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芳钧与“一善堂”

在十七房被人们称为“沪上巨商”的郑芳钧先生，其实他并非在上海经商，而是在宁波开设“汇记锡号”，专门生产锡箔，规模相当宏大。据其四子郑钟潮先生《镇海郑钟潮先生六十自述》回忆文章中记载：“听父亲说，店里用的锡，出产在云南个旧，经滇缅铁路运到越南海防，再由法国人运到香港加工，制成‘小贡’锡锭后，输入宁波。”当时，宁波的用锡量全年为6000锭，每锭为34.5公斤，而“汇记锡号”用锡量占宁波用锡总量的六分之一，全年用锡量约四十吨，主要加工锡器产品和锡箔。

加工锡箔十分辛苦，先后有14道工序，全凭手工操作，每一个工人，各执一个小锡块，放在石板上，用铁锤慢慢敲打，锤得比纸还要薄的时候，裁成小块，再经褙纸、砑纸等，共需20余天才能制成“薄如蝉翼”的锡箔产品。制成锡箔后，销往全国各地，“汇记锡号”生意红火。

郑芳钧先生发家后，民国初期，在沙河头村堰北路，建造2000多平方米的四合大宅院，共有正屋、厢房、偏屋51间，整幢宅院用料考究，做工精细。大宅院中堂为家祠，因十七房“通德堂”历代祖宗有“急公好义，帮贫扶困，乐善好施，造福一方”的精神榜样，他将家祠取名为“一善堂”。并将“一善堂”匾额悬挂于家祠内的中堂上方，让子孙后代弘扬先祖精神，传承慈善文化，爱国、爱家，多做善事好事，积善成德，善暖人间。

据其后代介绍，“一善堂”匾额三字为民国政府要员、著名大书法家谭延闿所书。“一善堂”大屋建成后，郑芳钧家族很少有人居住。1937年，郑芳钧先生因病去世，丧事在“一善堂”大屋举行。当时，办丧事相当隆重，为了让汽车能开到沙河头大屋旁，特地从清水湖往东到其大屋漕后新辟一条汽车路，足有四里路长。据可靠消息：“郑芳钧先生的讣告由原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起草。”当时，出丧队伍三里长，军乐队由省里来，镇海县里派警察来维持秩序，部分贵宾在宁波外滩东亚旅馆住宿。

以后“一善堂”大屋一直空闲，只有一个叫“姑婆”的老妈看管。日伪时期，部分房屋曾被日伪军头目姚华康结拜兄弟陈仁祥霸占。新中国成立后，“一善堂”大屋移作国家粮站，之后作无主财产收归国有，现在内部房屋结构严重破坏，“一善堂”也不再存在。

郑芳钧生有五子，在民国时期事业有成，五子都在上海经商，出类拔萃。长子郑钟润原在四川北路仁志里开设新昌和记照相材料行，独家代利比利时GEVET牌照相材料，后买下天津路44弄4号三开间店面，上下三层楼一幢作营业用房。二子郑钟浩，在上海开锡器行、玻璃店。三子郑钟汉，原为上海永兴洋行买办。后自开永兴汉成洋行、协隆洋行、汉成洋行；办有中汉玻璃厂、上海汉成电器厂等；与人合办冠生园、天厨味精厂等多个企业，自备汽车，雇洋人职员。四子郑钟潮，十六岁时投身辛亥革命，加入革命后，参加攻南京城战斗，获得当时沪军都督陈英士所颁赐之光复上海有功最优等奖；后进入上海四川路爱尔白洋行，赴欧洲考察商情，先后创办公兴照相卡纸厂、美伦宽紧厂、胜美缝衣机器厂、南京公用出租汽车公司，拥有福特轿车100辆。1947年去台湾开办仁利化工厂。五子郑钟泮，初入上海德商利康洋行任职，不久入美商协隆洋行供职。1917年创公盛印刷材料行，1924年创公盛机器厂，专制印刷机器。1930年创公盛油墨厂、公盛凡立水厂、公盛铜洗厂，专制各种文具仪器等学校用具，形成一定规模的公盛企业系统。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攻陷上海，于11月紧逼南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南京的四子郑钟潮，将三分之二的家业，64辆汽车捐赠给国民政府。并与其兄郑钟汉一起，组织军用物资，支援抗日战争。郑钟潮曾多次遭日本人追捕，后在法租界居住，逃过一劫。但日本人没有就此罢休，派飞机有目标地将郑钟汉工厂炸毁，工厂损失惨重。

抗战胜利后，几个儿子为完成父亲的遗愿，在郑芳钧逝世十周年前，在自己的家乡海甸闸口（湾塘殿跟应郑村）出资建校，于1948年初竣工，取名为“芳钧学校”，占地面积十四亩，为中西式结构，共建校舍三十四间，校内挂有郑芳钧遗像。学校设施一流，配有军乐团，学生发放童子军服装，凡本村入学学生，一律免费，在当时镇海为一流学校。

现在，“一善堂”虽毁，“一善堂”的精神还在弘扬，郑芳钧先生的曾孙、上海白玉兰奖获得者、原美国波士顿管理咨询公司郑力行（谱名郑毓仪）先生，在国内搞平民教育，默默地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