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职，进“世界工厂”

在“计划经济”时代，只要考上大学，就能获得稳定的工作，有的还能顺利进城并安家落户。这也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具体体现。从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以来，一直到1995年，崖边所有的学生都是要么在小学阶段辍学、休学，要么就是上完初中后回家务农、外出打工，很少有人考上高中，更别说考上大学。

崖边诞生大学生的零记录终于在1995年被打破。打破这一记录的人是我的二哥阎海鹏。对于阎海鹏考上大学的消息，村里有的人觉得理所当然，有的人颇感意外，有的人羡慕，有的人嫉妒恨。阎海鹏上大学之后，崖边人对教育的认识似乎变得深刻了一些，知识改变命运的训导得到了强化的普及和推广。

作为师范专科学生，阎海鹏原本应该一生从教。但热爱写作的他却告别了讲台。1998年，他在天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天水市一乡下中学当老师，他干了不到一年，就辞职干起了媒体记者。2012年，他参加天水市县处级领导干部公开招聘考试，被任命为某单位副处级干部。他也是迄今唯一一个当官的崖边人。

阎海鹏是崖边依靠“知识改变命运”成功的典型案例。他之后，崖边也陆续有人考上了大学，但是教育改革扩大招生规模，就业“市场化”寻找不再包分配。尽管政府煞费口舌引导学生就业要多元化选择，不能光盯着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岗位。但是，所有有关系能拼爹的人都对“编制”趋之若鹜。而没有关系没法拼爹的大多数人才不得不多元化成临时工，缺失各项保障。农村大学生挤进了城市难以融入城市，面临着落户难、社保难、安家难等诸多难题。“知识改变命运”成了失灵的教条。

2003年以来，中国实施“两免一补”政策。这个制度安排基本落实了义务教育，已经很少再看到失学辍学的儿童。我的侄子阎旭东就是这个政策红利的受惠者，他上学费用的减少，为他的父亲阎海平减轻了不小的负担。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是对于崖边考不上高中，无法进取大学梦的学生来说，初中毕业之后去干什么成了最大的问题。

失学的初中毕业生，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打工。初中毕业生年龄尚小，流向社会就业难度十分大。涉世未深、没有一技之长，他们只能从事简单的、辛苦的体力活。目前，物欲消费至上，“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信条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初中毕业后正是一个人思想意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也是极易受到社会不正之风干扰、诱惑的年龄阶段。我从事新闻工作十余年，采访过的命案当中，有80％-90％都是青少年犯罪。犯罪低龄化，已成了公安警察最大的担忧。过去犯罪产生的命案多是谋财或者深仇大恨才导致的，但现今的孩子会为了几毛钱而要了一个人的性命。黑社会题材影视剧、暴力游戏、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导致的仇视社会心理等一系列原因造成了犯罪的低龄化。

由此可见，初中毕业即失学的问题，不单是失学者个人难以成就美好未来的问题，更关键的是会导致一系列社会偏差行为，严重的直接危及社会安定。

2005年，国家教育部下发通知，将师范类学校的最低办学资格规定为专科，中专类学校被撤销或者合并。国家的导向很明确，学习成绩好的人，直接考高中，接受高等教育，学习成绩差的人接受职业教育，提高劳动素质。

后来，国家教育部又提出了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中国教育的发展的确非常不平衡，农村学生向城市看齐，城市学生向好学校看齐。特别是高中教育尤为突出。比如一些升学率高的学校，家长会挤破头竞相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让自己的孩子入学，学校也是“效益”不错。而没有社会资源的人，只能像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形容的一样“输在起跑线上”。甘肃省调整未来教育布局规划时提出：高中向城市集中，初中向城镇集中，小学向乡镇集中，教学点向行政村集中，未来农村不再设立高中。由此，很多地区的教育方针是：一面压缩高中教育招生人数，一面鼓励发展职业教育。

高中招生名额紧缩，让很多想上高中的孩子不能上高中。很多家长认为，孩子上了高中就算考不上大学，也能上高职，就算考不上高职，上完高中再流向社会，毕竟年龄会大一些。孩子高中毕业之后，人生观和价值目标会基本确立，走向社会就业会成熟一些。

2007年，阎旭东初中毕业未能考上高中，其时国家正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一家人鼓动他接受中职教育，在位于甘肃省清水县的天水农校学习数控机床。

国家积极鼓励发展职业教育，但是中职教育师资力量薄弱，教学与实践脱节，学成难以致用等问题引起了社会普遍质疑。好多技工学校连紧跟时代的技术设备都没有。一个职业学校老师对我讲：学校给孩子教电焊，一个南方的老板过来一看，说这个我们已经淘汰了，你们先教吧，这些孩子我们带过去还得培训。

在职校到底学了什么，阎旭东自己都说不清，反正稀里糊涂就毕业了。他上学期间，国家对中职生有很多补助，自己花钱并不多。阎旭东中职毕业后，在甘肃天水一家电子科技公司上班。他发现，有很多人没有上职校，照样能在企业干活。便有了“上中职领钱和民工一样多，不如不上”的感叹。

尽管中职教育在2010年前后的就业率比高等教育还要好，但就业稳定性差，中职毕业生只能进入一些私企流水线工作，这些私企有活了让大家拼命加班加点，没活了立马裁人。很多职业学校反映，从2001年开始，他们的招生人数开始有所上升，2007年到2008年，基本稳定。但从2009年开始，招生人数开始出现了萎缩。中职教育的发展的确有效解决了已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高劳动技能的问题，但职业教育只辉煌了短短几年就现出了颓势。

阎旭东之后，崖边没考上高中的90后孩子绝大多数都上了中职。这些孩子毕业后都去类似“富士康”的工厂上班，他们几乎天天加班，没有8小时工作制。缺乏人情味的流水线、冷漠的城市表情、高昂的生活代价……这一系列问题催生了富士康“13连跳”，也是崖边孩子们必须要应对的挑战。

上了中职的孩子都想留在城市，但是严酷的形势让他们很难落户城市。别说南方的大城市，阎旭东想进入天水是非常困难的。他上班的电子科技公司每月工资2000余元，而天水市的房价在2013年已经均价达到了7000—8000元，落户很难。

中职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是制造业。全球一体化，中国企业在世界分工中只是“世界工厂”。正是阎旭东们组成了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决定未来中国能否崛起的战略性措施。这是一个伟大的决策，这个转型能做好，中国就会在世界资本主导的强势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未来中国的生产力能不能促进，更取决于未来的生产关系，如果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就很难保证未来的进步。

中职的糟糕不仅在中职内部，更在中职之外。教育的问题也不仅在教育本身，而在整个社会制度的构建上。所谓教育不均衡只是社会不均衡的冰山一角，解决教育不均衡问题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非教育一个方面发力就能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