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生人与各古代颅骨组的比较

弥生人与各古代颅骨组的比较_日本人的起源与形

三、弥生人与各古代颅骨组的比较

（一）各古代颅骨组材料介绍

为了继续探讨日本列岛弥生时代人群在体质特征上与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大陆上古代居民之间的亲缘关系，本书选择了与两个弥生合并组在时间、空间上有关的12个古代颅骨组即：绳文合并组、九台关马山组、通化万发拨子石棺墓组、济宁潘庙组、临淄组、陕县庙底沟组、闽侯昙石山组、桂林甑皮岩组、扎赉诺尔组、朝阳鲜卑组、贝加尔新石器组及凤仪组与其进行比较，各组数据测量值见表3.8。上述12个颅骨组中除绳文合并组材料出自日本境内，贝加尔湖新石器组^[17]和凤仪组^[18]颅骨材料分别出土于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以及朝鲜咸镜北道会宁凤仪烟台峰石器时代遗址以外，其余9组古代居民的人类学材料均出自中国境内。现将我国古代对比人群的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九台关马山组颅骨材料出土于吉林省九台市西营城镇关马山村附近山梁上的古代石棺墓中。墓葬年代约为战国时期。该组居民具有中颅型、高颅型和狭颅型相结合的颅型，面型较为宽阔，面部突出程度较小，上面部扁平度较大，低眶和偏阔的鼻型等特点。研究者认为，关马山组古代居民在种族类型上“与东亚、东北亚两个蒙古人种支系表现出更多的接近关系，同时也不能排除在个别体质因素上可能存在着北亚蒙古人种的影响^[19]。”

济宁潘庙组颅骨材料出土于山东省济宁市郊潘庙遗址的汉代墓葬中。经研究，该组居民主要的颅面形态特征为比较圆的颅型和高颅、狭颅相结合的颅型，比较狭窄的额部，中等的上面型，偏低的中眶型和中等宽阔的鼻型。研究者认为，潘庙组汉代居民的种族类型与东亚蒙古人种最为近似，同时，在个别体质因素方面也体现出某些与南亚蒙古人种接近的倾向^[20]。

临淄组颅骨材料出土于山东省临淄地区的周—汉代墓葬中。该组居民具有中颅型、高颅型和偏狭的中颅型相结合的颅型，中等的额型，中上面型，平颌型，中等的眶型，中等偏阔的鼻型，上面部扁平度中等偏大等特征。研究者认为，临淄组周—汉代居民的基本种系特征应该属于东亚蒙古人种^[21]。

陕县庙底沟组颅骨材料采集于河南陕县庙底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该组居民的主要颅面形态特征为高颅和狭颅相结合的颅型，较欠后倾的额，较宽的中部面宽，较大的上面部扁平度，突颌，较低的眼眶和较阔的鼻型。研究者认为，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居民在种族类型上与东亚蒙古人种较为接近^[22]。

扎赉诺尔组颅骨材料采集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的木图那雅河畔东岸坡地的墓葬中。据发掘者分析，其年代相当于东汉时期^[23]。该组居民具有较短和宽的且多数偏低的颅型、面部宽阔而扁平等颅面形态特征。扎赉诺尔组汉代居民的种系特征比较复杂，该组居民的主要的人种学类型应属于北亚蒙古人种和东北亚蒙古人种相混合的类型^[24]。

朝阳鲜卑组颅骨标本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和朝阳县十二台乡等处的魏晋时期的墓葬中。据考古学者研究，该批墓葬中墓主人的族属当为魏晋时期的慕容鲜卑。该组颅骨的主要颅面形态特征为短颅、阔颅和偏低的颅型相结合的颅部形态，面部扁平度较大，颌部较平直，腭型比较宽阔和较低的眶型等。研究者认为朝阳魏晋时代鲜卑居民的基本种系成分应为北亚蒙古人种，但是在个别体质因素上或许也受到了东亚蒙古人种的影响^[25]。

