李宗仁、白崇禧等只好以退为进，在政治上让步，同意召开四中全会，停止特委会的活动，联合西山会议派以对抗蒋汪联盟，着重打击汪精卫派；军事上则不放松，准备进攻湖南，取得并巩固两湖地盘，凭实力同蒋、汪再斗争。

11月下旬，白崇禧离沪赴武汉，同在武汉的李宗仁会商应付时局的办法。行前，白崇禧下令将拘押的赖世璜枪决。

赖世璜当时是第14军军长，龙潭战役时因不服调遣被白崇禧下令逮捕。因为赖是李烈钧旧部，李宗仁曾密询李烈钧如何处置？李烈钧说：“赖颇有资财，可以金贷其一死。”然而此间蒋介石的亲信曾找过赖世璜，要赖氏拥蒋，蒋复职后便可官复原职，赖大喜过望，满心应允，但为白崇禧知悉。在蒋介石回国、复职已有把握时，白氏便决定枪决赖氏，以免赖氏将来为蒋介石所用而与自己作对，由此可见白崇禧对蒋介石复职是极力抵制的。

12月2日，程潜、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谭延闿、杨树庄、朱培德等宁方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名呈请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发奎等人。李济深也呈请讨伐，声称：“似此扰乱后方，破坏大局，实为反革命。若非严申讨伐，何以警叛逆，而肃纲纪？除电饬所部追剿外，理合电呈。”［28］

3日，国民政府颁布讨伐令，宣布：“张发奎、黄琪翔著即褫职拿办，即由军事委员会讯派军队分道进剿，肃清残寇，用拯人民，以副本政府除暴安良之意。”［29］

白崇禧还发表谈话，有意以栽赃戴红帽子的方式打击政敌，以便彻底消灭对手。他说：“大家要认识这次广州的事变，完全是共党操纵，是第三国际所定捣乱长江的计划。所以，南京的惨案、广州的兵变，都是他们的罪恶，很是显著，大家请特别注意，不要被人欺骗。对于广东问题，我们不要作粤桂问题看轻了他。共党争广东，很有用意的。我们如果竟中其计，那很危险了。因为广东滨海，俄国军火输运便利，且有兵工厂，至于广东农工受共产化者甚众，因此，我们对此万不可轻轻放过。”［30］

随后，李济深与黄绍竑调遣军队围攻张发奎部，凭借兵力优势很快将其击败。陈公博的回忆说；“最使我吃惊的，广州驱李之役，蒋先生是一个有力的主动人，我到了上海，才知道李任潮回粤打我们时，蒋先生又给了他30万元作打倒我们的军费。唉！蒋先生太聪明，太现实了，你为着洗刷，我自然不好加以批评，但政治道德毕竟是这样的吗？”［31］问题是官僚政客野心家之流的人从来都是不择手段的，又哪来的政治道德？

更加可笑的是，张发奎等人失败下野之前，还把剩余的50万元巨款汇给了蒋介石，作为他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经费，以表示维持蒋汪合作的诚意。［32］然而，这次，汪精卫、张发奎等人确实是被蒋氏戏弄了。

12月3日，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在上海召开。会前和会议期间，桂系联合李济深及其他反汪派系就“广州事变”猛烈攻击汪精卫，要求停止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粤派中委出席四中全会的权利，这使得汪精卫焦头烂额。蒋介石明明是汪精卫的同伙，这时却依然大耍两面派手法，一方面背地里指使其心腹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加入讨汪行列，特别是文痞吴稚晖连篇累牍发表文章，用龌龊不堪的言辞对汪精卫及其同伙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实施最无情的攻击，嬉笑怒骂，大戴红帽子，胡说汪精卫等人是共产党，说他们奉了“第三国际”的命令来发动“广州事变”（吴稚晖绝口不提“广州事变”是汪精卫等人奉了吴稚晖的主子蒋介石的指使而合伙搞的）。［33］蒋氏自己则装成和事佬，在会上百般袒护汪氏，以市恩于汪。

12月7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决定审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3人。8日，在第三次预备会议上，张静江、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联署，提出检举陈公博、顾孟余、汪精卫3人案，要求停止3人出席四中全会的权利。李济深也提出《粤委员附逆者应当退席听审案》，指责何香凝、顾孟余、王法勤、甘乃光、陈公博、陈树人、李福林、王乐平、潘云超等“参与逆谋，甘心附逆”，要求令他们退出会议席，由监察委员会查办严惩。汪精卫则表示：中央监察委员会已被特委会取消，无权提出议案。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蒋介石以超然的调解人身份出现，发表《告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书》，声称：“此次纠纷之主因，为南京特别委员会与广东事变。对此二事，吾人同在党之立场，实不难发现一致之观点，且只须四中全会正式开成，均可迎刃而解。“就过去之经验言，军阀不足畏，共产党亦不成问题。军阀之被打倒，已确然无疑，共产党声势从前何等伟大？其阴谋鬼蜮何等毒辣？但吾人一言清党，青天白日旗下各领域，或迟或早一致起而铲除，彼等于无尺寸立足地。国民革命之劲敌，绝非军阀与共产党，惟武装同志不能确实认识中央威权之必要与最高权威，政客从而利用播弄，始为国民革命之致命伤。中正于本年8月决心辞职，惟一原因，为党之中央不能团结。党既无统一指导，军事胜利亦无所用。”还说：“此次全体会议，为我同志惟一忏悔机会。忏悔之方法，武装同志宜确实尊重党权，勿再受政客播弄；一般同志尤宜尽蠲前嫌，勿再互相猜忌。……今日非一致促成中央全体会议速开正式会议不可。有不能牺牲个人之权位而阻碍此全体会议者，吾人应纯粹以党之利益为前提。其他一切均应抛弃，亦无容顾忌。以前彼此错误，不再追求，只谋此后确实永久之团结。党国存亡，千钧一发，竭诚呼恳，惟希鉴察。”［34］

