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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是善良者的专利

时间:2022-04-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三、忏悔是善良者的专利千禧之年时,一篇文章引发了一场争论——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引起了小余和老余关于要求忏悔和不向邪恶忏悔的争论,余杰搜集余秋雨的历史材料并指责他是“‘文革’余孽”,要求余秋雨就历史进行忏悔。然而,硬性要求别人对自己的过失作深刻的忏悔是一种不友好严格地说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但是,正是这种善良的愿望伤害了大量无辜!

三、忏悔是善良者的专利

千禧之年时,一篇文章引发了一场争论——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引起了小余和老余关于要求忏悔和不向邪恶忏悔的争论,余杰搜集余秋雨的历史材料并指责他是“‘文革’余孽”,要求余秋雨就历史进行忏悔。

要感谢余杰先生把一个沉重的话题提到了国人面前。正因为余秋雨先生是知识名人,正因为秋雨先生有过在“文革”中那段别人不曾有过(尽管也有人梦想过)的历史,小余向老余提出了“质询”,我以为是情有可原的。秋雨先生认为在适当的时候,选择适当的方式作一些说明,我以为也是可行的。是否作深刻的忏悔,那是秋雨先生的自由,别人硬性要求不得。至于秋雨先生说:“我一生可忏悔的事情很多,但恰恰在‘文革’期间最少。”这话我是不信的。哪怕是我们现在讴歌报道的“文革”中的“中流砥柱”者,他们也不都是完完全全、彻头彻尾、自始至终的清醒者和坚守者。只是他们要比我们普通人更聪明一些,更勇敢一些,更敢于说真话一些,受到的摧残更多一些罢了。如果他们还健在的话,我想他们也是会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某些事情、某时的表现,作一些忏悔的。我相信。古人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恰恰就有余秋雨先生例外?我不信。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扪心细想一下,我们过去,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和正在做着多少违心的事,说了和说着多少违心的话?当我们无法完全杜绝时,我以为应提醒自己,少做一些违心事,少说一些违心话,特别是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特别要注意,千万莫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伤害别人。

人总是从小到大到老,从过去到现在并走向未来的。其间,难免因主观或客观的原因要做错一点事或一些事。只要是人,只要他还没有失去理智,他总会有意或无意地对过去岁月自己的所作所为作一番回忆、反思,其中就少不了忏悔。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这是正常人的道德行为的一种表现。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只是由于我们国家特有的多少次反复的运动和运动的反复,才使一种原本很正常的道德自省和自律行为变得如此复杂起来——有的人看着有错误的人就心里不舒服,非得要求他到大庭广众之下作一番让全体民众都感动得掉眼泪的触及人的灵魂的忏悔不可;而有的人却死死坚守自己的防线,以为在那个混淆是非、不辨黑白的年代唯有他一人才是清醒明智而且能完完全全做到自律独尊而又丝毫不损伤他人的。余秋雨和余杰关于一场要求忏悔和不向邪恶忏悔的争论,大概就是这种怪诞现象的一种特殊表现罢。

然而,硬性要求别人对自己的过失作深刻的忏悔是一种不友好严格地说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忏悔是人们的一种道德自律行为,它是在自觉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的,强迫是无效的,在强迫前提下进行的忏悔多少会含有一些水分,于己于人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我十分欣赏余杰先生的年轻有为,能够十分深刻地提出一个严肃的话题,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文革”那段悲惨的历史。这在年轻人中是不多见的。我们应该给年轻人补上“文革”这一课,不要让悲剧重演!但是,余杰先生所采取的方法我以为是不可取的,有人说他有点“文革”的味道,我以为这种批评是对的,应该引起余杰先生的思考。余杰先生虽然年轻,难道就没有一点值得反思或忏悔的事情么?如果别人也像这样对待你,你又作何感想呢?我不想也无权要求余杰先生对自己的一生(尽管其一生还不长)或对此事作任何的反思或忏悔;我也不想仅就此事与余杰先生展开什么讨论,我只是想说一句,余杰先生的这种做法不可学。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忏悔是善良者的专利》:

