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官车“反腐制度”（古代也有“公车私用”的弊政）

“公家车”并不只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汉朝的时候，“二千石”或“千石”以上的中高级官员，绶印封官后国家就会给他们专门配给车辆。据《汉书》中记载，朱买臣被任命为会稽太守的当天，“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说明自有一套机构按程序在操作。在基层政府，衙署也备有“公家车”，也就是官车，刘邦当亭长时交了个朋友叫夏侯婴，就是沛县的官车驾驶员，也就相当于现在那些给领导同志开小车的“司机”。

古代官车的使用也有很多消极之处。在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中，没有特别规定官车在公私使用上的区分，一旦工具派发下来，就完全由主管官员个人摆布了，成了绝对的私人用品，这往往容易助长腐败和奢靡的风气。

所以，到了明清时期，坐着八抬大轿泡酒楼、逛妓院的官员不在少数。同时，古代的官车数量也逐渐庞大，成了政府财政上的严重负担。庞大的官僚机构因交通工具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比如清朝建立后，准许汉大臣乘轿，但都城区域广大，官员住宅距供职单位都很远，若要乘轿上下班，就不得不准备两班轿夫中途替换，一班轿夫抬轿时，另一班乘大板车随后。这样算下来，光这一乘轿子，一年的开销就需要数千两银子。

怎样限制官车的消极作用，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现在，都是政府面临的比较严峻的问题。如何标本兼治地解决公私不分、负担过重的问题，的确需要政策的制定者们费一番思量。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比如，明代就很早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当时的规定是，只有很少的军务和钦差可以使用公家的驿站。而在朱元璋时代，有个开国功臣叫陆仲亨的，就因为私用了一次驿站的马，收到了皇帝亲自给他开出的“降职发配”的处罚单。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古代也是为官的诀窍。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能严格执行，就基本上等于是一纸空文。跟陆仲亨相比，生在明末的徐霞客可就运气不错，因为开国皇帝的法令虽然还在，但皇上却已经换了好几个了，末年，驿站已经对很多官员甚至他们的亲属敞开了方便大门，免吃免住免费交通，也就成了“小事一桩”。

崇祯十年，徐霞客“转悠”到了广西。按照他的身份，公家的驿站根本就轮不到他进去，但是，已经是“名人”的徐霞客，手里有地方官亲自批的“条子”，也就是驿站的马牌。就凭这个，他就能够找到人为自己和仆人抬轿赶路。经常折腾一次，就得七八个人伺候着，到点了，还得有人管吃管喝。估计朱元璋拼命省下来的车费开支，早就以这样“顺水人情”的形式，被送出去几百回了吧。

张居正立志改革，也是很早就发现“驿站”制度存在的问题不是个小问题，因为它是制度、经济等方方面面问题的一个集中体现。所以张居正痛加裁革，要严格堵塞“公车私用”的弊政。但结果，遭到官员的强烈反感和反抗，最后失败而终。

后来，崇祯皇帝痛下决心，砍掉驿站的三分之一。但是，对腐败的治理并不是这样简单易行，一蹴而就的，皇上动了臣子们的奶酪，也砸了驿卒们的饭碗，最终他也没保住自己的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