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能力

“轿车是什么？不就是四个轮子，两张沙发，一个铁壳”，这是多年前，面对行业大腕和外界的奚落，喊出“惊人”之语的李书福。虽然他当时是试图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表述，告诉人们汽车工业正在进入模块化时代，但是他的疯言疯语还是遭到了人们的诟病。

如果换做现在的李书福，他是否会收起当时这句“无知者五畏”的话，没有人会知道。但这句曾经被人无数次拿来嘲笑并质疑李书福的话，现在却时常被冠以李书福的豪言来引用。捎带着自负的自信，表现在他的自强不息上。

总之，那个时候，被称为“民企造车第一人”的李书福，带着对于汽车的最简单诠释进入了吃钱不眨眼的汽车行业，并发誓要生产出中国最便宜的汽车。

不过，已经在多个行业小有成就的李书福有着无知者无畏的精神，也早就慢慢的培养出另一种企业家必备的才能——前瞻性。就像后来，他认为通用会破产，福特迟早会遇到困境，沃尔沃、萨博那样的企业会被出售一样，李书福开始能够跟上时代的脉搏，并有了自己的判断力。

自从李书福进入摩托车行业，他就暗度陈仓的开始了造轿车的准备。在他看来，神秘的汽车行业迟早会大门洞开，而且这个行业会如同80年代的冰箱业，90年代的摩托车业一样，迎来发展的高潮，给他这样的人提供新的机遇。

“民营资本进入汽车工业是迟早的事情，这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如果一个国家在发展汽车工业进程中，没有民营企业加入，完全依靠国外厂商或国有企业，能发展成了也很奇怪。”李书福在多个场合说过这样的话。

不得不承认，对于商业的敏感性，对于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是李书福的另一个能力，就像他在日后预测通用破产，丰田迟早出问题一样，他的话总是一语成羁——当时引来嘲笑无数，事后却一一被证明。

约莫1994年的时候，李书福生产的踏板摩托车如火如荼，他就下定决心要造汽车，开始四处咨询。结果是，当时国务院24号文件明令指出不再批准轿车项目，即不会批准目录，这个结果很简单，不批准目录，就不能上牌照，不能上牌就意味着没有人能买。

就是这一年，在李书福对于汽车行业还懵懂的时候，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产业政策颁布，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这个政策下，中国汽车产业迎来了质的转变，但不包括李书福。

1994年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听取汽车工业情况专题汇报后,对汽车工业发展提出了五点指示（要点）是:一、制定和实施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国家用产业政策引导发展,使其尽快成为支柱产业；二、建设和生产都要坚持规模经济；三、要重视培养自己的技术开发能力；四、要优先发展零部件工业；五、汽车进入家庭要统筹规划。

1994年7月,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亲自指导参与下,经过国家计委、经贸委、财政部、外经贸部和工商、税务等部门,以及行业主管部门、汽车企业集团（公司）、知名学者、资深专家共同研讨,几易其稿,报请国务院领导同志审核批准,《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正式颁布实施,这是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一部政策性法规,也是中国工业行业出台的第一部政策性法规。这部法规,阐明了政策目标和发展重点、产品认证和产业组织、产业技术、投资融资、利用外资、进口管理、出口管理、国产化、消费与价格、相关工业和社会保障等各项政策,以及产业政策、规划与项目管理。此外,还要求组织制定汽车产品的安全、污染控制及节能等有关技术法规、管理制度。

《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的最根本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能经得起强大的国际汽车工业竞争,并能在竞争中立足和不断发展的中国汽车工业,努力实践把中国汽车工业建成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这个历史使命。

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产业政策决定中国汽车命运，甚至是李书福命运的两次著名的汽车工业“北戴河会议”召开。

从1983年开始，“中国要不要发展轿车工业”、“如何发展轿车工业”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国务院有关部门，不少省、市以及许多企业、科研所纷纷组织研究论证。各个行业的专家学者们积极参与研讨，献计献策。198l年至1983年前后，在论证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时，提出轿车需求预测和发展轿车工业的建议。其时，北京、广州、上海、天津都在积极筹划轿车项目。