多少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些只有知识分子才能使用和最会使用的批判武器,到头来成了同伴们同行们内讧自残的工具,而且,一到需要用起来的时候就那么顺手自如,那么畅通无阻,我以为,这是我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留下的祸根!不论是在斯大林时代,还是在三反五反、反右派等政治运动中,都有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所杀害,却牺牲于党内和同志内的笔杆子之下。这些屠杀者中除了少数个别人是心怀叵测者外,大都是怀着善良的愿望,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信条去从事的。但是,正是这种善良的愿望伤害了大量无辜!到后来,他们中的有些人确也真的变坏了。长期的政治斗争和运动锻炼造就了一批适应各种时事风云的“勇士”,他们是运动中的受益者、“暴发户”。这些人的生存就在于“运动”,他们的发展就在于那种“急风暴雨”式的斗争——“与人斗,其乐无穷”就是这些人的心理写照。所以,有人写文章说,我国还存在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土壤和基础,我是不怀疑的;有人呼吁道,要建立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博物馆,教人永远不要忘记那些悲惨的历史,我是十分赞同的。由于人们的社会性或互动性,在那种人整人、人斗人的运动中,要想完全地做到“明哲保身”,我以为是人们对自己的一种要求,是善良人们对他人的一种希望而已,其实是很难做到或者说是完全不能做到的。那么,回忆那段历史,留给人们更多的将是内疚和忏悔(当然,这也只能是善良人们对自己过错的一种反思;邪恶者是不会作这样的反思的;伪君子们只会说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空洞理论,丝毫不会触及自己的灵魂)。近些年来,我们读到许多过来人对当时自己行为的忏悔文章和著作就是一种明证。忏悔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它要不断地把人们引入那些叫人呻吟的时光里,对自己的灵魂作一次次地炙烤。写这样文章和读这样文章的人,心里都是不好受的。这样的心情只有经历过那种年代的人才能感受得到。尽管如此,我还是以为这样做是有必要的——这是社会的不幸,这是人生的不幸,为了让不幸不再重现,我们现在还必须这样做!

但是,忏悔是一种道德自律行为,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人的良心再现,别人是强迫不得的。在高压政策下的一些检查大都有一些夸张的成分,这正像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条幅下的口供常有不实一样。想不通,想不明白,宁愿不讲话,也不要讲假话。现在法律规定,面对审讯“可以保持沉默”,这是时代的一种进步,这是对人们保持自己做人的尊严的一种承认——尽管给审讯带来了困难,也可能使个别顽抗分子多了一点苟延残喘的时间。说假话者、迫于压力者,大可不必加入忏悔者的行列。忏悔是善良者的专利!至于那些罪大恶极者临刑前的自白,有些也是可以称作忏悔的,它是恶人在死前的一种良心的发现。因为它无所畏惧,所以,有时候这种忏悔也是很真实很感人的。正因为此,有关部门才常常把它们作为对后来人的一种特殊教材。[7]

我是以一种很不情愿的心情介入“二余”争论的。一说到介入,就要表明自己的态度,是支持谁反对谁,这是多少年来在我国舆论界或认识界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式,谁是谁非,谁对谁错,你站在哪一边?这种非此即彼的二维判断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利于我们讨论许多问题的。所以,我也希望朋友们不要以简单的对错作为对我这篇文章的评价标准,还是用一句时下很时髦的话:有话好说

