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惜古人”的治学态度

自宋明以来，学者治学逐渐形成一股不顾客观历史环境而空洞褒贬议论的不良学风，或强立文法，予夺褒贬；或纵横捭阖，驰骋议论，其学术评论严重背离了知人论世的原则。这种文化氛围造成学术著述纰缪疏舛，历史评价严重失实，给学术发展带来严重不良后果。清代乾嘉时期江南学者在抨击前人治学虚妄不实的同时，以尊重历史和护惜前贤的自觉意识发覆纠谬，征实考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学特色。

洪亮吉批评明季以来篡改古书的不良学风，指出：“以古人经世久远之文，斤斤焉刻以制艺绳尺，稍不得其解则从而易之，而点画、音训破碎错乱者，不可更仆数也。古人一字之疑，解至数万言，秦延君之于《尧典》是矣。今人疑则改之，曾无所顾忌。深虑此风一启，而学者遂人人自用也。故一二能读书好古之士，必远求宋元善本以为定式，非苟徇其名也，诚以古人之书为有明中叶诸君子颠倒错乱者不少耳！”（《卷施阁文甲集》补遗《上内阁学士彭公书》）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给后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极大灾难。洪亮吉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尖锐地揭示出明清以来史学中存在的弊病。他说：“近时之为史学者，有二端焉。一则塾师之论史，拘于善善恶恶之经，虽古今未通，而褒贬自与。加子云以新莽，削郑众于寺人，一义偶抒，自为予圣。究之而大者，如汉景历年，不知日食；北齐建国，终昧方隅。其源出于宋之赵师渊，至其后如明之贺祥、张大龄，或并以为圣人不足法矣。一则词人之读史，求于一字一句之间，随众口而誉龙门，读一通而嗤虎观。于是为文士作传，必仿屈原；为队长立碑，亦摩项籍。逞其抑扬之致，忘其质直之方。此则读《史记》数首而廿史可删，得马迁一隅而余子无论。其源出于宋欧阳氏之作《五代史》，至其后如明张之象、熊尚文，而直以制艺之法行之矣。”（《卷施阁文乙集》卷六《杭堇浦先生三国志补注序》）这两种类型的史论，其共同缺陷是不顾历史事实，肆意攻苛古人，形成驰骋议论的学术风气，导致历史评价偏离正确的轨道。

戴震认识到“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作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戴东原集》卷九《与某书》），批评宋明理学对儒家思想妄加评论的不实学风，指出这种治学态度存在厚诬古人的危害。他主张采用汉人训诂方法揭示儒家经典的意蕴，追根溯源探究先秦儒家之道的真正含义。戴震认为：“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仅仅赖夫经师，故训乃通，无异译言以为之传导也者。……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尔，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试诘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者得乎？呜呼！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好古之儒，知此学之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焉。”（《戴东原集》卷十《古经解钩沉序》）阐明了考据训诂与学以明道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钱大昕强调尊重古人本来面目，反对不顾客观事实而轻易訾毁前人。他指出：“世之考古者，拾班、范之一言，擿沈、萧之数简，兼有竹、素烂脱，豕、虎传讹，易‘斗分’作‘升分’，更‘子琳’为‘惠琳’，乃出校书之陋，本非作者之愆，而皆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桑榆景迫，学殖无成，唯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廿二史考异·序》）主张护惜古人，尊重历史，大力阐扬求实精神。钱大昕特别强调说：“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答王西庄书》）他认为评价别人应当具有辩证态度，能够设身处地，换位思考。钱大昕指出：“今之学者，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人固不能无失，然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吾果无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见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见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论人哉！”（《潜研堂文集》卷十七《奕喻》）这种自觉的理性精神，促使他最大限度地做到尊重古人的历史事实，在历史考证中能够深入肯綮，成为乾嘉历史考证学家中考史成就最大的学者。

王鸣盛对轻易褒贬历代制度和历史人物的做法极其反感，强调说：“生古人后，但当为古人考误订疑。若凿空翻案，动思掩盖古人，以自为功，其情最为可恶！”（《十七史商榷》卷一百《通鉴与十七史不可偏废》）替前人著作考误订疑，乃是护惜古人的态度，可以保障学术继承与发展；凿空翻案，掩前人之功以为己著，乃是文化虚无主义态度，终究会毁灭学术。他主张“论古须援据，无一语落空，方为实学”（《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七《扬州刺史治所》，并在考史实践中广泛“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暨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缺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十七史商榷·序》）。在王鸣盛看来，只有根据切实、内容征实的考证之作才是著述，而那种凌驾于历史事实之上的驰骋议论、褒贬予夺之作不是史书。王鸣盛在护惜前人和嘉惠后学的精神动力驱使下不辞劳苦，反而觉得乐在其中，无怨无悔投入考史之中，付出了全身心的精力：“暗砌蛩吟，晓窗鸡唱，细书饮格，夹注跳行。每当目轮火爆，肩山石压，犹且吮残墨而凝神，搦秃毫而忘倦。时复默坐而玩之，缓步而绎之，仰眠床上，而寻其曲折，忽然有得，跃起书之，鸟入云，鱼纵渊，不足喻其疾也。顾视案上，有藜羹一盃，粝饭一盂，于是乎引饭进羹，登春台，饷太牢，不足喻其适也。”（《十七史商榷·序》）这是继承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把学术研究作为世代延续不断的神圣事业，肩负起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推动中国史学不断发展和完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指出：“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樛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与！夫以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十七史商榷·序》）王鸣盛的认识在当时最具代表性，鲜明地反映出清代江南学者的文化价值观。

