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门前五柳”看古人的绿化观（古代的生态环保观念）

陶渊明号称“五柳先生”，因为他家门前有五棵柳树。那么，古代是不是家家都在门前种树呢，这样算起来，古代的“植树指标”岂不是完成得很好？

其实，古人对“绿化工作”的确非常重视，植树也被作为评价官吏政绩的依据之一。在宋朝时，蔡襄任福州知府，就令各州县大搞道路绿化而受到民谣称赞。

而爱护树木的法令，早在公元前2100多年，就由大禹颁布，深知水土流失问题严重性的大禹，十分重视“封山育林”，曾制定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

木材在古代有更重要的作用，西周时期，国家就设立了“林衡”、“山虞”等官职，掌管丈量种植、护理林木等事务。为了动员人们植树，甚至还提出了“不树者，无椁”的规定，意思是说不种树的人死后不准使用棺材。这一招，可够狠的。

战国时期，各个国家连年征战，使得森林毁坏严重。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专门下令天下臣民在道旁“每三丈而树”、“树以青松”。据说在“焚书坑儒”的时候，秦始皇还特别嘱咐，对于有关植树造林方面的书籍，不仅不要焚毁，还要好好收藏。

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下诏：“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在这里，对种什么树，种多少都提出了要求。

隋炀帝昏庸无道，但他的奢靡也曾对绿化有促进作用。开凿大运河时，他下诏无论男女老少，只要在堤岸两边种活一棵柳树的，就奖励细绢一匹，老百姓于是都抢着去种树，大运河两边还真的因此而绿树成行了。不但如此，隋炀帝还在堤岸上种过柳树，并赏赐了柳树也姓“杨”的尊荣，这就是后世柳树也被称为“杨柳”的原因。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颁布圣旨，让天下“驿道栽柳树以荫行旅”，而且专设了“虞部”、“司苑”等官职，分管草木园林事宜，令天下百姓广植榆、枣、桑等树。

宋太祖赵匡胤也十分重视植树造林，他根据植树多少把天下百姓分为五等。“第一等，岁树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递减十本”，并下诏凡垦荒种植桑树、枣树者，不缴田租，对率领百姓植树成绩突出的官吏，晋升一级。在当时政策的有效鼓励下，宋朝的植树成果十分显著。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很快诏书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设立司农司编《农桑辑要》，颁布了“农桑之制”十四条，其中规定：“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改种榆、柳。”他还严饬各级地方官吏督促实施，如失职或申报不实者，须按律论罪。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布衣，他当了皇帝之后，以农桑为国家的本业，令天下广泛种植桑、枣、柿、栗、胡桃，歉年可以度荒，丰年可以卖钱。他还亲自率众在京城金陵朝阳门外种植树木50多万株，意在为民表率。此外，明朝时，我国还有了最早的农桑学校和园林场。

这样看来，和古人相比，很多现代人的“绿化观”反而算是落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