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能够动脑子,会劳动,而这一切都是人在与自然与社会的交往中进行的。在各种交往中,人必定会以个体的行为影响社会,同时,也必然会接受外界的影响改变自己的某些思想和行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出污泥而一尘不染的人,只会存在于教科书上,出现在圣经典藏之中,只是人们对美好憧憬的一种寄托,一种希望,现实中是不会有的。谁要是标榜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以为只有这样就表明或是说必须这样才能表明自己的清白,则恰恰是自欺欺人的表现。我从来就不相信有这样的人。但是,此说并不是否认我们要向着“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人”学习。努力向着这种做人的目标奋进直到人的生命的终结,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人的永远奋斗的过程。在做人的问题上,在评价人的问题上,我以为,还是少用一些“是”或“非”来作简单的判断,更多的用一些在“某一方面”或“某一标准层面上”,多一点或是少一点的比较。这种多和少的比较就是一种“度”的把握。度的不同,也就产生了好与坏的分野。过了一定的“度”,也就是我们平常常说的“质变”。一般来说,我们争论问题,评价一个人,大都是在“量”的比较上展开的。一谈到争论,就要“旗帜鲜明”、“你死我活”,这是那个时代留下的产物;“和为贵”、“文人相亲”,多一些沟通,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宽容,多一些人道主义,多一些成人之美,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对于“二余”争论,我以为也应持这种心态。

多少年来,我们常常把党内的组织生活原则搬到了学术讨论之中,我以为是很不恰当的。党内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这些在党内实施是应该的也是可行的。但是,将此原则用于学术、思想界的研究和讨论就很不适宜了。思想修养和学术讨论是两个不同范畴的运动,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

一说到听批评意见,人们常爱用“宰相肚里能撑船”来形容某某人的大度——这是传统的,也是过时的。我们需要有一种法律的制度和法律的观念来规范人们的言论,一切领导者的开明也好,保守也罢,都需要严格按照法律的准绳办事。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我们应该为它的真正落实做许许多多艰苦卓绝的工作。

此外,提倡与人为善向前看是我们当前和今后的方向。五四以来,科学与民主就是知识分子高举的两面旗帜。我们应该为此而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力量还不强大,在多次的政治运动中,他们又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某种程度的伤害。而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又十分繁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的更多是团结,是相亲,而不是内讧和削弱——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团结一致向前看应该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

自20世纪30年代鲁迅时期起,冯雪峰、胡风和周扬就一直处在情感隔膜、思想对立的状态之中。但是,当周扬在“文革”中被投进秦城监狱的时候,冯雪峰在一次次高压下被迫写历史交待时,却没有把错误和责任推到周扬身上。周扬为此而感动,曾写信邓小平转呈毛泽东,反映了冯雪峰的情况,表示了自己的同情。在冯雪峰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周扬来到他的病房。当周扬为冯雪峰拒绝落井下石而感动时,在四川狱中的胡风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胡风完全可以按照当时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大批判文章的调子来揭发周扬,批判周扬。但是,胡风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根据记忆,如实叙述当年的经历。仅此而已。这是什么,这是人格的亮色!只有这样做人,才算得上有人味。过多的责怪某些屈服者随波逐流者或许没有多少理由(过去和现在以自己掌握的人人都有的那种权力,有意为他人造成麻烦带来痛苦者却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是,在那种政治气候下,有人能不为权势所慑有意地或违心地加害于人,而是实事求是,与人为善,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尽管这些人或许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存在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他们在做人方面,仅此一点就足以令我们一辈子认认真真学习的。

人来到这个世上,便成了社会人——少不了要和家里的亲人、单位的同事、街上的行人、车上的路人、商店里的先生小姐、社会上的一些人打交道,发生一些联系——人际交往是少不了的。

人际交往,靠交往双方的语言、文字、动作、表情等信息来传递各自的思想和意愿,即便是沉默,也向对方表示了自己此刻的心情,自然也是对对方行为的一种反映。这都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情景。但是,人和人不一样,此时和彼时不一样,此地和彼地也不一样,于是,信息就可能在传递中发生扭曲,或是接收者对对方发出的信息产生理解的偏差——这也是常发生的事——于是,猜忌、怀疑、怨恨、不和也就随之而来了。想想也是。问题在于,此时此刻,我们该如何对己如何待人。在待人的问题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当权者”而不是“局外人”。