章学诚在治史实践中自觉坚持尊重前人学术成果的原则，阐明了朴素历史主义的治学态度和评价方法。他指出：“鄙人所业，幸在寂寞之途，殆于陶朱公之所谓‘人弃我取’，故无同道之争，一时通人亦多不屑顾盼，而鄙性又不甚乐于舍己从时尚也，故浮沉至此。然区区可自信者，能驳古人尺寸之非，而不敢并忽其寻丈之善；知己才之不足以兼人，而不敢强己量之所不及；知己学之不可以概世，而惟恐人有不得尽其才，以为道必合偏而会于全也。”（《章氏遗书·佚篇·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后人评价前人既要指出他们的不足，又不可抹杀他们的功绩。章学诚认为：“小慧私智，一知半解，未必不可攻古人之间，拾前人之遗。……而轻议古人，是庸妄之尤，即未必无尺寸之得，而不足偿其寻丈之失也。”（《文史通义·答问》）但凡心存求胜古人之事的人，虽然攻驳前人不无某些可取之处，但在主要方面却走向谬误，实属得不偿失之举，对于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没有促进作用。他曾经参与修订毕沅主编的《续资治通鉴》，成就远出陈桱、王宗沐、薛应旂、徐乾学诸家同类著作之上。章学诚对此评价说：“今兹幸值右文盛治，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抄于馆阁者，纵横流览，闻见广于前人，亦藉时会乘便利有以致此。岂可以此轻忽先正苦心，恃其资取稍侈，憪然自喜，以谓道即在是，正恐起涑水于九源，乃有‘赐也贤乎，我则不暇’之诮，则谓之何耶！”（《文史通义·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他没有贬低前人著作的创始之功，而是客观地指出上述诸家著作的成就和不足，充分肯定了前人的成绩，认识到自己的成绩乃是以前人的成绩为起点，对前人学术补充和发展的结果。章学诚反对后学“轻忽先正苦心”，强调尊重前人的成果是保障学术文化能够进一步发展繁荣的前提条件，这一思想达到中国古代史学认识论的最高水平。

邵晋涵研究学术也反对轻易评论古人，指出擅自立目褒贬史实的危害，批评范晔《后汉书》创立《独行》、《党锢》、《逸民》三传，实为后世史家多分门类的滥觞。他说：“夫史以纪实，综其人之颠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见，多立名目奚为乎！名目既分，则士有经纬万端，不名一节者，断难以二字之品题，举其全体；而其人之有隐慝与丛恶者，二字之贬，转不足以蔽其辜。宋人论史者，不量其事之虚实，而轻言褒贬；又不顾其传文之美刺，而争此一二字之名目为升降，展转相遁，出入无凭，执简互争，腐毫莫断，胥范氏阶之厉也。”（《南江文钞》卷三《后汉书提要》）指出设类例褒贬，不如直书其事褒贬更有价值。他批评《新唐书》说：“使［欧阳］修、［宋］祁修史时，能溯累代史官相传之法，讨论其是非，决择其轻重，载事务实，而不轻褒贬，立言扶质，而不尚挦扯，何至为后世讥议，谓史法之败坏自《新书》始哉！”（《南江文钞》卷三《新唐书提要》）意在说明史家把主观立类标准强加于历史事实之上，以此对历史作出议论褒贬，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公正。邵晋涵反对门户之争，主张实事求是地评价前贤。他一方面抨击宋明学术的空疏不实，另一方面也反对完全抹杀其历史功绩，曾经设想重新改编元人所修的《宋史》，与章学诚多次讨论改撰《宋史》的义例问题，要求修史不加褒贬，直书事实，最大限度地做到护惜古人，尊重历史事实。邵晋涵指出：“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受取与、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箪豆万钟之择，本心即失，其他又何议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章氏遗书》卷十八《邵与桐别传》）他鉴于元代史家修撰《宋史》受理学空泛议论的影响太深，拟取古代记事之书皆称《志》的本意，名其书为《宋志》，以便最大限度地反映历史真相。邵晋涵为毕沅修订《续资治通鉴》，具体贯彻了这个宗旨，修书时“校订颇勤，然商定书名，则请姑标《宋元事鉴》，言《说文》史训记事，又《孟子》赵注，亦以天子之事，为天子之史，见古人即事即史之义”（《文史通义·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这样的史书既融入了史家认识历史的价值观念，又最大限度地尊重了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