通化万发拨子石棺墓组^[26]、闽侯昙石山组^[27]及桂林甑皮岩组^[28]材料的背景介绍详见于本书第二章。

（二）组差均方根值与欧氏距离系数值分析

1.组差均方根值分析

我们首先运用计算两个弥生合并组与各古代颅骨之间组差均方根值（计算公式及说明见第二章）的方法进行比较。

两个弥生合并组与各古代颅骨组进行比较分析所选择的项目包括颅长、颅宽、颅高、颧宽、上面高、颅指数、颅长高指数、颅宽高指数、上面指数、额宽指数、眶指数、鼻指数和总面角等13项。同时，我们还将对颅指数、颅长高指数、颅宽高指数、上面指数、额宽指数、眶指数、鼻指数和总面角等8项角度和指数项目进行单独比较。颅骨测量项目及数据见表3.8，比较结果见表3.9。

全项目的组差均方根值显示，各古代颅骨组与弥生合并1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临淄组（0.38），其次是庙底沟组（0.54）、绳文合并组（0.56）和关马山组（0.66），再次是万发拨子石棺墓组（0.84）、贝加尔新石器组（0.88）、凤仪组（0.91）、昙石山组（0.92）、甑皮岩组（0.94）和扎赉诺尔组（0.94），而朝阳鲜卑组（1.17）则与弥生合并1组的关系最为疏远。角度和指数项目的组差均方根值显示，与弥生合并1组关系最为密切的依然是临淄组（0.42），其次是庙底沟组（0.57）、绳文合并组（0.63）、关马山组（0.76）和潘庙组（0.76），再次是万发拨子石棺墓组（0.85）、凤仪组（0.94）、贝加尔新石器组（0.95）、甑皮岩组（0.96）、昙石山组（1.00）和扎赉诺尔组（1.01），而朝阳鲜卑组（1.29）则与弥生合并1组最为疏远。

上述两种序列的比较结果一致显示，与弥生合并1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临淄组，而与该组关系最为疏远的是朝阳鲜卑组。虽然两种序列中各组在与弥生合并1组关系排序位置上略有不同，但其变化并不显著。

表3.9中全部项目的组差均方根值表明，各古代对比组与弥生合并2组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绳文合并组（0.98），其次是凤仪组（1.17）、庙底沟组（1.18）、潘庙组（1.22）、万发拨子石棺墓组（1.30）、临淄组（1.34）和扎赉诺尔组（1.45），再次是朝阳鲜卑组（1.52）、关马山组（1.55）和贝加尔新石器组（1.66），而昙石山组（1.70）和甑皮岩组（1.74）则与弥生合并2组的关系最为疏远。从角度和指数项目的组差均方根值来看，与弥生合并2组关系最为密切的仍然是绳文合并组（0.94），其次是庙底沟组（1.14）、凤仪组（1.21）、万发拨子石棺墓组（1.26）和潘庙组（1.28），再次是临淄组（1.40）、扎赉诺尔组（1.44）、朝阳鲜卑组（1.53）和关马山组（1.63），而该组与贝加尔新石器组（1.71）、昙石山组（1.73）和甑皮岩组（1.77）之间的关系最为疏远。

上述两种序列的比较结果表明，与弥生合并2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绳文合并组，与该组关系最为疏远的是贝加尔新石器组、昙石山组和甑皮岩组。同样，在各古代对比组与弥生合并2组亲疏关系比较的序列中，各组在关系排序位置上也略有变化，但变化不大。

2.欧氏距离系数值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前面的分析结果，本书还采用计算欧氏距离系数值的方法（计算公式及说明见第二章）来研究弥生合并1组和弥生合并2组与绳文合并组、九台关马山组、通化万发拨子石棺墓组、济宁潘庙组、临淄组、陕县庙底沟组、闽侯昙石山组、桂林甑皮岩组、扎赉诺尔组、朝阳鲜卑组、贝加尔新石器组及凤仪组等12个古代对比组之间的关系。

