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目录和科学研究

专题目录和科学研究

作为目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专题目录，它在情报工作领域也颇受重视，国内外的图书馆、情报系统，以及许多学者、科研人员都注重利用专题目录作为检索专题情报资料的一种工具。本文从专题目录同科学研究的关系上，论述其作用和意义。

（一）

在讨论专题目录与科学研究的关系的时候，先来研究一下专题目录同读书治学、专题目录同经济管理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这将不无益处。清代学者王鸣盛说过：“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15]，把目录学推崇到很高的地步。人们面对着数十万种乃至上百万种计的图书，真是如同面对书海、书山一样，不知如何要找自己想要看的书是好。目录学便是人们借以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是读书治学的向导。张之洞也深有感触地说：“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16]他这里所谓“得门”，是指借助于目录学以循治学门径。古人和今人对目录学和读书治学的关系有不少精微的论说^[17]。不过，我以为这些仅仅是属于泛论性的。或许，在古代，由于科学文化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图书文献的品种和数量远不及今天这样繁多，一个人凭借着目录学的指引，苦学寒窗，皓首穷经，才能读破天下书。然而，在科学文化日新月异的今天，过去积累下的图书文献和新出现的图书文献是如此之多，一个人要想读完天下书，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读书治学，只有从专门学科进行系统的钻研，以其他学科作为附带浏览，这样才不至于“汛滥无归”。而治专门学问的津筏——专题目录就显得格外有用。请看，专题目录同综合性目录相比：综合性目录著录的图书门类多、数量大，使用不方便；而专题目录编制的目的明确，针对性强，检查容易；专题目录同图书馆馆藏目录相比较，图书馆馆藏目录面面俱到，且局限于本馆收藏的书刊文献，而专题目录对一个专题范围的书收录齐全、系统，就治专门学问来说，真正能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8]的作用；专题目录同以往的史志目录相比，史志目录一般是通录，有少些只收录一个时代的图书文献，人们要通晓古今，须查遍历代所有史志目录，花费巨大劳力，而专题目录包举古今，于专题范围内的图书文献，博采精收，且又无史志一类目录那种大而无当之嫌；专题目录同过去的官修目录相比，官修目录选书往往有严格的限制，不少有用的可读书被排斥在外，专题目录则缀拾遗逸，别出一门，为新的学科、新的专题，记载群笈，替治学之士，开辟读书新路。由这些可得知，专题目录确是为读书治学指引捷径，提供方便，这在其他类型目录是远远比不上的。

专题目录对于配合经济管理和经济建设也有着积极的意义。在管理方面，它表现在为领导部门制订生产发展规划，决定技术政策和确定某项工程方案，及时为提高科研管理水平起参考和提供信息依据的作用。实际事例也说明这一问题：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近年为国家计委和领导部门提供了有关环境保护专题的情报资料，对国家制订环境保护规划和政策起到一定作用；又如北京图书馆在五十年代中期就编有《有关黄河资料目录（附汉水）》、《“我们将怎样改造黄河”——根治黄河论文简目》、《超音速压气机资料目录索引》等专题目录，这些目录对于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治理和管理黄河的规划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至于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借助于专题目录解决技术上的问题的事例就更多了，例如南京图书馆在为苏北油田建设的服务中就注意到编制专题目录作为为生产服务的有效手段。前几年，国家组织不少人力、物力对苏北石油进行了勘探，南京图书馆为配备这个项目，主动与生产科研单位合作，共同编制专题目录和专题资料。有一回，他们在油田地区做调查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在用地震法勘探石油天然气的施工中，过去一直沿用炸药作为震源，然而炸药震源法存在缺点——成本高，钻孔困难，损害庄稼，运输不便等，江苏又是水网地带，使用炸药震源十分不利。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南京图书馆的同志与江苏省第六物探大队结合起来，编出《地震勘探非炸药震源》的专题目录，替解决炸药震源问题提供了技术措施和资料线索。又如前三机部的科技情报机构，在采用编制专题目录等情报检索手段，促进航空科技事业现代化方面做了可喜的成功。他们编印的《歼击机预研专题资料索引》、《超音速压气机资料目录索引》等专题目录，给科研和生产提供了一系列的科技资料，为科技生产人员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出应有的贡献。

图书情报资料是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中可利用的一部分“资源”，作为科技文献工作和书目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专题目录工作，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国外有关资料说，社会生产力有50%—60%，甚至于有的称60%—80%是依靠科学技术革新而得来的。专题目录工作在有效地为生产提供专门性情报和参考材料线索后，就能够促进技术革新，就能帮着打开症结性问题，就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创造出社会财富，推动科研和生产的发展。

