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生人与绳文人及相关地区人群关系的研究

二、弥生人与绳文人及相关地区人群关系的研究

为了进一步探讨日本弥生时代居民的起源，以及与绳文人乃至与其相关地区人群之间的关系，本书将选自本州和九州弥生时代12个遗址的男性颅骨材料合并成弥生合并1组和弥生合并2组。我们分别对两个弥生合并组与代表了现代亚洲蒙古人种中北亚、东北亚、东亚类型的各近代颅骨组，以及采集自东亚、东北亚大陆的各古代对比组进行对比研究。

在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区域性类型的比较中，弥生合并1组居民的基本种系类型更接近于东亚蒙古人种，而弥生合并2组居民则在形态学特征上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存在着更多相似之处。

在与近代颅骨组的比较中，弥生合并1组与代表东亚蒙古人种的宗玄寺组、华南组和抚顺组的关系比较接近，同时与代表东北亚蒙古人种的爱斯基摩人也有着相对密切的关系。弥生合并2组既与代表东亚蒙古人种的朝鲜组的关系十分密切，又与虽然代表东亚蒙古人种但是又含有某些南亚因素的华南组的关系比较接近。同时，两个弥生合并组均与代表北亚蒙古人种的蒙古组的关系较为疏远。

在与各古代颅骨组的比较中，弥生合并1组居民与我国新石器时代到汉代的古中原类型和古东北类型居民的关系比较密切，而弥生合并2组居民则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古华南类型居民的关系相对密切，并且与我国青铜时代的古东北居民存在着某种基因的交流。总体上看，弥生合并1组和弥生合并2组的居民，与同时期的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新石器时代的俄罗斯贝加尔湖及朝鲜等地区古代居民的关系较为疏远。

综上所述，根据弥生时代各男性颅骨组所显示的形态学上的差别，我们有理由将弥生人划分为拥有不同主流血统、不同遗传学构成的两个类群。其中一个类群（弥生合并1组）代表了弥生时代大部分居民的类型，即代表了以渡来人血统为主的弥生人。而另外一个类群（弥生合并2组）则代表了弥生时代的少数以非渡来人即以本地土著绳文人血统为主的古代居民。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代表了弥生时代大部分居民体质类型的人群在和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区域性类型的比较中，显示出与东亚蒙古人种在形态特征上的比较密切的关系，这说明弥生人的主流应该来源于东亚大陆。但同时，这些居民的体质特征中也显示出与东北亚蒙古人种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此外，该人群所具有的一些特征与华南地区的现代人相似，而其另外的一些特征又与北亚蒙古人种比较接近。这反映出渡来系弥生人在来源上带有明显的多元性。虽然本书前面的分析结果都一致的显示出弥生时代居民与现代华南人的相似性，但是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在形态学上与现代华南人而不是现代华北人更为接近的特性,却不能说明他们一定是来源于华南地区的。例如，出土于黄河流域的山东济宁潘庙汉墓中的颅骨标本，它们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华北地区，但是他们在形态学上却与现代华南人非常接近。朱泓先生对该组标本进行研究后认为，“在由较小的垂直颅面指数（51.88）所反映出的高颅低面性质以及较低的眶型和较阔的鼻形等特点方面体现出在某种程度上与南亚蒙古人种比较接近的倾向”^[34]。以潘庙组为代表的出土于华北地区的古代居民的标本在形态学上与现代华南人非常接近，这说明在当时华北地区的黄河流域已经居住着一些在形态学上与现代华南人非常接近的人群。那些在数量上占多数的弥生时代渡来人与潘庙组接近而不是与代表着古华南类型的昙石山组和甑皮岩组接近的事实，恰好体现出了他们与华北地区古代居民之间的密切联系。而居住在日本列岛上弥生时代的大部分居民与现代华南人的相似性，说明古代华南人与现代华南人在形态学上存在着明显区别。同时，渡来系弥生人与现代华南人的相似性或许也暗示出在这些弥生人的体质中也保留了一部分绳文人的遗传因素。

因此，我们有理由作出如下推论：弥生时代居住和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代表了弥生时代大部分居民类型的、以渡来人血统为主并融有少量绳文人血统的弥生人有两个来源。一部分人来源于古中原类型的分布区域，即以中国的黄河下游地区为主的华北地区；另一部分人则来源于古东北类型的分布区域，即以中国东北地区为核心的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等地的东北亚大陆。弥生时代少部分以本地人血统为主的古代居民在和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区域性类型的比较中，显示出与南亚蒙古人种在形态特征上有更多的相似性。这说明他们的主要来源是绳文人，他们是以绳文人为主并接受了更为先进和发达的弥生文化以后，经过不断发展而形成的人群。虽然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与渡来人进行了融合，但相对来说他们还是较多地保留了绳文人的血统，并且，在他们的身体中也保留了较多绳文人中南方基因来源的体质因素。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24～325页。