我们选择了表3.8中所列的颅长、颅宽、颅高、颧宽、上面高、颅指数、颅长高指数、颅宽高指数、上面指数、垂直颅面指数、额宽指数、眶指数、鼻指数、总面角和鼻颧角等15项测量项目进行组间比较，并且又对颅指数、颅长高指数、颅宽高指数、上面指数、垂直颅面指数、额宽指数、眶指数、鼻指数、总面角和鼻颧角等10项角度和指数项目进行单独比较。除弥生合并2组与临淄组都缺少鼻颧角一项以外，其余各组均具有15项特征值。欧氏距离系数值比较的结果见表3.10。

全部项目的欧氏距离系数值表明，各古代颅骨组与弥生合并1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临淄组（1.34），其次是庙底沟组（2.10）、绳文合并组（2.12）、潘庙组（2.32）和关马山组（2.98），再次是万发拨子石棺墓组（3.35）、贝加尔新石器组（3.56）、扎赉诺尔组（3.65）、昙石山组（3.70）、甑皮岩组（3.77）和凤仪组（3.98），而与朝阳鲜卑组（5.16）之间的关系最为疏远。根据角度和指数项目的欧氏距离系数值，与弥生合并1组关系较密切的是临淄组（1.34），其次是庙底沟组（1.75）、潘庙组（2.16）、绳文合并组（2.23）、甑皮岩组（2.99），再次是贝加尔新石器组（3.16）、关马山组（3.23）、昙石山组（3.45）、扎赉诺尔组（3.53）和凤仪组（3.63），而朝阳鲜卑组（5.33）与弥生合并1组的关系则最为疏远。

上述两种序列中，与弥生合并1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临淄组，而与该组关系最为疏远的是朝阳鲜卑组，中间各组虽然在排列顺序上不尽相同，但差异并不明显。

全部项目的欧氏距离系数表明，各古代颅骨组与弥生合并2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绳文合并组（4.03），其次是凤仪组（4.74）、潘庙组（4.95）、庙底沟组（5.03）、万发拨子石棺墓组（5.07）、临淄组（5.24）和扎赉诺尔组（5.84），再次是关马山组（6.08）、朝阳鲜卑组（6.19）、贝加尔新石器组（6.74）和昙石山组（6.76），而甑皮岩组（7.30）与该组的差异则非常显著。从角度和指数项目的欧氏距离系数值来看，各古代颅骨组与弥生合并2组关系最为密切的仍然是绳文合并组（2.79），其次是万发拨子石棺墓组（4.26）、庙底沟组（4.29）、潘庙组（4.44）、凤仪组（4.49）和临淄组（4.75），再次是昙石山组（5.22）、扎赉诺尔组（5.25）、关马山组（5.53）和朝阳鲜卑组（5.58），而甑皮岩组（5.66）和贝加尔新石器组（5.78）则与弥生合并2组的关系最为疏远。

上述两种序列的结果一致表明，与弥生合并2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绳文合并组，而与该组关系最为疏远的是贝加尔新石器组和甑皮岩组。同样，介于关系最近和关系最远之间的各组在排列顺序上虽有所不同，但变化不大。

3.组差均方根值与欧氏距离系数值分析结果的比较

综上所述，从组间差异均方根值和欧氏距离系数值的比较结果中不难看出，在各古代颅骨组与两个弥生合并组之间的亲疏关系上，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结论：第一，与弥生合并1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临淄组，而与该组关系最为疏远的是朝阳鲜卑组；第二，与弥生合并2组关系最为密切的为绳文合并组，而与该组关系最为疏远的是贝加尔新石器组和甑皮岩组；第三，通过以上两种计算得出的结果可知，两个弥生合并组都与在主要人种学类型上同属于北亚蒙古人种的古代居民（扎赉诺尔组和朝阳鲜卑组）的关系较为疏远。这与此前得出的结论是比较一致的。

