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责任和良心

三、记者的责任和良心

1.从谎言到真实的发现之旅

自“大跃进”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段特殊历史时期，面对来自外部的压力和挑战，记者们如何持守职业道德和职业理念？在新闻界被假、大、空充斥的年代，他们又如何面对良心和道德的审视，去报道或公然制造假新闻？那些渡过初期的狂热、盲信以至于盲动，最终因接触到事实真相而反思的记者们，曾经历过怎样的心路历程？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从媒介工作者的视角来考察大众媒介的社会责任及现实环境对它的影响和束缚。

“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生活转入正轨后，过去被扫地出门的记者回到各自岗位或恢复了正常的新闻工作。80年代后，一些老记者通过自传或回忆性文章回顾新闻从业的经历，对新闻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和自己的切身经历进行了认真、坦诚的反思。这些人当中，既有1949年前在新闻界已有名声的民间报纸的记者，也有早年就进入党的新闻事业，解放后受到重用的一批党的新闻干部。这批历经十年浩劫而活下来的报人大都遭到过迫害，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这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记者们真实的生存状况提供了直接的材料。

担任过新闻出版署署长的杜导正⁽⁸⁶⁾的回忆，可以使我们看到在解放后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中，新闻界是如何失去报道事实的态度以及如何与现实妥协的。杜公首先回忆了1958年“大跃进”采写新闻时的真实情形，那时他任新华社驻广东省记者，撰写了一篇歌颂公社公共食堂“三餐干饭不要钱”的文章，由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各主要报纸都登载了，还被《人民日报》登在第一版上。而他说这篇文章实际是他根据道听途说或上级机关材料写成的。

随后，新闻界迎来对全国大炼钢铁的报道。杜导正说自己“当时头脑又热又简单，对机关小院里土铁炉炼出的东西，拿起一块敲敲，当当响的便误以为是钢”，到秋后农业放高产“卫星”时，虽然弄虚作假到荒谬程度，他也跟着热情报道。当时广东北连县有个星子公社，说每亩高产了24000斤，有知道内情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这24000斤是23亩水稻并在一亩地里的数字。他发稿时将这个信息写入括号里，但在送给省委秘书长审稿时，被责问为什么要写上括号里的数字，最后他还是违心地删去括号里的内容后发往北京了。

可见，那时的记者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即使知道新闻的虚假，还是选择放弃新闻报道最基本的真实性原则，以迎合上级的需要，新闻首先关心的不是公众和社会的利益，而是必须对上级机关及其指令负责，否则就是政治问题。新闻媒体完全被政治权力所掌控，落入明知是假话还要比谁更敢说的畸形怪圈中，很少有人敢于对此进行质疑和批判，不少人忙于闭门造车，无暇或根本不去关心现实状况到底如何。

杜导正说自己真正冷静下来，开始思考问题是当他开始亲身调查以后。1959年，他到广东、海南等地考察，亲眼看到农民普遍饥饿的严重状况，内心受到极大震动，由此毅然写出“广东发生灾荒，农民大部分处在饥饿状态，浮肿的很多，有的已断炊，情况非常严重”的真实状况，提出粮食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个政权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并认为1958年党在“三面红旗”上看来犯有错误。他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调查研究对报道真相是何等重要，但那个时代，讲真话开始不受欢迎，领导层的个人意志逐渐被抬举在真理之上，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很快随着政治斗争的改变而变化。1959年庐山会议后，国内形势急转直下，由反对“左倾”到批判右倾的斗争上来，杜导正也因这篇文章被点名批判。⁽⁸⁷⁾

2.从跟风失实到实际调查

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记者受到极大考验。大部分人盲目地跟随政治潮流，职业理念被吞噬，不少人还对谎言、谬误的传播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真正能在这场浩劫中持守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记者的确是凤毛麟角，记者孙振⁽⁸⁸⁾的经历可算为这类极少数中的典型。他与那个时代中不屈于外部压力、不跟随社会大潮的记者们一起，成为少数持守社会良心的代表。

