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雍正年间鸦片由印度流入中国以来，至清末四川便成为国内最大的鸦片生产和消费区。[3]1906年四川地区生产的烟土竟占全国总量的40%。[4]1910年至民国初年间，在四川总督赵尔巽的主持下，当局开展了较有成效的禁烟运动。好景不长，在“南北分治”与军阀纷争的局势下，1918年以后四川地区罂粟再度蔓延开来。[5]
早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岷江上游地区就有罂粟传入，并逐渐在以茂县为核心的羌族地区蔓延开来。伴随鸦片利润的上升，茂县地区鸦片产量不断攀升。民国初年，在严厉的禁烟举措下，四川大部难见鸦片踪迹，不过，包括茂县在内的川西北山区，由于政府控制乏力，罂粟依旧种植。[6]到20世纪30年代，县境内有罂粟种植者约1600户，种植面积逾2960亩，约占当地耕地面积的38%，年产鸦片达8万两。1931—1936年间，茂县被列为四川省第7、第9烟区。[7]到民国晚期，茂县西部、北部的一些村寨里，超过八成的土地成了烟田。此时，当地罂粟种植劳动力一度紧缺，四川内地安岳、乐至、遂宁一带的汉民陆续涌入羌族村寨。[8]
每至七八月鸦片收割的季节，四川内地灌县、绵竹、雅安，以及川外的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烟商、烟帮便会蜂拥进入。他们带来大米、油盐、布匹等百货，在茂州城、叠溪、龙坪、曲谷等主要产地交换鸦片。民国初年，仅茂州城一地，熟烟的日销量最高峰时达到八百余两，各地烟商络绎不绝。以鸦片为大宗，相关行业随之兴盛，此边区市镇呈现畸形繁荣景象，一度被称为“小成都”。[9]又若曲谷地方头人王国栋、王泰昌父子，在鸦片种植、交易中积累了巨额财富。他们在曲谷周边地区买入上千亩土地，并在茂州城内购置房产，成为茂县羌族中的首富。[10]
相较于鸦片与日用百货的交易，鸦片换枪支则深度影响着地方局势。以四川军阀、“哥老会”为背景与靠山的烟帮，常常贩运枪支弹药进入羌区，对此现象地方当局无可奈何。这一时段，包括茂县在内的川西北山区，“私运武器，掉换烟金，所在多有。又狡黠商贩、逃罪凶徒，亦常联络贪污，勾结土劣，贩售械弹，以渔厚利。驯至屯区夷酋有拥快枪数百支数千支者，任其滋长，将不可制”[11]。正是这些落入土司、头人、士绅、普通羌民之手的枪支，为区域社会的动荡埋下了隐患，更使得地方武装抵制铲烟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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