（二）

从上述的专题目录同读书治学、生产建设的关系，我们可以初步了解专题目录对于科学研究的作用和意义。从广义上来讲，读书治学，是科学研究工作的范畴；生产建设，是科学研究所服务的主要对象。不过，科学研究还有自己的特殊性。比如，要求充分地、详细地占有资料，通过一定的人的归纳、分析、实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等等方式来进行。现代科技文献的数量不断增加，科技工作者用于搜集资料的时间所占的比重增加。同时，学科的交叉，边缘学科的不断出现，文献报道的分散，科学工作者的专业化越来越细，加上科学研究的方式，速度在不断变化，科学研究活动成为国家活动的重要内容。这些，都相应的对专题目录或其他书目情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题目录对于科学研究的作用和意义，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在我国当前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中，它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了：

（1）专题目录是为某一特定课题科研时检索资料的主要工具，是打开专题文献大门的钥匙。

任何一项课题的研究，都是先搜集有关这个课题的资料，以便继承前人积累的经验，借鉴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在已经达到的研究水平线上继续前进，取得新的突破。这正如牛顿所说的：“如果我的发现比笛卡儿远一点的话那是因为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19]，科学研究的这种继承性和借鉴性，反过来也说明了掌握资料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势，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一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20]。搜集资料的过程，也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围绕一项科研课题编制出来的专题目录，是这项课题的先期性科学研究工作。在浩如烟海的图书文献中迅速地、比较全面地寻找出特定的科研课题有关资料，并通过一定的编排方式揭示出来，这种查阅资料、组织资料目录的工作，为科学研究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科学研究必须有丰富的资料作为参考的基础，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这样，因为科学不是空想和臆造，它应是建立在充分的依据之上的，建立在实践的总结之上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资料如同建筑中的木材、泥沙、砖瓦一样，没有它，你的建筑蓝图画得再好，也造不出房屋来。正因为搜集资料的重要，所以，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很重视这一工作。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用了四十年的功夫广泛地搜集各种相关资料，他做过笔记摘录过的书就有一千五百多种；列宁在创作著述时，用过二十二种文字的一万六千余件的图书、小册子、文章、定期出版物，文件和书信，单在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书时，就曾参考、引证了五百八十三种图书文献；我国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博览了八百多种书籍，步行几万里进行采访。积累了几尺高的资料，写成了《本草纲目》；郭沫若在进行社会科学有关专题研究时，深有体会地说过：“古籍整理工作骤视之，实属冗赘，然欲科研中国古史，非先事资料的整理，即无从下手”^[21]，北京图书馆就曾替他编制了《近人关于蒲松龄及其作品研究》等专题目录。这些事例都很清楚地说明了，搞科学研究的人都要从事资料搜集工作。可见，科学研究的这一先期工作是多么的重要。钱学森同志在1963年说过：“今天由于科学技术活动的空前活跃，科学技术情报资料的积聚是非常迅速的……如何使这么大量的文献及时地与科学技术人员见面，是个繁重工作。”^[22]。专题目录是科学文化发展的产物，它是为适应科学研究的需要而产生、演进的。以目录学的原理和方法编制的、以特定科研课题为中心而广收图书资料的专题目录，无疑的成为检索这一专题资料的主要工具。

（2）专题目录是掌握和了解科学研究成果的较高级的书目情报形式。

1973年，日本科学技术厅曾对主要学会的会员进行了调查，并以“关于科学技术研究者利用情报的实际状况的基本调查”为题做了报告说：“……研究人员为了得到情报，希望充实的服务到底有哪几种？我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结果有52%—59%（根据调查对象所属机关的不同而异）的人说：希望针对我们的问题，就我们想知道的事情，给我们找必要的文献，提供给我们使用。要求进行这种服务的呼声大大强于复制服务和其他服务，占居首位……”^[23]，这种“针对我们的问题，就我们想知道的事情，给我们找必要的文献”的要求，正是适合专题目录的特点和服务性质。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人们除了要用书目来查阅资料，还想通过目录了解同业人员所作的研究状况。科学工作者往往把一份有价值的专题目录看得比同一课题的论文还重要，如有人评价蒲地式子等人编的《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一书，认为，“这本书真正的分量是在列举着最新的日本学术著作的516页篇幅中。”^[24]。由于专题目录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与某一课题有关的图书文献和科研成果，这就替科研工作者了解这个专题领域内的“行情”——例如过去、现在有哪些人做过了什么样的工作，取得了怎样的进展，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等等提交了情报线索，科研人员在掌握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动态之后，便能够“知己知彼”，耳聪目明，从而不至于重蹈他人已经走过的老路，在别人发明创造的基础上闯新路，出硕果。

20世纪以来，人们常常通过书目来察看和评价某个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书目成为了解一国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情报之窗。在当代书目参考工作中，专题目录的“情报性”更为明显，这是由它的编制的及时性，反映文献的专深性，解决问题的针对性等特点所决定的。科学工作者借助于专题目录，能迅速地获取某一专题的文献的情报，通过分析、比较后可掌握该课题的研究动态。图书馆和情报部门在解答咨询时运用书目的比率，远远超过其他工具书，据美国芝加哥大教授麦克说：“在大学图书馆中，参考部所遇的咨询问题，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非用书目不能答复；在学识丰富的人所询问的问题中，更有百分之八九十需用书目以解答”^[25]，而在这些参考咨询工作应用的目录中，专题目录的比重又是最大。

