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人口老龄化策略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占总人口的14.3%，预计在2013年突破2亿，2034年突破4亿。另一方面，截至2012年底，我国建成的各类老年服务机构为4.4万个，拥有床位416.5万张。

尽管人口老龄化首先表现为人口问题，却难以仅从人口因素入手进行直接调控。应对老龄化已不是一个局部、静态的政策问题，我们更应从“社会整合”和“长期发展”的战略角度来重构公共政策体系。针对快速老龄化所带来的老年人疾病社会负担问题，应采取“社会积极老龄化”的对策：

(1) 改变老龄人口等于社会负担的观念，老年人的智慧和经验都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老年人的网络创造、网络消费、网络社会参与都能激发起来。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联合国提出“独立、参与、尊严、照料和自我实现”原则实施积极老龄化。

(2) 倡导老年人积极参与改进自身健康的行动，以积极合理的锻炼、合理饮食、良好心态等健康生活方式为第一着力点。我国老年人群体囿于文化教育程度不高、生活水平较低的特点，整体健康方面的知识较局限，饮食结构不合理，缺乏合理身体锻炼(跳广场舞的中国大妈已行动起来了，但中国大爷们还是不喜锻炼)，有些人却迷信社会上一些骗钱的养生知识、养生秘方、养生保健品等。

(3) 避免诱导需求，从医疗服务体制入手，改变目前老年人过量使用药物、过度治疗的现状。我国老年人群体中患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的患者比例非常高，要控制这些疾病医生们强调较多的是“终身服药”的概念，而不是“终身控制”概念，应将患者引导到重视健康饮食，减少摄入过多热量、合理锻炼等方面上来，不要给慢病患者过度治疗。

(4) 扶持养老产业，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实现“以房养老”等金融创新手段。近些年有很多社会资本进入养老产业这一领域，也的确解决了不少养老问题，但总体上并未取得较好进展。老年人是支付能力非常低的群体，与社会资本开设养老院的大量投入难以匹配，政策方面在税收、水电、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难以落实，加上公立医疗机构病房低廉的收费对社会养老有很强的挤出效应，同时我国这方面的医疗护理资源本身就十分稀缺，这些都导致目前社会资本进入该领域取得较大突破仍困难重重。现代养老产业作为现代健康产业中重要的一环理应在运行机制、信息技术支持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5) 社会养老政策无法完全取代家庭在养老中的责任与功能，公共政策应当对家庭承担养老责任提供有效支持，为家庭实现这些功能提供必要资源。如实行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税收政策，把不同类型家庭的养老成本与需求考虑在内；将家庭成员承担老人长期护理的成本纳入社会保险范畴等。子女居家养老是中华民族千年传承的美德，但在现今社会里有所弱化，有的子女甚至将父母扔在养老院里或医院里就一走了之，很少过问。子女赡养老人的责任不应在社会整体价值观中弱化，亲情关系不应在金钱社会中受到侵蚀。

(6) 大力投入社区卫生服务，重点倾斜到家庭病床、上门护理、肢体康复等服务上来。此类服务政府应加大补偿力度，甚至可以开放给民营医疗机构。目前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公立卫生院及乡村医生诊所，一些上门服务严重不能反映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全科医师上门服务收费远低于钟点工收费。政府应加大补偿力度，满足那些行动不便老人的医疗需求。至于是补供方还是选择补需方，笔者认为最好的方式是直接补偿到需者手中，由他们支付这方面的服务是最有效率的运作方式。比如让一个脑梗塞行动不便的患者，向区县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建立家庭病床，行政部门可提供相应的专门用于家庭病床的电子记账凭证等支付依据，在家庭医生每次上门服务后进行一次支付确认，到一定时间段后行政部门据此作为绩效补偿给家庭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