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洞庭地区地质地貌概况及河湖演化研究现状

自20世纪初以来，来自不同地学领域的学者就江汉-洞庭盆地第四系与河湖演化方面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江汉-洞庭盆地河湖演化与区内第四系研究息息相关。杨怀仁等(1999)开展了“长江中游荆江变迁研究”，除对更新世河道演化进行了探索之外，重点对全新世以来的河湖演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黄第藩等(1965)对包括江汉-洞庭湖在内的长江下游三大淡水湖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洞庭湖早—中更新世厚度和岩相的变化，指出在更新世曾发育过一个统一的大湖。

不少学者就长江中下游干流东去入海的时代及原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在探讨长江三峡的续接贯通时，部分开展了江汉-洞庭盆地的河湖演化的研究，如杨怀仁(1960)、杨达源(1985，1988a，b)、杨达源等(1990)，闾国年(1991)、龚树毅等(1997)、陈国金(1999)、李长安(2001)、向芳(2004)等。此外，湖北、湖南在江汉-洞庭盆地进行的区域地质、区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调查中，也开展了部分江汉-洞庭湖相关的地质研究工作，如康悦林等(1985)、童潜明等(2002)、柏道远等(2011)。这些工作为区内第四系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资料，对江汉-洞庭湖盆的演化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上述研究在涉及江汉-洞庭盆地的河湖演化时不可避免地以区内第四系尤其是更新世地层划分与对比为基础。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阶地分析和冰川论为理论基础的相关研究，给江汉-洞庭盆地及其周缘的第四系划分与对比造成极大的混乱，加之对洞庭盆地周缘尤其是长沙一带“白沙井砾石层”和上覆网纹红土的成因及二者之间的接触关系的认识存在根本分歧，造成了区内第四纪更新世地层系统划分与对比的巨大差异。由此引起的区内第四纪更新世地层划分和对比存在巨大的困难，以第四系对比为基础的河湖演化研究实际上难有作为，甚至将研究工作带入歧途。20世纪70年代在洞庭盆地开展的1∶20万区域地质调查中，湖南地矿局就洞庭盆地第四纪河湖演化做过积极的探索，指出网纹红土沉积代表了当时最广泛的湖相沉积，是洞庭盆地最大的湖泛期，但是囿于当时统一的地层划分对比的规范要求和地层划分对比的困扰，这一重要认识只能作为一种讨论而湮没于当时主流的认识之中，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近年来，在洞庭盆地区开展了1∶25万修测工作，对第四系的认识虽然突破了第四纪冰川论的理论框架基础，但是对区内第四系的划分与对比研究仍然以阶地分析为基础，将盆地周缘及盆地内部的沉积进行划分与对比，对网纹红土及其下伏砾石层的成因及其接触关系仍然没有摆脱河流相二元结构的认识，对第四系的划分依然是混乱的，虽然就盆地演化等方面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但是其对地层划分的基础性认识没有实质性进展，所以对盆地充填与河湖演化的认识尚停留在陈旧的框架下而没有突破。

研究认为，江汉-洞庭盆地周缘包括长沙一带的砾石层是盆地周缘的古河流(如古湘江或其支流)的冲积扇或辫状河流堆积，下游方向则发育扇三角洲或辫状河沉积;网纹红土是在“阳逻砾石层”“宜昌砾石层”和“白沙井砾石层”等砾石层沉积并经剥蚀之后的堆积物，二者不是连续沉积的，“阳逻砾石层”“宜昌砾石层”和“白沙井砾石层”形成于早更新世(Qp1)，而上覆的网纹红土则形成于中更新世(Qp2)。由此开展的区内地层划分与对比研究，为江汉-洞庭盆地演化和区内河湖变迁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