（三）多元统计分析

为了更清楚、更直观地反映出各古代颅骨组与两个弥生合并组之间的关系，本书还采用了多元统计分析中的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的方法（计算公式及说明见第二章）进行对比。

1.聚类分析

我们从表3.8中选择能够反映各颅骨组居民颅面形态特征的颅长、颅宽、颅高、颧宽、上面高、颅指数、颅长高指数、颅宽高指数、上面指数、垂直颅面指数、眶指数、鼻指数和总面角等13项项目进行统计分析，其中由于弥生合并2组和外贝加尔新石器组缺少鼻颧角一项，只好将该项剔除。依据表3.8计算出两个弥生合并组与各古代颅骨组之间的欧氏距离系数值，结果见表3.11。依据表3.11的结果绘制树状聚类图，见图九。

从图九中，我们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弥生合并1组和弥生合并2组居民与各古代颅骨组居民之间的关系。在刻度小于25的范围内，两个弥生对比组与12个古代颅骨组的层次聚类结果大致可以区分为两个类群。第一个聚类群包括：弥生合并1组、临淄汉代组、济宁潘庙组、陕县庙底沟组、九台关马山组、绳文合并组、通化万发拨子石棺墓组、闽侯昙石山组、桂林甑皮岩组、扎赉诺尔组、朝阳鲜卑组、贝加尔新石器组及凤仪组；第二个聚类群只包括弥生合并2组。第一个聚类群在刻度小于等于25大于20的范围内又可以分为两个小聚类群，第一个小聚类群包括：弥生合并1组、临淄汉代组、济宁潘庙组、陕县庙底沟组、九台关马山组、绳文合并组、通化万发拨子石棺墓组、闽侯昙石山组和桂林甑皮岩组；第二个小聚类群包括：扎赉诺尔组、朝阳鲜卑组、贝加尔新石器组和凤仪组。

从图九的聚类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弥生合并1组居民在基本体质特征上与我国中原地区的古代居民最为接近，尤其是与山东的临淄组周—汉代居民的关系最为密切。同时，弥生合并1组居民也与我国东北地区的关马山组居民保持了密切的体质联系。

图九　弥生合并组与各古代颅骨组的比较树状图

通过聚类分析可知，日本列岛弥生时代的大部分居民，与我国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中原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居民存在着更为接近的关系，而与同时期我国北方的草原游牧民族、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及朝鲜等地的古代居民的关系相对比较疏远。这与本书前面的结论是比较一致的。

综上所述，图九的聚类分析所反映出的弥生合并1组与各古代颅骨组之间的亲疏关系与组差均方根值以及欧氏距离系数值的计算结果均较吻合。

虽然，从图九的聚类结果中看，弥生合并2组居民似乎与各古代颅骨组古代居民之间的关系都比较疏远，但这也许是由于受到了弥生合并2组居民体质因素中非常低的面型及眶型的影响。低眶和低面特征是我国乃至东北亚大陆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居民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我们推测弥生合并2组居民所具有的这种低眶和低面的特征也许是保留了日本列岛旧石器时代居民的一些原始性状的结果。

2.主成分与因子分析

为了更加系统和全面的分析日本弥生时代居民，与中国大陆乃至东北亚和东南亚等广大地区古代居民之间的体质联系，我们还采用了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主成分与因子分析的方法（计算公式及说明见第二章），以考察这些古代群体之间的关系。

本书选取了各古代颅骨组及两个弥生合并组中的颅长、颅宽、颅高、颧宽、上面高、颅指数、颅长高指数、颅宽高指数、上面指数、垂直颅面指数、眶指数、鼻指数和总面角等13个项目进行分析，具体颅骨测量项目见表3.8，分析结果见图一○。