[2]埴原和郎著，杨靖华译：《日本人的形成史——以颜面为中心》，《日本研究》1990年4期，第30页。

[3]村上秀信著，贺文章译：《阿伊努族和赫哲族的渊源关系（上）》，《北方文物》1990年1期，第108～111页；松本秀雄：《日本人は何処から来たか》，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3年，第179～200页；韩康信、松下孝幸：《山东临淄周—汉代人骨体质特征研究及与西日本弥生时代人骨比较概报》，《考古》1997年4期，第39、41页；潘其风、朱泓：《日本弥生时代居民与中国古代居民的人种学比较》，《华夏考古》1999年4期，第63～64页。

[4]张雅军：《日本人群的种族起源和演化》，《世界历史》2008年5期，第28～36页。

[5]潘其风、朱泓：《日本弥生时代居民与中国古代居民的人种学比较》，《华夏考古》1999年4期，第63～66页。

[6]潘其风、朱泓：《日本弥生时代居民与中国古代居民的人种学比较》，《华夏考古》1999年4期，第63～66页。

[7]潘其风、朱泓：《日本弥生时代居民与中国古代居民的人种学比较》，《华夏考古》1999年4期，第63～66页。

[8]潘其风、朱泓：《日本弥生时代居民与中国古代居民的人种学比较》，《华夏考古》1999年4期，第63～66页。

[9]松下孝幸：《探索渡来系弥生人大陆区域的源流》，アリフク印刷株式会社，2000年，第135～136页。

[10]《朝日北遺跡》，载《佐贺县文化财调查报告书》（第110集），1992年，第418～505页。

[11]《佐贺県大友遺跡出土の弥生時代人骨》，载《大友遗迹》，1981年，第7～37页。

[12]《志波屋六本松乙遺跡》，载《佐贺县文化财调查报告书》（第103集），1991年，第2～71页。

[13]潘其风、朱泓：《日本弥生时代居民与中国古代居民的人种学比较》，《华夏考古》1999年4期，第63～66页。

[14]潘其风、朱泓：《日本弥生时代居民与中国古代居民的人种学比较》，《华夏考古》1999年4期，第63～66页。

[15]松下孝幸：《二塚山遺跡出土の弥生時代人骨》，载《佐賀県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46集），1979年，第1～14页。

[16]汪洋：《日本绳纹人人种研究》，载《青果集》（第一辑），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457页。

[17]张全超：《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地人骨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91页。

[18]汪洋：《日本绳纹人人种研究》，载《青果集》（第一辑），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457页。

[19]朱泓、贾莹：《九台关马山石棺墓颅骨的人种学研究》，《考古》1991年2期，第147～153页。

[20]朱泓：《山东济宁潘庙汉代墓葬人骨研究》，《人类学学报》1990年第3期，第260～263页。

[21]松下孝幸：《探索渡来系弥生人大陆区域的源流》，アリフク印刷株式会社，2000年，第112～123页。

[22]韩康信、潘其风：《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墓葬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9年2期，第255～269页。

[23]郭治中：《扎赉诺尔古墓群1986年清理发掘报告》，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379页。

[24]韩康信、潘其风：《东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第117～130页；朱泓：《扎赉诺尔汉代墓葬第三次发掘出土颅骨的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1989年2期，第123～130页；朱泓：《从扎赉诺尔汉代居民的体质差异探讨鲜卑族的人种构成》，《北方文物》1989年2期，第45～51页。

[25]朱泓：《朝阳魏晋时期鲜卑墓葬人骨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2期，第79～85页。

[26]朱泓、贾莹、金旭东等：《通化万发拨子遗址春秋战国时期丛葬墓颅骨的观察与测量》，载《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96页。

[27]韩康信、张振标、曾凡：《闽侯昙石山遗址的人骨》，《考古学报》1976年1期，第121～126页。

[28]张银运、王令红、董兴仁：《广西桂林甑皮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人类头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1期，第4～8页。

[29]小林行雄著，韩钊、李自智译：《日本考古学概论——连载之四》，《考古与文物》1997年2期，第68页。

[30]小林行雄著，韩钊、李自智译：《日本考古学概论——连载之六》，《考古与文物》1997年4期，第88～93页。

[31]竹内理三等编，沈仁安等译：《日本历史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页。

[32]蔡凤书：《古代中国与史前时代的日本——中日文化交流溯源》，《考古》1987年11期，第1026～1031页。

[33]田中良之：《弥生時代における九州·韓半島交流史の研究》，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基层构造讲座，2001年，第3～4页，第155～157页。

[34]朱泓：《山东济宁潘庙汉代墓葬人骨研究》，《人类学学报》1990年3期，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