蒋介石貌似不偏不倚，装好人，更增强了汪精卫对他的幻想。12月10日，在预备会议第四次会议上，汪精卫与何香凝、王法勤、王乐平、陈树人、朱霁青、陈璧君、潘云超、甘乃光、丁维汾、顾孟余等11名粤方中央执监委员联名提出请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的提案。

在此提案后，汪精卫个人还附带声明：“如蒋介石同志能够徇预备会议之决议，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则兆铭认为对于时局已有良好办法，少数同志间对于兆铭有不谅解者，兆铭尽可引退，以息纷争。”［35］

汪精卫等人的提案当即为预备会议通过。预备会议决定，二届四中全会于1928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开，由蒋介石负责筹备。

提出请蒋复职，是汪精卫玩弄的一个“拥蒋自救”的花招。正如李宗仁后来指出：“汪兆铭此时自知不能见谅于党内同志，乃于张、黄叛变时竭力鼓吹，促使蒋中正复职。在汪氏看来，反对南京中央政府，蒋实与渠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如果汪蒋合作的局面实现，必能左右大局，重握党权。到了广州暴动之后，汪氏受各方攻击愈烈，乃一意拥蒋以自救。”［36］

但李宗仁、白崇禧以及李济深等绝不愿意看到蒋汪合作就此成功，为此，李、白继把攻击的火力打向手无寸铁的政客汪精卫。李宗仁发表长篇谈话，以激烈的言辞抨击汪精卫，对蒋汪合作提出异议，并提醒蒋氏不要上了汪的当。

据说，白崇禧也曾当面“劝蒋勿与汪合作，勿遽上台”［37］。但不可能为蒋氏所接受。这时，蒋介石已经牢牢掌握了政局的主动权，桂系已经无法阻止蒋氏出山了。

预备会议决定，因“一一·二二”惨案被指控的谢持、居正等10余人先行停职监视，并组织特别法庭审判惨案有关人员。这是汪蒋联盟的结果，一开始就给桂系和西山会议派一个下马威。白崇禧在汉口接到上海市长张定璠的有关电报后，就对李宗仁说：“蒋先生还没有复职，特别委员会就已经完结了。”桂系李、白等人正是怀着这种既惋惜又无奈的心情注视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

预备会议后，围绕着在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上权力分配问题，宁方桂、蒋、汪等派系继续明争暗斗。

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趁张发奎和黄绍竑之间爆发粤桂战争，广州城内空虚之机，发动了广州起义。虽然起义很快被张发奎等人镇压，但它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造成了极大震动，使其派系斗争更趋激烈。不仅桂系联合李济深等派系趁机发难，攻击汪精卫是在同共产党合演双簧，张发奎、黄琪翔等人都是共产党。而且“全国民众请求通缉汪精卫、严办汪精卫的声浪，便一天一天的增高。民众的情绪已经愤怒到万分。天天在报纸上所看到的，便是弹劾和反对汪精卫的言论。”［38］

汪精卫虽然还想极力辩解，但难敌众口一词。无论汪精卫如何辩解，都已无济于事。

16日，宁方的国民政府下令查办与“广州事变”有关的汪精卫、顾孟余、陈树人、甘乃光、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陈公博、何香凝等人，声称他们“于事变后，或列席会议参与逆谋，或发表言论公然袒护，舆论哗然，嫌疑难释，本政府为整饬纪纲维护治安起见，特派邓泽如、古应芬讯往查办呈复，以凭核夺。在查办期间，汪等居住所在，应责成军警注意，监视其行动”。［39］

更加可怕的是，白崇禧正准备对汪精卫直接下手了。陈公博回忆说：“汪先生旅居上海也被认为暴动的主要人，白健生竟直找杜月笙要用绑票的方式派人直冲汪先生的寓所，企图加害。杜月笙说：‘这事我做不来主意，你问法国领事罢。’及至白健生找法国领事，法国领事也说：‘这事我们不能干的，你找杜月笙罢。’这样互相推诿，事情才平淡下去；法国当局于是劝汪先生离沪，蒋先生也劝汪先生出洋，汪先生终于离沪出国往欧洲了。”［40］