世上的一切都是充满矛盾的,自己对自己有时还不满意哩,对别人为什么不能宽容一些呢?心理学上有种理论叫做“心理位置互换”,即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位置上,想想对方此时此刻的外部环境影响和内部生理、心理感受。由于心理位置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站在对方的位置上,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了,心理感受不同了,利益关系也不同了,自然也就比较容易做到与人为善了。

有一首歌唱得好,叫做“让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爱来自何方,首先来自于对人的善意善心,成人之美,有了此,何愁我们的社会不会少一份白眼,多一份笑脸,少一份冷遇,多一份热情,少一份忌妒,多一份帮助,少一份苦愁,多一份幸福?到那时,我们的社会该是多么美好!

中国的“运动”或许多了一点,积怨也就在所难免。但我以为,人生在世还是应以善为本以宽为大。乡土作家刘绍棠曾发出呼吁,寻求作家之间的团结,并精心策划“八仙请寿”,准备邀请几位平素“积怨甚深”者聚首酒楼,以求一笑泯千仇。可惜,此事未办成,他就仙逝了。我与刘先生未谋过面,但编发过他的稿件,刘先生走了,带着“到九泉之下解怨仇”的遗憾走了,却给我留下了一篇与人为善为宽的遐想:

据闻,乡土作家刘绍棠三月初在北京溘然去世,享年61岁。对于我们这个人均寿命已过70岁的国度来说似乎早了一点,对于一个在十几岁就以小说《青枝绿叶》享誉文坛而被称之为“神童”的知名作家来说似乎太可惜了一点,对于一个因写作而蒙冤20年的过来人来说似乎太不公平了一点——所有这一切都由在他身边的人,与他亲近的人,和他共事的人,来回忆,来叙述,来缅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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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乡土作家刘绍棠

我要说的是另一层意思。

他的死,对于一个临终前(当然他是不知道的,否则又要引出一些话题来罢)曾发出呼吁,寻求作家之间的团结,并精心策划“八仙请寿”准备邀请几位平素“积怨甚深”者聚首酒楼,以求一笑泯千仇的人来说,似乎太悲戚了一点——他的愿望至死都没能实现。

我与刘先生未谋过面,但编发过他的稿件——虽然也有不敢苟同他稿件中的观点而退给他的时候,虽然也有稿件发出后受到一些读者甚至是朋友们非议的时候——对此,我是无论如何都要向他表示感谢之情的。刘先生走了,带着“到九泉之下解怨仇”的遗憾走了,却给我留下了这篇与人为善为宽的遐想。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便成为社会人——人际交往是少不了的,产生矛盾也是很正常的现象。而且,信息在传递中可能发生扭曲,或是接收者对对方发出的信息产生理解的偏差,于是,猜忌、怀疑、怨恨、不和也就随之而来了。想想也是。问题在于,此时此刻,我们该如何对己如何待人。在待人的问题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当事者”而不是“局外人”。

中国的“运动”或许多了一点,积怨也就在所难免。但我以为,人生在世还是应以善为本以宽为大——

天下事纷繁复杂,变化万千,没有宽大的胸怀,便无法在社会中生活,社会角色的混乱必定使自己一事无成。

频繁“运动”的时代产生了由众多冤假错案及后遗症所留下的摩擦隔阂,这已成为历史;没有“运动”的今日和明天,仍会存在矛盾和冷漠,谅解与磨合是永远需要的。文化会作协会刚刚开过,文学界艺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大家庭的团结,永远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老弱病残,伏枥卧槽”的刘绍棠带着深深的自责和遗憾离我们而去了,我们没有必要苟求未为刘先生送行的某君诸公,但是希望刘绍棠遗憾式的遗憾少点再少点,我想。

愿刘绍棠之死能给我们某些启示。

人生在世,要宽大,要宽容,要宽恕:宽大才能纳下万事万物,同时也就成功了自己的事业;宽容才能容下你和他,同时也就保住了自己的生存;宽恕才能饶免别人,同时也就给自己留下一条改过之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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