参考部门根据读者所提出的问题，经过分析研究，运用各种方法查寻资料，编写出的解决那个问题的目录，再送交给读者。专题目录是有目的地替一定的读者编制的，它为读者获知这一专题历史、现状、动向展示了文献来源，因而它的使用价值高、收效快。从研究人员为了得到情报而提出的要求，从参考咨询实践中对专题目录的大量编制，应用的情况，可以看出，专题目录是掌握和了解科学研究动态的有效的书目情报形式，是一种情报研究的结果的报告。

（3）专题目录是科学研究中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法宝。

有人把图书情报资料比喻为仅次于物质能源的“第二资源”。从事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去开发这个“资源”。由于图书资料在飞速的累积，以至于国外便有人惊呼“危机”或称图书情报“爆炸”。在60年代国外曾统计过，美国、日本一些化学研究人员的工作时间为：查阅图书文献占50.9%，实验占32.1%，计划思考占7.7%，写作报告占9.3%。用一半以上时间来查资料，结果，查全、查准率还不到50%。世界上不断出现的图书文献量之大，实在是令人难以应付。拿我国商务印书馆来说，这家出版部门号称一天出一本书，一个人每天专门看这家出版的书恐怕也是看不过来的。据国际图书馆协会预测，到1987年，全世界各种科技文献将达每年一亿两千万册。数量众多的图书资料与科研人员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造成了矛盾，这正如钱学森同志所说：“一位学者、作家完全靠自己去查所需的图书、资料，搞‘单干户’的工作方式，已是不太可能的了。你要查图书、资料，你就没有时间搞研究，搞创作；你要搞研究，搞创作，你就没有时间查图书、资料”^[26]，这些都生动地说明为科学研究提供专门图书资料的专题目录是多么的重要和必要了。

专题目录帮助科研人员有效地利用特定课题的图书文献，从大量的、类型复杂的图书文献里查找出对科研课题有用的东西，这就为科研人员节约了查找资料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同时，科研工作者也可以在掌握、应用编制专题目录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搜集资料，鉴别、组织并揭示资料，为自己科研工作铺平道路，也替他人提供便利。相反，如果不注意利用包括专题目录在内的检索工具，不重视书目工作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与应用，就会给人造成在如同喜马拉雅山般累积起来的图书文献面前无所适从、一筹莫展之感。另外，如果不了解行情，科研工作很可能同别人重复，这样，也是人力、物力、时间上的极大浪费，比如在美国，60年代初期，因科研课题重复造成的损失达10—12亿美元，约占整个科研经费的10%；在我国，据有人估计，前些年至少有40%的研究课题是在重复国外已经研究成功的课题。我们再拿图书馆学研究来看，近几年，单搞图书馆学论文索引这一工作的，北京、大连、上海、南京、兰州等地差不多同时都在搞这一课题。假若我们减少这些重复研究，就等于节省了许多人的重复劳动，也节约了时间和经费，从事其他更重要的项目的研究。

同其他各种检索工具相比，专题目录对于合口径的研究课题来说，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方便省力，效果显著，故说：专题目录是科学研究中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法宝。

以上，我们可以了解专题目录与科学研究的关系。在结束本文之前，还需再说上一条的是，专题目录也可以作为图书馆和情报机构揭示馆藏或用作参考以补充藏书的一种工具。图书馆和情报机构的分类目录、书名目录、著者目录等，不能满足读者从专题这个角度来检索图书资料的要求。一个图书馆、情报所有可能收藏有上百万到上千万册图书资料，可是，假如忽视专题目录的编制，尽管他有他的一些目录，仍然使得一些资料发掘不出来，埋没它们的功用。

为了更好地完成文化教育和为科学研究服务的任务，重视编制专题目录，才能更好地提高图书情报机构的文献利用率。像北京图书馆编辑的《北京图书馆馆藏外文有关美国书目》，把有关美国的图书一一介绍给读者，给研究美国问题的人带来方便；英国海洋学研究所编印的期刊式专题目录《海洋学文摘与深海研究目录》，报道的文献材料除选自3　000多种期刊外，主要是通报伍兹霍尔与萨诸塞海洋生物实验室图书馆和以Woods Hole海洋研究所收藏的有关文献和其他出版物。专题目录把各个门类的各种形式的有关某一专题范围的图书文献系统地报道给读者和用户，从而大大提高馆藏利用率。

为了更好地为科研服务，利用专题目录作为参考来补充馆藏，这也是图书馆和情报机构藏书建设的一个捷径。一个核科学情报机构，通过国际核情报系统（INIS）编辑出版的《国际核情报系统原子索引》，可以考虑补充自己藏书内容；一个农业方面的图书馆，通过《苏联植物文献目录》、《农业气象文献目录索引》等，能够知道该采购哪些苏联出版的图书和杂志；同样，伦敦1978年出版的《国际法最新书目》，对于一个法律专业的图书资料室选购图书，也能起一定的参考作用。专题目录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意义和作用由这些可略见一斑。

《江苏图书馆工作》，198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