表3.8对包括两个弥生合并组和12个古代颅骨组在内的14组人群的13项线性、角度和指数值，运用主成分的方法进行因子分析，计算各线性、角度和指数值的因子得分。在通常情况下，前三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能够占总方差的60%以上。在本书的主成分分析中，前三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为73.029%（表3.12），可以认为基本包含了所有13个项目中大多数特征的信息量，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前三个主成分的因子载荷量见表3.13。

表3.12　前三个主成分的方差累计贡献率（弥生合并组与各古代颅骨组）

表3.13　前三个主成分因子的载荷矩阵（弥生合并组与各古代颅骨组）

（续　表）

由表3.12和表3.13可知，第一主成分的贡献率为34.791%，最大载荷的原变量有垂直颅面指数、颅宽高指数、颅高、上面高、上面指数、总面角、颅宽、颅长高指数和鼻指数，它们基本上代表了颅部的形态特征；第二主成分的贡献率为21.896%，最大载荷的原变量有颅长高指数、颅长、颅指数和眶指数，它们大致代表了颅部和眶部的主要形态特征；第三主成分的贡献率为16.342%，最大载荷的原变量有颅宽高指数、上面高和鼻指数，它们代表了面部的形态特征。

由于前三个主成分吸收了原变量集的多数信息，因此可以利用前三个主成分绘出图形进行直观的分析。图一○是根据前三个主成分的分布构成绘出的三维散点图。

从图一○中可见，各古代组大致可以分出三个类群，弥生合并1组、关马山组、万发拨子石棺墓组、潘庙组、临淄组和庙底沟组为第一个类群，代表了与中国古中原类型和古东北类型居民关系比较密切的大部分弥生人的类型；弥生合并2组、绳文合并组、昙石山组和甑皮岩组为第二个类群，代表了与日本列岛绳文时代居民、中国古华南类型居民关系相对密切，并与我国青铜时代古东北居民有某种基因交流的少数弥生人的类型；扎赉诺尔组、朝阳鲜卑组、贝加尔新石器组和凤仪组为第三个类群，代表了与弥生时代居民关系较为疏远的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俄罗斯贝加尔湖及朝鲜等国家或地区的古代居民类型，这与前书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图一〇　第一因子、第二因子和第三因子的散点图（弥生合并组与各古代颅骨组）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采用前面的几种方法进行比较的结果中发现，两个弥生合并组所代表的弥生时代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居民是一群带有混合体质特征的人类。例如，在弥生合并1组居民中既含有与中国古中原类型居民类似的体质特征，同时也含有和中国古东北类型居民近似的体质特征。而弥生合并2组居民中同样也体现出既含有与日本绳文时代居民相似的体质特征，也含有与中国古华南类型居民甚至古东北类型居民接近的体质特征。那么，这两个弥生人合并组所代表的弥生时代居民同时呈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同人种类型的古代居民在形态特征上交织相似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从表3.8中所列的数据分析，在颅指数（78.00）项目上，弥生合并1组与绳文合并组的关系最为接近。而垂直颅面指数（52.79）则显示出其与以临淄组为代表的古中原类型居民关系最为密切。但是从颧宽（139.30）和鼻颧角（146.49）所体现的面部特征上看，弥生合并1组居民比较宽的面部特征显然已经超出了古中原类型的范畴，而与古东北类型的居民比较相似。弥生合并2组在由较小的垂直颅面指数（49.50）所反映出的高颅低面性质、较低的眶型（75.35）和较阔的鼻型（55.70）上，与绳文合并组及以昙石山组为代表的古华南类型居民显示出比较显著的相似性。同时，弥生合并2组在较宽的颧宽（139.20）项目上又与古东北类型的居民比较接近。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弥生时代居民是一个在形态特征上既存在着强烈的一致性，同时又具有某种程度多元性体质类型的比较复杂的古代人类群体。这些弥生人在与其本土的绳文人以及与中国古代不同体质类型的居民在形态特征上交织相似的现象，则可能暗示出他们在遗传基因上拥有不同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