1984年，第一次“北戴河会议”召开。国务院召集各有关方面领导座谈汽车工业发展问题，重点讨论轿车工业发展。同年8月11日，在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再次讨论了汽车工业发展，主要是轿车业发展问题。这是形成中国发展轿车战略决策中的一次重要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以及国家计委、经委、中财委、机械部和中汽公司的领导。会后下发的会议纪要指出，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小汽车（指轿车）的需要量也会很大，如出租车不但城市需要，中小城镇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也很需要，家庭私人用车也会逐渐增多。汽车工业的规划和发展要考虑到这种趋势，组织专业化、大批量生产或进口一些散装件在国内组装，以缓和供需矛盾。近期不发展成本高的高级轿车，要大力发展质量好、成本低的中档以下的经济型用车。这表明，中央对发展轿车工业的基本方向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构想当然，这次会议明确了一个战略，即以市场换技术，适当吸引外资，与跨国公司合资生产汽车。紧接着，在1984年1月，中国汽车的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北京吉普诞生了。当时的北京吉普可算是国内越野车企业的绝对“老大”。有了“问路石”的中国汽车很快就进入了第一轮合资浪潮。1985年，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成立，同年，南京汽车引入了意大利菲亚特的依维柯汽车；广州汽车与法国标致的合资项目也获批准，这三家中外合资公司的组建,标志着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生产国产轿车、建设轿车工业的新起点，被桎梏了30余年的轿车工业开始大步向前。

随后,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天津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1985年成立广州标致汽车有限公司,1998年2月法方等4家股东退出；1998年5月“广本”合资签约后组建）、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和贵航云雀汽车有限公司相继建立（当时称:"三大三小两微"轿车项目）。之后,国家批准"陕西秦川"、"江南机器"和"江北机械"这三个军工企业的民品生产列为"奥拓"微型轿车组装生产厂。

第二次北戴河会议是在1987年召开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次会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规定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历史。当时国家领导人提出了指示：第一，二汽在车型和发动机档次上与一汽、上海拉开，原则上同意轿车就上这三家，口子要守住；第二，配套问题，不能搞“大而全”。

而随后，国务院办公厅拟定了关于发展轿车生产问题的北戴河会议纪要。纪要的第四条是：“今后轿车生产主要依靠一汽、二汽，此外，上海大众公司首先要把国产化搞上去。在全国范围内不再安排新的轿车生产点。”这样，一汽、二汽、上海大众加上已经存在的北京吉普、天津大发、广州标致，就形成了中国轿车工业最早的布局，业内俗称的“三大三小”。

1989年3月,国家发布《产业政策要点》,已经批准的轿车项目列为国家重点支持项目。国产轿车起始于1958年,历经二十多年,建立轿车工业,轿车生产逐步发展。1992年全国汽车生产跨越100万辆（106.2万辆）,其中轿车16.3万辆,占当年全国汽车生产总量的15.3%.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两次会议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李书福们这样后期想进入汽车领域的民营企业来说，也在早期设置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尤其，在李书福决定进入汽车领域一年后，1995年1月,国家计委、机械工业部在上海联合召开全国贯彻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座谈会,对《汽车工业“九五”规划纲要》、《汽车产品型式认证管理暂行办法》等进行研讨。要求要大力促进骨干大型企业间的联合,最终形成为数不多的大企业集团；要按照市场需求,各方面协同配合,绝不能“遍地开花”、盲目发展；要有自主研究开发能力,否则就会受制于人,在本世纪内重点把轿车工业搞上去。

不能“遍地开花”给李书福带来的是一个注定的持久战。那时候，没有生产许可的李书福，四处咨询。咨询到省里的时候，李书福大胆的要求要生产汽车。结果可想而知，李书福再次得到了否定的答案。

也许退后五六年，李书福会像退出冰箱市场那样，知难而退。但在冰箱和摩托车行业的打拼给了李书福更深远的影响。退出冰箱业告诉他，做事情不能轻易退缩，而摩托车行业告诉他，没有许可证可以曲线前进。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越是这样被束缚着的市场，前景越广阔，先行者的意义越大。

如果说退出冰箱业的行为看出，李书福并不是那种骨子里就有勇于“闯红灯”气质的人，摩托出业的经历则看出李书福是那种执着又不乏智慧的人。

当时的李书福问省里的官员，如果不让搞汽车，是不是可以搞汽车试验。官员想了很久才答道：“搞研究是可以的嘛。”于是，他以生产摩托车的名义，在浙江台州乡下买下了800亩荒地（也有人说是850亩），又是规划教育区、生活区、工业区，又是买设备、找专家、搞学校，悄悄地搭起了一个大大的造汽车的架子，作为吉利汽车的第一个生产基地——临海基地。

