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五毛钱，就可以搞对象了。”
1982年底，广州的大龄青年中间流传着这句话。
当年11月18日，《羊城晚报》头版报道：“未婚青年盼望已久的广州市青年婚姻介绍所，今天上午在青年文化宫举行开业典礼，当即有一批男女青年报名。”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婚介所。它只给38岁以下的本地男女青年办理登记手续，每位登记的青年都要填一张资料登记卡，如果写不好，是要被教育的。红娘被青年们尊称为“老师”。
有位男青年在“选择对象要求”一栏里说明“要最漂亮的”，结果被“老师”找去谈心，劝导他要重视内在美。一位干部子弟来登记时，要找一个处级干部的女儿，所里没给他登记，说这是门当户对的世俗观念，说得他后来都不好意思公开他父亲的名字。[1]
这一年，大龄青年张斌和刘志红，与其他695对新人一起，参加了在天津人民体育馆举行的一场集体婚礼。
谈恋爱时，张斌和刘志红分隔两地，留下500封情书，可惜的是，后来家里进了小偷，把那一箱子信当作金银财宝给偷走了。
婚礼当晚，两人又分别给对方写了一封情书。张斌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妻，感谢你的善良，你的爱。”刘志红写：“我相信我们的感情不会让彼此失望。”[2]
第三者插足
1982年11月，25名妇女联名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
胡总书记：我们是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受第三者插足的受害者，本不该打搅您，但因国家制定的婚姻法离婚部分有漏洞，它使一些缺乏道德的人钻了空子，使好人受气，道德败坏的人得了逞。法院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压制我们这些受害者，客观上使违法乱纪的人更合法化，我们被逼得无路可走。因此我们25个同志并代表我们43个子女急切地请求您给我们做主，并请您尽快地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
…………
法院在受理我们案子期间，对有过失的一方不揭露其错误，对其恶劣行为不严厉批评，不谴责，反压制我们这些弱者，强迫我们离婚，我们不同程度地体会了在法律面前的不同待遇。法律对人民没有起到教育作用，相反助长了资产阶级思想、道德败坏的泛滥。我们想不通，中央领导一再强调在新形势下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的重大意义，可法院同志却强调说：“我们是执法单位，婚姻法没规定讲道德，有意见找立法单位提去。”
1983年，由36名妇女组成的“秦香莲上访团”到全国妇联上访，状告她们的丈夫是“陈世美”。这些女性都是知识分子，她们在过去的岁月里支持丈夫的事业，可这些丈夫“翻身”后纷纷借助新《婚姻法》中“感情破裂”一条，提出离婚，不要糟糠之妻了。
官司最终打到中央，在中央领导人的过问下，36个“陈世美”没有一个在当时离成婚的，但在10年之内，一个不剩都离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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