孙振也是通过实际的调查从最初的盲信中走出来的。1958年，“大跃进”时，他正担任新华社江苏分社采编主任，就在当年夏收季节，他签发了江苏省某县一个生产队小麦平均亩产3000斤的新闻。他说尽管这是一则离实际很远的不实新闻，但那时人们思想狂热、主观唯心主义泛滥，大话、空话、假话横流，他自己在签发这条假新闻时，倒不是故意弄虚作假，而是信以为真，并且还因为那时报上已刊登了亩产五六千斤的新闻，高产“卫星”大批升空。在此对比下，他还认为是江苏省的工作不够出色，所谓高产卫星还低了一格，占不了报纸的重要地位，“在那‘大跃进’的年代，江苏省怎能无声无息呢？”于是就勉强地把这篇亩产小麦3000斤的小小“卫星”的新闻签发了。

当年秋收季节，不少报纸报道水稻高产卫星升空的新闻，有的已经达到亩产3万斤、5万斤，最高的报道亩产13万斤。可孙振在江苏省没发现，也没听说过这样的高产纪录，因此他决心到农村调查，结果发现某县报告亩产10万斤的新闻是彻头彻尾的弄虚作假。从此以后，他对未经实地调查的报告一律不发。孙振分析自己在这段时期的表现时认为，此前签发假新闻的原因主要是缺乏科学知识，再加上“大跃进”狂热思想的影响，造成了虚报浮夸的错误。⁽⁸⁹⁾

1960年冬，孙振亲自去江苏宿迁调查灾情情况，人们听说新华社记者到灾区调查反映各不相同，有的心中怀疑，担心记者不敢直言不讳；有的暗暗高兴，期望通过新华社这条渠道，把灾区的真实情况报告中央。经过实地走访调查后，孙振把耳闻目睹的事实写成了调查报告，其后周恩来总理看到了这篇稿件，批准给受灾地区增调粮食，缓解了灾情。但就是这篇稿件却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他的反党罪行之一，面对这样莫须有的罪名，他说自己没有后悔、自问无罪，尽了一个记者应尽的责任。

这次经历后，孙振开始反思记者如何持守住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底线，这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像早期那样盲动，也没有成为政治潮流的追随者，却采取了与绝大多数人不同的态度，在那个被“假、大、空”所包围的时代舆论中找到了一处持守自己原则之地。“文化大革命”中，孙振被调到四川省工作，当时的四川激烈的武斗已经结束，但派性斗争仍然连续不断，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孙振和同事们认识到，不能昧着记者的良知去跟风说什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的假话。于是他们绕开所谓的“革命主旋律”，深入到农村和集体企业报道生产。更可贵的是，他们还写了大量的调查反映国营企业派性斗争不止，生产设备被破坏的情况。而这些内部情况的调查报告，和那些公开的新闻报道加在一起，综观起来，基本上符合当时四川省的情况。⁽⁹⁰⁾可见，在那个假大空肆虐的年代，仍有一批人坚持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在一个曾是被谎言压制的时代，留下了可信的一手资料。可惜的是，这样宝贵的经验和做法其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肯定。

3.记者的思考

在各种政治运动相继进行，“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后，不少名噪一时的记者，无论是民间报人还是党的优秀新闻干部先后遭受重创。大部分人被扫地出门，一部分人甚至还被迫害致死。很多经过战争年代或敌伪迫害而生存下来的记者，却没能逃过这场历史的浩劫。国内政治发生如此巨变，完全超出那些自认为了解政治的记者们的理解。

1978年11月16日，“文化大革命”余生的著名记者恽逸群在致友人信中说，“我辈所经历之事，多常情所难理解，亦过去所万万不能想象者，竟会是确确实实的事实。我们的责任，应该研究如何使今后不再发生这种事件，这当然是难以收效之事……当然未必有人理睬你，但明天未必没有，明夷待访，是所望于贤者，亦以自励”⁽⁹¹⁾。这位著名的记者此后不久就离开人世，他的希望也须留待后来者了。

徐铸成谈到中国记者的命运时曾说，所谓“无冕之王”大抵是英美社会对新闻记者的誉词，对中国而言，由于沿袭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干记者这一行而又认真对待的，不仅“不敢以此自鸣于世”，而且往往是“没有好下场”。他感叹从历史上的“董狐之笔”被誉为敢言典范，但却招致一家三门被杀害的结果，到近代有名的新闻工作者，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人惨遭横死，再到“四人帮”十年浩劫及以前的极“左”思潮中，卓越的新闻工作者邓拓、范长江、金仲华等先后被迫害致死，这都说明在那些历史时期根本无从谈什么言论自由，更不要说“无冕之王”了。⁽⁹²⁾