四面楚歌的汪精卫于12月16日发表通电声称隐退，不再参与政治。汪精卫还发表谈话，以肉麻的言辞向蒋介石送上临去秋波，可见这个无耻政客的伎俩。他说；“蒋汪合作，不是一般同志所提倡的么？如今有些同志，却偏要说这是别有作用。我从前曾出死力帮助过蒋介石同志，也曾出死力反抗过蒋介石同志。我对于蒋汪合作的名词，是不承认的。我以为党里头要有中坚部队，而中坚部队里头，要有一个中心人物。今日可当中心人物的，只有蒋同志一人。我愿意仍然出死力的帮助他。如果有些同志，以为我帮助他，反为他累，则我不以积极的方法来帮助他，以消极的方法来帮助他，也是一样。”［41］

17日，汪精卫秘密离开上海赴法国。张发奎、陈公博也通电下野，汪派人物溃不成军。白崇禧还不甘休，白崇禧还与程潜等于27日联名发表通电，请求通缉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陈树人、甘乃光、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何香凝等9人。29日，白崇禧在复何应钦、刘峙、顾祝同的电报中，表示自己拥护蒋介石出山，但对他庇护汪精卫、张发奎等人等表示了强烈不满。电报说：“崇禧自追随介公北伐以来，承介公推心置腹，无时不以为感，及由鲁南奉命回宁，孙（传芳）、张（宗昌）逼于北，汪（精卫）、唐（生智）逼于西，我军徐州新败之余，难御孙（传芳）、唐（生智）方张之寇，介公当时审度形势，谋双方对付之策，自动下野，崇禧恳留无效，在介公敝屣权位，以求党之团结，个人固为得计，崇禧属在部曲，使强敌在迫，无术拥护，迄今思之，心独耿耿。至介公复职，前在南园即向幼京（杨树庄）、任潮（李济深）、德邻（李宗仁）诸公表示赞同，对沪新闻界亦有同样表示登载，谅蒙诸公鉴察。惟领袖出处方式，须极磊落。介公于汪派诸附逆委员不免瞻徇过甚，于张（发奎）、黄（琪翔）诸叛将不免庇护过深，倘对汪派及张、黄不有明显态度，崇禧窃恐为盛德之累。君子爱人以德，想诸公当亦以为然也。”［42］

这时，那位以捧蒋为专业的吴稚晖见蒋介石复职已成定局，不顾自己前不久还在以最恶毒的语言攻击汪精卫，这时却站出来为汪精卫做说客做和事佬了。他说：“如汪精卫、如陈公博、如顾孟余、如甘乃光……贼出关门，既捉不到他，又加什么通缉，殊可不必。且如汪先生等，他若能自己不落小样，不做那悻悻小丈夫，好弄玄虚，自是一个有望人物。他今在海外，我等能优容之，彼必悔悟。若羞辱之，徒促其横决，此非君子成人之美也。所以，程先生等请求通缉一电，词正义严，不过从又一方面着想，暂且相恕，亦未尝不于人才有益。……湖南残余之唐军，彼等既愿由间道北伐，正宜使之效命前驱，断不必再动干戈，成互相残杀之局。若恐其北伐以后兵力强盛，将终为湘省之敌，我想这是过虑。……这又欲求李德邻先生、白健生先生、程颂云先生等坦然大度目前力求湘鄂之繁荣，与民休息，似最重要。而程先生等此次丰功伟烈，亦百世令人思慕，万不可不注意纠纷之减少，亦即使全局之速定。此次李、白两先生受小小顿挫，无人不为之愤慨，然亦无人不钦敬。小子有痴言，以为此时最能让步，即为后人最致仰慕，亦人民国家所最受其赐。”［43］

这样，在这场历时数月的错综复杂的国民党派系斗争中，蒋介石利用汪、桂、西山会议派等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坐收渔利，既弄垮了特委会，打击了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又迫使汪精卫出国；还因故意袒护汪精卫而招致胡汉民、孙科等人的不满，1928年1月下旬，胡汉民和孙科等以出国考察为名，离沪远游。

在此期间，只有蒋介石的政治行情一路看涨，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无力单独同奉系张作霖对抗，频频通电拥蒋复职，以继续北伐。蒋介石复职还得到了汪精卫派的大力支持。这样，蒋氏复职已成定局。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离沪赴宁，并且电告了白崇禧等人。1月7日，蒋氏发表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通电，在政治争斗中明显吃了败仗的白崇禧，也不得不向他的政敌表示祝贺。当天，白崇禧率部将给蒋氏发出表示祝贺的电报。电报全文如下：

南京蒋总司令钧鉴：

奉读支电，敬悉我公惠然莅宁，主持党国大计，无任欢忭。值此共贼潜伏，乘机思逞，残余军阀，盘踞幽燕，渴望我公本总理之遗志，团结忠实同志，内固党基，外攘强敌，继续北伐，完成革命，不独本党之幸，抑我民族之福。临电不胜翘企。

白崇禧、胡宗铎、夏威、陶钧。叩。虞。［44］

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这场最为复杂的派系斗争中的惟一赢家，显示了他高超的权谋手段和翻云覆雨的本领。而桂系诸头目则因为政治资望浅，在这次角色中明显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