能要来800多亩地的背景是，李书福的摩托车企业已经发展迅速，在当地颇有名气，发展摩托车业务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李书福其实有点后悔当初上交电冰箱厂时，把自己租的那大片土地也赠送了，以至于现在造汽车需要大笔土地的时候，自己得费劲周折租回来，且地方也不足够大。

李书福当时给临海基地做了三方面的规划：汽车工厂区、学校区、生活区。从这样的布局来看，李书福当时就已经对他的吉利帝国有了战略上的规划。尤其是学校区的规划，这个当时遭到了政府反对的项目，李书福固执的坚持了下来。在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总是看到李书福在造车领域叱咤风云，但其实他的教育“帝国”一点也不小，这是后话。但从这样早期的规划上看，李书福对于教育、人才培养有着自己的想法，为其多次在两会中提交的“教育改革”议案留下了伏笔。

回到李书福早期的造车经历上。1996年，李书福从自己的摩托车工厂里挑选了3个工程师，并封对汽车的了解相当有限的自己为总工程师，开始了其独特的造车之旅。

开始的过程有点像在造冰箱和摩托车时，先拆后装。据说李书福当时买了一辆售价100多万的奔驰车，还有一辆也是新买不久的红旗车。李书福先是带着人拆开看结构，然后往回装，反复进行。红旗拆了再装并不困难，但奔驰装起来问题颇多，例如安全气囊拆了怎么也装不回去，最后只能聘请专业的技师给装回去。

这样的小插曲不仅没有让李书福退缩，反而让他觉得汽车业没什么嘛，并没有复杂到不可想象的地步。为了验证这种说法，据说李书福还买了大量当时能买到的汽车，从奔驰、宝马、丰田，到跑车、客车，几乎样样涉及。或许正是有了这样亲身的经历，让李书福后来也成了汽车专家。在吉利发展起来后，他还时常的下到车间，能很内行的随时指导工人们的工作。

那个时候的李书福几乎钻进了汽车，全国各地，只要有汽车厂的地方他都要去参观，甚至一些正在搞汽车研究的大学，他都要去仔细的学习。

在反复拆装和研究后，李书福自觉掌握了汽车的基本构造，开始准备造车。几经周折，他还真是造出了一辆：用红旗的地盘，奔驰的外壳造出了第一辆吉利汽车，几乎跟奔驰的320一样，外壳是玻璃钢复合材料，这款车被李书福命名为“吉利一号”。

兴奋的李书福曾开着这款车在临海市的大街小巷招摇，安排周边的人轮流着开，并在电视上打起了广告。摩托车老板李书福造出了“奔驰”曾在当地轰动一时，而且还真有一些人跑来询问价格。

李书福用玻璃钢复合材料原本是想找出一条便捷的造车路，因为用玻璃钢做车身覆盖件，成本要远低于金属外壳。但问题很快就来了，玻璃钢容易变形，一会这儿翘起来，一会那儿歪了。深入一点想，这还是没有发生碰撞的情况下，汽车是一个交通工具，碰撞在所难免，首先就是要结实、安全。

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给李书福的震动无疑是巨大的。造汽车要按部就班，采用传统工艺。为了采用传统工业生产，李书福带队来到当时知名的上海汇众汽车零配件公司，跟一位专家请教。一个后来广为流传的细节是，这个专家听说这几个人居然要自己造车，扭头就走了。李书福等人在原地等了很久也没发现这个专家回来时，才明白，专家是真走了，根本没有意思给他任何指导。

几经周折，李书福勉强找到了一些专家来指导。当然的指导并不是无偿的，他们不能肯定的告诉李书福一定能造出汽车，只是不介意用李书福拿来的经费，把他的汽车计划作为一个科研项目去做。即便是这样，李书福也咬紧牙拿出来钱去搞研究。

前期的努力看起来波折不断，但李书福早期的研发模式基本上算有了一个小的雏形，这时，他的问题是准生证，进入汽车行业，造车的许可证，就像他当初进入摩托车行业一样。

显然，比摩托车技术含量更高，入门门槛更高的汽车行业，准入更为严苛。汽车行业和李书福熟络的资深汽车媒体人吴迎秋记得李书福当时的困境。

“那个时候的李书福一有时间就往省里和北京跑，很多时候都是在火车上度过的。当时的李书福已经算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了，但那时候看到的李书福远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意气风发，而我们当时关注报道汽车行业，其实也只是听说台州有个农民在摩托车行业积累了一些资金，要造汽车。”吴迎秋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