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记者和媒体批评家的习惯

137TAKING ON THE HABITS OF THE SCIENTIST, THE INVESTIGATIVE REPORTER, AND THE MEDIA CRITIC呈现科学家、调查记者和媒体批评家的习惯

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

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主任，著有《网络的财富》（The Wealth of Networks）、《企鹅与怪兽》。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互联网”指什么，“思维方式”又指什么。如果“思维方式”指的是“当你进行某种操作时大脑的工作方式”，那么我暂时准备回答：“没有改变。”我只是目前会这么回答，因为我还不能确定这是对的。

不过，我会尝试以另一种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互联网是否改变了你产生和变革信念的方式？”其中，信念可以关乎世界状态，比如全球大气层正因人为作用而变暖，或某种社会主张，比如蓝衬衣与黑裤子能否搭配？在非洲，每年都有数百万人死于可预防性疾病，制药公司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药品价格降至他们可承担的范围，那么实施药品专利导致价位过高、难以普及是否道德？

这就将我们引向了开始的问题：“互联网”指的是什么？我认为“互联网”至少意味着一种社会文化条件，在其中我们可以更轻易、更紧密地与其他人建立联系，与更多社会组织建立联系，还可以与更多文化产品和知识产品建立联系。我现在常将不成熟的想法、半成品写下来，通过邮件与朋友讨论。这种形式的交往比与和我一起喝咖啡的朋友交往更密切。我还可以与交情甚深但地理距离较远的朋友以这种方式交流。社会距离也因此更近了。比起过去打电话的方式，向一个组织、机构，或社会地位相近的陌生人发邮件显得轻松一些，也不显得那么唐突。

最根本的改变在于一种新的认知，即地理意义上、社会意义上或组织意义上相去甚远的某人或许会与你有类似的看法。从维基百科到博客，互联网记录着我们的大部分交流。我们生存于这样的环境中，与他人就自己思考的问题所进行的交流也可供大家分享，其可读性比过去大大增强了。

“我思考的方式”让我想起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关于互联网我只能想到信息搜索和记忆增强这两种功能。但是，如果我们将思维理解为一种更具有对话性、更为辩证的过程，即如果“我想”指的是“我参与着思想交流”，那么互联网大概确实对我的思维方式有一点改变。不，这不是说“每个人都与他人相互联系”、我们都不断地进行着无意义的交流，而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不断延展的社会、地理、组织圈里与别人交流，接受他人之间交流的信息，并从中获取经验和知识。

被赋予了这些新的能力后，思维既需要一种新形式的开放性，也需要一种新形式的怀疑能力。思维应具有开放性，因为人们逐渐发现，当前知识和见解的蕴藏分布之处比我们在历史上所知的更多。一名16岁的挪威小孩可能会想出办法破坏DVD影碟的加密系统；明尼苏达州醉心于政治、常常浏览科斯博客的普通操作员和皮鞋推销员，可能比CNN或《纽约时报》的专家对明尼苏达州参议院选举的时事有更深的了解。

但是，我们都知道，网上也有很多无意义的信息。所以，开放思维的同时，我们还要培养适当的怀疑能力，应该对体制热捧的专家和体制外的人保留一定程度的怀疑。认知的形成和改变是一种开放而具有怀疑精神的交流过程：寻找交流者、形成初步认知、加深认知，不断更新认知。我们无法追求彻底的权威，只能达到一定程度的临时自信。我们需要承袭科学家、记者、媒体批评家们在生活、学习和认知过程中的必要作用。不过，也许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也许这与互联网毫不相关。

注：本文作者尤查·本科勒的《企鹅与怪兽》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