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媒体驻华机构及记者

第二节　境外媒体驻华机构及记者

因为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拥有不可忽视的发言权，各国的大型新闻机构都设有驻华办事处。因为占据地理位置的优势，他们运用第一手资料开展的涉华报道在其国内往往有着“舆论先导”的作用。

另一方面，世界各国的民众大多数只会接触本国的报纸、广播、电视。就涉华报道而言，外国记者更熟悉其本国人民喜欢的报道形式，更了解本国读者关心什么。因此，由外国记者在我国实地考察后写出的报道，往往更容易得到外国读者的信任。

例如，“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最早是由《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窦奠安发的电稿传到外界。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封面大标题为“南京强奸事件”，小标题为“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消息见报，世界舆论为之震惊。此后，东京审判也沿用了“南京强奸事件”的说法。无疑，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定性，驻华记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境外媒体驻华机构类型及特点

（一）新闻通讯社

目前，在中国最常见的外国通讯社包括美联社、道·琼斯新闻、路透社和法新社等。另外还有为世界各地不同的媒体集团服务的其他组织，如Cox Newspaper和Knight-Ridder。这些通讯社的记者关注的重点是突发性的新闻，因此他们非常关注本地的中文媒体，并能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进行报道。通讯社大都对记者每天的发稿量有明确要求，一个通讯社记者一天之内通常报道十几条新闻。另外，大部分在华的通讯社还安排摄影师与记者同行，通过专线将来自中国的照片发送到世界各地。

（二）日报

许多世界级报纸都在中国有派驻机构或记者，其中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华尔街日报》，英国的《泰晤士报》、《独立报》，日本的《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在报道风格上，很多日报记者与通讯社记者一样对突发性新闻感兴趣，对新闻特写也十分看重。日报记者在撰写新闻时往往比通讯社记者更加深入，所报道的新闻会体现出他们所代表的报纸的倾向性。此外，不同于通讯社对记者每日发稿量有定量要求，日报通常要求不漏报重要消息即可。

（三）杂志

驻中国的新闻杂志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时代》（Time）、《新闻周刊》（Newsweek）和《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之类的周刊，另一种是《福布斯》（Forbes）和《财富》（Fortune）之类的月刊。周刊由于周期较短，竞争非常激烈，通常采用攻击性的报道风格。同时，经常采用专刊的形式，进行大量的调查。月刊则用更长的时间报道一个新闻事件，跟踪报道的范围可以从一个月到三个月不等，而且通常会进行深入的专题报道和分析。

（四）电视和广播

知名的国际电视广播公司都在中国设立了派驻机构，不过大部分公司仅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派遣员工来这里工作。这是因为电视和广播新闻具有高度竞争的特点，而且安排播放外国新闻的难度较大。仅有CNN和BBC这样设有24小时新闻台的机构能够经常性地报道有关中国的新闻，有时一周报道几次，而其他大型的美国和欧洲电视台则可能每月仅报道两到三次。另外，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电视新闻出现了标题化和娱乐化倾向，新闻长度也逐渐缩短，难以实现全面报道。对电视和广播而言，具有强烈视觉冲击效果的新闻事件才更具有报道价值。

（五）互联网

互联网媒体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媒体报道形式，成为紧随主流媒体之后的快速传播新闻的强大渠道。

二、近年来境外媒体驻华机构、记者及涉华报道新变化

（一）规模和人数逐年扩大

根据外交部新闻司的数据，截至2008年1月，共有来自54个国家及国际机构的378家机构、700名记者在华常驻。其中驻京机构322家、记者577名，驻沪机构107家、记者108名，驻穗机构8家、记者8名，驻渝机构6家、记者3名，驻沈机构3家、记者4名。其中美国驻京媒体机构最多，有52家，记者达126名。

表1-2　境外媒体驻华机构及记者增长对比

由表1-2可以看出，相比2002年，2006年驻华外国新闻机构增加了93家，记者人数翻了一番。而从2006年到2008年，短短两年时间，驻华外国新闻机构就由291家增加到378家，记者人数增幅更达36％。其中，《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已经达到5名，成为该报最大的外国记者站。仅2005年，《纽约时报》就刊登了3000多篇涉华的报道，其中445篇出自驻华记者之手，86篇新闻上了头版。与1995年同期相比，报道总量是原来的3倍多，头版文章数翻了一番。而英国路透社则是最大的常驻机构，共有30名记者常驻中国，其中北京22名、上海7名、广州1名。很多驻华媒体机构纷纷表示，还将不断地扩大规模，以应对越来越重要的中国报道及各家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

（二）“伞兵”记者成为对华报道新力量

在中国生活工作的700名常驻外国记者，大多会讲普通话，不少人都有中文名字。当然也有一些驻华记者不懂中文，需要中文秘书随行。这些长期驻华的记者，是报道中国新闻的中坚力量。

除此之外，每年还有数以千计的到中国来进行短期报道的记者（习惯上称之为“伞兵”）。他们或是隶属于某家境外媒体，或是以自由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例如，英国《卫报》就曾于2004年11月派遣了一个由十几名记者组成的特别采访小组（“伞兵”组），在上海展开为期一周的采访，然后将采访小组写成的十几篇角度不同的报道，集中发表在《卫报》的“上海特刊”。而诸如北京奥运会、四川地震这样的重大新闻事件，都促成了“伞兵”记者来华进行新闻采访报道。由于部分“伞兵”记者是初次来华，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周期又相对较短，对中国缺乏一个长期和直观的认知，所以其对中国的报道有时候会根据预设目的去采访。^[25]

