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报偿

另一种报偿

1974年，刚高中毕业的我随即加入了上山下乡的行列。回想那几年的知青生活，感受最深的似乎并非农活繁重的“身苦”，而是缺菜少油的“口苦”。那种三天两头吃不上菜的困窘与无奈，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绝对体会不到的。农村老俵那时生活也很苦，可是再苦还能吃上“红锅”(无食用油，便直接把菜倒进锅里炒)；而我们这些知青却常常连“红锅”都吃不上，只能用米汤下“白饭”。

我们知青队十几个人，集中住在山边的几间房子里，公社单独拨了二十几亩水田和旱地。那田是只能栽插一季水稻的黄泥田；地是连草也难长的贫瘠地，土呈暗紫色，晴天硬得像板，雨天滑得如油，别的作物不能种，只好在地里栽上番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春天插下的一截薯藤，到秋后居然长得长不盈尺，在瑟瑟秋风中仍昂昂挺挺地朝天竖着，一垅垅望去，倒像是一队队衣着寒酸却排列整齐的士兵。一锄头挖下去，根部只有乒乓球大小的一个蛋蛋。不过，煮起来吃一口一个，倒也干脆痛快。显然，想靠这样的地来种菜吃是没有指望的。

自己种不出菜，偏偏买菜又十分困难。一来因为那年头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厉害，老俵们只有可怜的一点“自留地”，想保自家食用已嫌不足，旺季蔬菜稍多时还要顾及淡季，得把菜腌制起来，极少有“商品菜”拿出来卖的。为了买点菜，必须走村串户四处询问、央求。夏秋蔬菜旺季时还好一些，多费点腿脚和口舌还能有所“收获”；春冬时节菜少，买菜之难就真如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般了。这种时节，大师傅(炊事员)只有一再拿出自己的“绝活”来应付:在捞过饭之后的米汤中撒点腌菜和盐，权作我们下饭的“菜”。一天的劳累之后，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可是等着我们的却是米汤加米饭，想想心里真不是滋味。尤其是在料峭的春寒和肃杀的严冬，屋子里四处透风，再端着惨白寡味的米汤，全身真像是掉进了冰窟窿，连骨头里都透着一股寒意。

吃菜尚且如此不易，吃肉就更是稀罕事了。周围村里几个月听不到杀猪的信儿。偶尔听说哪里要杀猪，便须早早去排队。也怪，那时人们都抢着买肥肉，决不像现在这样专挑瘦的买。割上十几斤带皮的肥肉，再到供销商店打上两斤生着雪白大蛆的酱油，烧出来众人平分，那股美劲儿简直比过年还“过年”。七八两一份的红烧肉三下五除二就下了肚，再咂巴咂巴油乎乎的嘴，鲜香的余味令人回味无穷。有时想想:人真是怪。如今菜肴那么丰盛，却常常使人觉得没“胃口”；而那时缺菜少荤，反倒把我们的“胃口”锤炼得极大极佳，有菜没菜的，一顿饭吃个六七两是常事。

短短的几年知青生活已经成了遥远的过去。然而，它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永远褪不去的记忆。它常常使我触景生情，比如，每当我看到酒店餐桌上被遗弃的美食佳肴时，心里便会触电般地生出一阵痛惜；它也常常成为我认识事物的“催化剂”。比如，正是因为有了那几年“吃米汤”的经历，我才对“汗滴禾下土”和“粗茶淡饭”有了更真切的理解；才对搞得人们缺衣少食的所谓“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生出了种种疑惑和思索；才对发端于三十多年前的那场历史性变革的伟大、必要和深得民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深切的感悟；才对什么是中国国情增加了一层感性上和理性上得认识。这些，也许可以算作是对我当年吃“苦”的一种报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