国内政治生活的变动对那些一直从事党的事业，从解放区甚至是战火中走出来的记者而言，影响同样巨大，也使他们从过度迷信权威，不分是非，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无条件接受指令的革命宣传中苏醒过来，而更加趋向尊重新闻业自身的基本准则和责任，从这个方面而言，不能不说是在认知客观事实上的思想理念上的进步，当然这种进步是以巨大痛苦为代价换来的。在真理被藐视的时代，强大的政治压力使那些曾坚持正直和真理的人也会对自己的判断力失去自信，以致发生被时代扭曲的自我认知。

有记者通过自身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就政治力量对新闻媒介及记者的巨大影响力进行了反思。1959年，新华社驻广东记者杜导正出于记者的良心，客观报道了广东等地饥荒严重的消息，并提出了个人意见，不久就经历了两个月近十六场批判会。随着对他的揭发和批判继续拓宽升级，错误也越揭越多，杜导正说自己由开始的想不通到渐渐“好像是想通了”，以致表示“说我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好像是可以的，划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是可以接受的。于是我虔诚地批判了自己，在6000人大会上做了两个小时的诚恳检讨”。他在暴风骤雨式的批判中，对事实真相的持守最终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攻破，以致能诚恳地检讨自己，觉得被这样批评是可以接受的。

但事情却并未结束。1960年5月，杜导正被定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记者个人的命运也在国家捉摸不定的政策中起伏，此时仅新华社就有七位分社社长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次年夏天，由于陆定一挺身而出，为新华社的这七位社长讲话，说是“七司马事件”搞错了。随后，杜导正摘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但带着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尾巴，被调到大学任教。1962年，中共中央7000人大会后，杜导正又被告知，广东省委认为，他对1959年广东农村形势的估计和意见是正确的。⁽⁹³⁾不知当时说自己想通并已诚恳做了检讨的杜导正，突然面对这样的结果，内心要经历何等的震撼和无奈。

从1958年到1962年的这段经历，对杜导正后半生影响很深。他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又经历了类似的过程，由“抵制，到顺从，到紧跟，到怀疑，到否定”，被逼着作了许多的思索。他还特别指出党有个老弊病：“犯左倾错误，多数情况，不受责备，连自我检讨也可不做；犯右倾错误，多数被整，整得很惨，有的被搞得家破人亡。这个弊病，沿袭多年，历久不衰”，具体到记者而言“说假话，说左话，写假报道说假话空话，也是多不被责备的”，并联系实际，提到自己所写的那些不实、夸大的文章，作为上级党政组织是从未进行过批评，可却因1959年写了一封说真话的长信，对“文化大革命”太离谱的东西说了点不满的心里话，就被整得死去活来。⁽⁹⁴⁾

这是值得所有人共同思考的问题，它反映出的绝不仅是新闻真实的问题，而是失去真理后的社会对真理、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粗暴的践踏。在思想被极度扭曲的年代，杜导正的经历和心理路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今天在寻求那个时代新闻界失职的重要原因时，如其问责记者，毋宁反思那个失去真理和诚实的时代更现实些。

【注释】

(1)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97页。

(2)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98－399页。

(3)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99页。

(4)方汉奇、陈业邵：《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5)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99－400页。

(6)朗劲松：《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62—64页。

(7)方汉奇、陈业邵：《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8)朗劲松：《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62—64页。

(9)孙旭培、陈崇山、陶涵、谢国明、张西明：《对党报改革问题的建议》，《中国新闻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04—509页。

(10)朗劲松：《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11)朗劲松：《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12)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6—428页。

(13)夏衍：《懒寻旧梦录》，转引自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页。

(14)《文汇报》报史研究室：《文汇报史略》1949.6—1965.5，文汇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15)新民晚报编辑部：《新民晚报的回顾——我们对办好一张社会主义晚报的探索》，《新闻研究资料》第1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

(16)新民晚报编辑部：《新民晚报的回顾——我们对办好一张社会主义晚报的探索》，《新闻研究资料》第1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2页。

(17)朗劲松：《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18)朗劲松：《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19)文汇报编委会：《文汇报的三十四年》，《新闻研究资料》第2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20)文汇报编委会：《文汇报的三十四年》，《新闻研究资料》第2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21)文汇报编委会：《文汇报的三十四年》，《新闻研究资料》第2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22)文汇报编委会：《文汇报的三十四年》，《新闻研究资料》第2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23)文汇报编委会：《文汇报的三十四年》，《新闻研究资料》第2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24)文汇报编委会：《文汇报的三十四年》，《新闻研究资料》第2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10页。

