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的治学（现代科学方法的始祖）

四书中的《中庸》,相传为子思(孔子的孙子)所作。其中一篇第二十章最后3段,系统论述了古人的治学,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读后,可以说是茅塞顿开,不得不佩服我国古代学者在治学方法上的严谨周密,表达文词之精美简洁。对这3段古文,我按着我的理解,试着翻译如下(黑体是原文,而宋体是我的译文):

第一段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博学知识,详问缘由,慎密思考,辨论明理,实践笃行。

第二段　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

要么不学,学就要学能掌握,绝不半途而废。

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

要么不问,问就要问个清楚,绝不轻易罢休。

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

要么不思,思就要思有创意,绝不稀里糊涂。

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

要么不辨,辨就要辨明道理,绝不模糊马虎。

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

要么不行,行就要行得彻底,绝不虎头蛇尾。

第三段　人一能之,己百之;

别人一遍能做好,我做它一百遍;

人十能之,己千之。

别人做十遍能做好,我做它一千遍。

果能此道矣,

果真是这样做了,

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愚蠢必会变得聪明,柔弱定会变得刚强。

这三段写得很通俗,意思都很清楚。下面我展开解释一下。

第一段,若我们将《中庸》中传授研究学问之道,即“学、问、思、辨、行”与波普尔的科学研究途径的五步骤,即“疑难问题—突破口—假说—前验评价—后验评价”做一比较(见图2),则可以看出:

“学”是观察自然现象,广泛地学习各种知识等,以获取信息,即框图上的“线索(文献、资料)”。

“问”是详尽细密地询问事物的缘由,发现并提出问题,即框图上的“疑难问题的提出”。

“思”是用各种逻辑方法进行推理,谨慎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案和途径,即框图上的“突破口”和“假说(或假设)”。

“辨”是运用思辨方法进行推论,以证明自己方案和途径的正确,即框图上的“假说涵义的展开(尝试性理论)”等。

“行”是实践检验直到有确实的结果,坚决做下去,即框图上的“后验评价(排除错误、实践检验、确证)”。

把《中庸》中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治学与科学研究途径的框图(图2)相比较,可见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把治学方法分为学习和思考问题,发现和提出问题,推理与提出方案,思辨与尝试解决,以及实践与验证结果等5个阶段。这样的思想是何等先进,与现代科学研究的途径不谋而合。2 300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图2《中庸》关于治学的“学、问、思、辨、行”与波普尔科学研究途径五步骤的比较

第二段中的“弗”即不,“措”有停止的意思。“学之弗能,弗措也”,言学不至于能,不措置休废也,即学就要学能掌握,绝不半途而废。总的意思是:学—问—思—辨—行,这5步,每一步都马虎不得,都要严肃认真地进行。

第三段可以归纳成一个“勤”字。一个人不怕笨,就怕没有克服困难的毅力,只要勤勤恳恳,投入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就一定能有所作为,变愚蠢为聪明,变柔弱为刚强。

我描述的科学研究途径的框图是从波普尔科学方法的模式展开的,而杜威的西方实用主义的治学也采用同样的模式。它们都是以西方科学的形式逻辑体系和系统的实验找因果关系为基础的。《中庸》成文约在秦、汉之际(公元前300年)。按西方的说法,中国没有逻辑学、几何学(仅希腊有),更没有由实验找因果关系等。“现代科学”的方法、概念和思想是牛顿以后的事。无论中外,所谓“科学方法”无从谈起,但中国的先人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有别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他们早在公元前300年的《中庸》中就总结了自己做学问的基本步骤和方法,竟然与18—20世纪形成的现代科学方法(杜威和波普尔)如此类似,真是了不起。因此,席泽宗先生说《中庸》的学、问、思、辨、行的治学方法实为现代科学方法的始祖,绝不是夸大之言。它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留给人类文明宝库的重要遗产。中西方学者认识事物、研究问题的途径如此一致,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人类在探究新鲜事物、探索问题时的思维规律和必然遵循的途径。而这一点我国的先哲早在公元前300年就认识到了,并且系统地总结出来了。

当然,在现代科学方法中贯穿着一系列数学(几何学)、逻辑学以及实验验证等实证方法和手段。《中庸》提出的学—问—思—辨—行的方法只是告诉人们治学的途径和基本的原则。它们之间自然有差异。我们不能苛求于2 300年前的中国先哲们。

这里,我想起爱因斯坦于1953年给J.E.Switzer的信。他说: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先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都被做出来了。”

这段话说明了西方科学的两大基础:形式逻辑体系和系统的实验找因果关系。而中国的科学发明有自己的、与西方不同的基础;在自己的基础上,中国的先哲也做出了伟大的发现。

中国的先哲为什么把“全部都做出来了”呢?爱因斯坦非常惊讶,怎么也想不通,因为他不知道中国的先哲们在求知方面早已掌握探索问题的思维方法和规律,在认识事物、解决问题上有清晰的思维。中国人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周易》,实际是古代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和推算模型。其认识是远远超前于同时代西方的哲人们。在中国先人们如此博大精深的思维引导下,无怪乎爱因斯坦会惊奇地说:“这些发现(在中国)都被做出来了。”中国古代出现四大发明及成百上千伟大的发明绝不是偶然的。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化蒸馏出来的智慧的结晶,而且,直到17世纪,中国的科技在世界上都是遥遥领先的。

我为中国先哲们的智慧骄傲和自豪。我相信,依中国人的聪明和智慧,只要用对了地方,没有人能超过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