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治“裸官”，必须完善制度

我国“裸官”现象存在已久，对“裸官”的监管起步较早，并多次出台规定。

1997年1月，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向组织报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2006年及2010年，中办、国办又两度发文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规定进行调整，明确配偶、子女在国（境）外从业的情况和职务情况也应报告。

2010年2月，监察部网站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首次把监管“裸官”作为预防腐败局的工作重点。2011年3月，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的马表示，将会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

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该《条例》规定，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官员不得被列入考察对象。这一条款基本堵住了“裸官”在党政领导职务上提拔的可能性，成为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对“裸官”最严格的预防制度。

“不再提拔”作为严治“裸官”的第一步非常必要，它可以让“裸官”们惊醒，不能一心一意，只能就此停步。那么，此项规定是否还有加大力度的空间呢？笔者非常赞同西南政法大学社会法学教授陈布雷的观点：对“裸官”应该一律辞退。“一是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度是不可靠的，二是他们的配偶出去了，其个人的财产也可能跟着一起出，为什么还允许他们继续当公务员呢？”笔者也很赞同安徽芜湖政协常委、“裸官”一词首创者周蓬安对“裸官”的判断。他指出，让那些对国家忠诚度相对不高的“裸官”当政，百姓肯定不满意。相比其他官员，“裸官”更容易和贪污、生活腐化联姻，造成腐败盛行，影响社会稳定。

因此，严治“裸官”应该有更严厉更完善的制度，或者让“裸官”放弃公职，或者明确规定哪些岗位与“裸官”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