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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毁灭中新生

时间:2022-01-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奥斯曼这个例子中,传统成为重大的障碍。探究其中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光辉的过去成为障碍,阻挡着向新潮流靠拢的努力,因而长时期表现为故步自封,闭眼不见外界变化,白白错过了追赶潮流的最佳时期,这在奥斯曼的历史上表现得非常充分。土耳其的新生是由凯末尔领导的。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被肢解,土耳其几乎灭亡。在社会生活方面,它提倡穿西服,吃西餐,改用欧洲的历法、计时等等,尽可能模仿西方的方式。

奥斯曼帝国未能完成自我改造,于是它无法适应世界的变化,最后终于被淘汰了。其实,奥斯曼帝国做出变革的努力是相当早的,若不是它遇到巨大的障碍,它的现代化早就应该颇有成就了。

在奥斯曼这个例子中,传统成为重大的障碍。奥斯曼帝国有光辉的过去,取得过辉煌的胜利,但后来这些都成为包袱,阻碍了它的前进。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人们注意,那就是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基本上都在原有文明的边缘地区。而那些曾经创造过光辉的文明、在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有过重大影响的国家,面对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却举步蹒跚,犹豫不决,其前进的道路极其艰难,奥斯曼帝国即是其中一例。探究其中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光辉的过去成为障碍,阻挡着向新潮流靠拢的努力,因而长时期表现为故步自封,闭眼不见外界变化,白白错过了追赶潮流的最佳时期,这在奥斯曼的历史上表现得非常充分。亨廷顿说:“一个传统的体制越完善,越接近‘现代’,它就越难实行现代化。”(10)奥斯曼帝国正是这样,它的体制曾经比欧洲高明,更接近“现代”的标准。但是它长期地被自己的传统所束缚,不愿接受新的变化。这使它不愿向过去的夙敌学习,不愿承认老对手已经后来居上,超过了自己原有的水平。传统成了它抗拒变革的屏障,因此哪怕它离“现代”只有一步之遥,它也不愿走出这关键的一步。于是,越是接近“现代”,它就越难走进“现代”,奥斯曼帝国恰恰应验了亨廷顿的这种说法。由此可见,现代化意味着超越传统;不能超越传统,就不能实行现代化。

奥斯曼帝国为自己的贻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它不能完成自我改造,就只能靠外界的强力来实行改造了。1908年土耳其发生革命,但领导革命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并不想与过去决裂,相反,它继承了奥斯曼的传统方针,该党重要领导人之一杰马尔帕夏说:“我们奉行的不是土耳其政策,而是奥斯曼统一的政策。”(11)在这种政策指导下,土耳其沿着奥斯曼的老路走下去,结果走进了死胡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与德奥结成同盟,战败后则分崩离析,彻底瓦解了。奥斯曼的这个结局有其思想基础,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时曾有过一次思想大讨论,表明奥斯曼帝国直到最后都不肯抛弃它过时的思维模式。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两种思潮:一种认为土耳其没有必要学习西方,伊斯兰的过去就隐含着对未来的启示,因此,只要回到伊斯兰,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而另一种思潮认为学习西方虽有必要,但只需学习其技术文明;西方在技术文明方面虽已达到顶峰,却永远达不到“真正的文明”。“真正的文明”就在奥斯曼自己的传统中,这是无须向西方学习的(12)。在这样一种传统主义的氛围中,青年土耳其党人无法领导土耳其现代化。它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

土耳其的新生是由凯末尔领导的。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被肢解,土耳其几乎灭亡。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土耳其人才翻然猛醒,抛弃了奥斯曼的模式,而努力追赶世界潮流。凯末尔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与奥斯曼的过去彻底决裂,它废除了奥斯曼家族的统治地位,哈里发制度也一并结束。国家与宗教完全分开,伊斯兰教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被彻底打破了。在政治方面,它建立议会,实行多党制,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抛弃奥斯曼时期神学的、专制的政治传统。在社会生活方面,它提倡穿西服,吃西餐,改用欧洲的历法、计时等等,尽可能模仿西方的方式。最有深远意义的是,从1929年起土耳其开始使用新文字,不再用阿拉伯字母,而改用西欧通用拉丁字母拼写土耳其文。这是“凯末尔革命”中最不留退路的一项政策,十几年后,新一代的土耳其人就再也看不懂奥斯曼时期的文书了,奥斯曼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就是象形文字时期的埃及!1924年,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在国民议会中宣布说:“这个民族终于决定了它将在实质上和形式上,切切实实和完完全全地采取由当代文明向所有不同民族提出保证的那种生活方式。”(13)在与传统的奥斯曼决裂后,土耳其才走上现代化之路。


原载《历史教学》199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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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2) 克拉克:《十七世纪》 (Sir George Clark,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72页。

(3) 埃尔顿:《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 (G. R. Elton,Reformation Europe, 1517-1559), 伦敦与格拉斯哥1963年版,第144页。

(4) 西·内·费希尔:《中东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9页。

(5)(6)(7)(8)(9)(12)(13) 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19页注⑦、38—39、88—89、77、109—110、245—248、280页。

(10) 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页。

(11) 安·菲·米列尔:《土耳其现代简明史》,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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