(25)方汉奇、陈业邵：《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2页。

(26)方汉奇、陈业邵：《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7)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97页。

(28)方汉奇、陈业邵：《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2页。

(29)方汉奇、陈业邵：《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02页。

(30)《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4页。

(31)方汉奇、陈业邵：《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8，75页。

(32)方汉奇、陈业邵：《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8，75页。

(33)《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5页。

(34)《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8页。

(35)《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8—1089页。

(36)《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0—1091页。

(37)《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2页。

(38)朗劲松：《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39)《文汇报》报史研究室：《文汇报史略》（1949.6—1965.5），文汇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40)《文汇报》报史研究室：《文汇报史略》（1949.6—1965.5），文汇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41)《文汇报》报史研究室：《文汇报史略》（1949.6—1965.5），文汇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42)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0页。

(43)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0页。

(44)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2页－213页。

(45)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8页。

(46)《文汇报》报史研究室：《文汇报史略》（1949.6—1965.5），文汇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8页。

(47)《文汇报》报史研究室：《文汇报史略》（1949.6—1965.5），文汇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0页。

(48)《文汇报》报史研究室：《文汇报史略》（1949.6—1965.5），文汇出版社1988年版，第26—34页。

(49)《文汇报》编委会：《文汇报的三十四年》，《新闻研究资料》第20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50)徐铸成：《亲历1957》，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页。

(51)《文汇报》报史研究室：《文汇报史略》（1949.6—1965.5），文汇出版社1988年版，第75—79页。

(52)新民晚报编辑部：《新民晚报的回顾——我们对办好一张社会主义晚报的探索》，《新闻研究资料》第1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3—64页。

(53)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页。

(54)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页。

(55)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56)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页。

(57)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页。

(58)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页。

(59)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321—322页。

(60)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65—67页。

(61)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65—67页。

(62)新民晚报编辑部：《新民晚报的回顾》，《新闻研究资料》第1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8—76页。

(63)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页、第323页。

(64)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页。

(65)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319页。

(66)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324页。

(67)新民晚报编辑部：《新民晚报的回顾——我们对办好一张社会主义晚报的探索》，《新闻研究资料》第1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8—76页。

(68)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页。

(69)新民晚报编辑部：《新民晚报的回顾——我们对办好一张社会主义晚报的探索》，《新闻研究资料》第1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8—76页。

(70)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71)旷晨、潘良：《我们的五十年代》，中国友谊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72)旷晨、潘良：《我们的五十年代》，中国友谊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270页。

(73)曹聚仁：《北行小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48—352页。

(74)康兆强：《我在探索新闻完全真实的路上》，张维义主编《当代“老新闻”》，第398页。

(75)《文汇报》报史研究室：《文汇报史略》（1949.6—1965.5），文汇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76)罗戈东：《〈新华日报〉》发行工作的历史经验和当前发行工作中的改革问题》，《新华日报五十年》，第122页。

(77)罗戈东：《〈新华日报〉发行工作的历史经验和当前发行工作中的改革问题》，《新华日报五十年》，第122页，第122—123页。

(78)范瑞娟曾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扮演梁山伯，该片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港澳和东南亚一带极受欢迎，引起很大轰动。

(79)杨熙：《直挂云帆济沧海——中新社三十五年经验集纳》，中国新闻社1987年版，北京（内部读物），第211—212页。

(80)旷晨、潘良：《我们的五十年代》，中国友谊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115、119页。

(81)方汉奇、陈业邵：《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页。

(82)方汉奇、陈业邵：《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

(83)方汉奇、陈业邵：《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页。

(84)方汉奇、陈业邵：《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页。

(85)方汉奇、陈业邵：《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206页。

(86)杜导正曾历任新华通讯社河北省分社、广东省分社社长和《羊城晚报》总编辑、新华通讯社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87)杜导正：《说真话真难还是应该说真话》，张维义主编《当代“老新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233页。

(88)孙振，1956年担任新华社江苏分社采编主任，1961年任社长，1970年调任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1977年底调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见张维义主编《当代“老新闻”》，第101页。

(89)孙振：《要坚持说实话》，见张维义主编《当代“老新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105页。

(90)张维义：《当代“老新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108页。

(91)谷斯范：《不为物移，不为己忧——记半生坎坷的恽逸群同志》，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国际新闻社回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页。

(92)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93)张维义：《当代“老新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

(94)张维义：《当代“老新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