（三）城市区域特征明显

一般常驻北京的外国记者都是擅长采写政治题材的新闻记者，而常驻上海的外国记者往往是财经记者，他们的关注点往往聚焦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些驻华记者都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背景以及较强的新闻敏感。从驻华记者的分布，也可以看出城市的特征和他们的报道重心。

当然，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聚集了最多的驻华记者，这也意味着驻华记者的报道重点是北京和上海。对于其他城市的一些常规性新闻，驻华记者并不十分感兴趣。能够引起他们关注的城市，一般都是发生了突发性新闻事件，或是发生了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新闻事件。比如在报道金融危机这一热点主题时，驻华记者无一例外都会涌向广州。而2007年，杭州凭借着“经济强市”、“文化名城”、“旅游胜地”“天堂硅谷”四大名片吸引了全球19家知名境外媒体，如美联社、彭博新闻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日本共同社、法新社和凤凰卫视等聚焦杭州。因此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外国记者涉华报道的目的是发现新闻、报道新闻。如果充分了解了他们的这种需求，与他们打交道会成为一种对外宣传的良好契机。

（四）传播手段更趋形象化、快速化、网络化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驻华记者使用的传播手段更趋形象化、快速化和网络化。

如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007年专门开设了一个“中国博客”，由4位驻华记者主笔。主笔之一的奥斯汀·拉姆茨在博客里曾质疑青藏铁路建设的必要性。现在，这位从2003年开始就在香港为《时代》做中国报道的记者认为铁路通车为西藏地区发现的矿藏带来了开发的价值，同时为拉萨带来了建设豪华酒店、迎接四方游客的热潮。这些都告诉当初对此怀有疑问的人，西藏的发展对绝大多数人都有好处。另一主笔比尔·鲍威尔现在是《时代》驻上海的记者，曾经被《财富》杂志派往北京。他在该博客既讨论中国国内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也关注外国人在华投资的情况。其他两位分别是驻北京的苏珊·杰克斯和艾西门·埃勒根特。其博客中的文章涉及中国股市过热、中国春晚传统地位动摇、中国整改不规范英文标志牌等社会热点话题，也提到了南京大屠杀相关电影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中国在伊朗问题中的态度等时政问题。然而，这个博客也没能摆脱西方媒体对中国负面消息的一贯猎奇心理，其博文中不乏负面报道和误解，如渲染中国贩卖人体器官等。^[26]

（五）特刊、系列片增多

早在2004年10月23日，加拿大的英文主流报纸《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以《中国崛起》为题在周末推出大型报道，共分10组、65个版，气魄宏大，一时洛阳纸贵，不到一天报纸便被销售一空。《环球邮报》为了刊出这组报道，派出36名记者和学者到中国采访，历时3个月。^[27]加拿大报纸协会把它称为“从未有过的最成功的报道”。

一年后的2005年10月29日，《环球邮报》再次推出《中国特刊》，继续讲述中国崛起的故事。加拿大广播公司（CBC Television）与美国《纽约时报》联手，在2006年初推出了4辑题为《中国崛起》的电视系列报道，从政治、经济、环保、社会四个方面报道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惊人成就。

俄罗斯著名的旅游杂志《周游世界》在2006年8月份推出了《中国特刊》，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还介绍了北京、上海、苏州、香港等城市。CNN北京站曾派摄制组前往四川、山西、温州、上海等地进行采访和拍摄，制作了《第三只眼看中国》的系列片，连续一周在CNN国际频道向全球播出，每天早间播出两个故事，内容涉及三峡大坝落成、北京的奥运准备工作、传统文化和古建筑保护、浦东的工业贸易繁荣等有关中国发展的各个方面。而《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也纷纷推出中国特刊。这些特刊和系列片的制作报道，有很大一部分是出自驻华记者之手。

当然，这些特别报道中也不乏对中国的误读。德国《明镜》周刊就以“远东入侵”为题推出中国专刊。杂志封面上手里捧着汽车、手机和数码相机排排站立、身披银盔的秦兵马俑，表情严肃而且阵势吓人。^[28]这样的封面更加突出了“中国威胁论”的主题。

（六）接触中国百姓，关注普通百姓生活

除了一贯的对突发性新闻和重大政治经济新闻关注之外，近年来，驻华记者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是兴趣浓厚。日本共同社驻华记者芹田一郎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以街头的年轻人身着“我爱中国”的T恤衫为报道素材，写成了一篇专题报道。他认为日本人会关注这些文化现象。而信用卡的消费热、中国年轻人的婚姻状况、老百姓的房贷等，都受到外媒们的关注。

同时，名人和普通人一同出现的频率增加。“一些外国记者在介绍中国时，既关注流光溢彩事业有成的名人，也没忘记那些寂寞乡野的普通人。于是我们就看到，甘肃卖干蘑菇的妇人和范冰冰一起出现在外国媒体上，中国著名建筑师也与街头行人一同公开亮相。这是一个矛盾的中国，也是复杂的、充满贫富差别但看上去每个人都各得其所的国家。”^[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