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没有中国的抗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抗日，就没有太平洋战争胜利的顺利取得。日本帝国主义认为中国是一盘散沙，只要几个月就可以把中国灭亡，并且能从中国取得大量的物力、财力甚至人力资源去进行太平洋战争，去进一步征服全世界，没想到却陷入了中国人民战争的泥潭里。
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民主救亡运动。各个阶级的爱国人士、海内外华侨及华人后裔，都投入到反对中华民族共同敌人的斗争中，都对这场民族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充分表现了中华儿女的爱国赤子之心。
在全民族统一抗战中，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正确指导，是抗战精神形成的关键，是抗战胜利的基石。
毛泽东在1937年5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中，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阐明共产党的领导对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性。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对于全国人民的领导，主要表现为政治领导。具体包括：根据形势的发展适时提出正确的政治口号；党要成为实现这些口号所指示的目标的模范；按一定原则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发展党的队伍，加强思想的统一性和纪律的严格性。[1]
一、中国共产党唤醒民众与组织民众
抗战成为全民族的共同意志，表达这种意志的抗战歌曲唱响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就如当时所描述的那样，“抗战歌曲流传到深山中的牧童口里”和“拣煤渣的贫儿口里”。城市和乡村，学校、工厂和兵营，工农商学兵，在雄壮的歌声里走到抗战的最前线。
农民占当时中国总人口80%以上，是中国最为雄厚的抗日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抗日战争实质上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农民是抗日战争中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最大承担者和战争的直接参与者，没有农民的合作与广泛参与，中国就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农民表现出了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以及以弱胜强的智慧和勇气。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晋察冀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验证明，也就是聂荣臻当年在接见美国情报观察员埃文斯·卡尔逊时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关键是要得到群众的支持。”“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建立根据地需要开展艰苦的工作，要执行一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把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2]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总方针，但这时的共产党还没有掌控全局的力量。但作为团结抗战的坚强核心，作为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及其他一些小块根据地，在全国范围内，党的力量还十分弱小。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多数党组织被破坏殆尽，许多地区只剩下零散的党员。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党员，既要在工人、农民、下级军官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也要注意按照党员标准，在其他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以扩大党的社会基层，这也是抗日战争的需要。正是在这样的政策下，上海一部分爱国的文化界、工商界上层人士，通过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步接受党的影响，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在党的帮助下，一些有影响的进步人士迅速地从爱国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
唤醒民众与组织民众，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民众踊跃参军打鬼子。由于敌人残酷的烧杀抢掠，使人们普遍地觉醒了。他们知道，太平日子只能在打走日本鬼子之后才能得到；他们更明白，要打走日本鬼子，必须动员全边区的人民大量地参加子弟兵，壮大子弟兵队伍，才能够实现。
在阜平，聂荣臻给边区中队起过一个响亮贴切的名字——子弟兵。土生土长的子弟，保卫家乡，保卫边区，保卫祖国，与生他养他的土地有着自然的血肉联系。这个团结抗日的称谓，使部队担负的任务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晋察冀群众把参加子弟兵看成是极为光荣的事情，每逢参军动员，区、村干部、共产党员都带领青年成批报名，这种踊跃参军的场面感人至深。聂荣臻说：“晋察冀人民认识到子弟兵是自己的抗日武装，因而热烈地拥护子弟兵团，支持子弟兵团，同时积极地参加子弟兵团。”
各县像阜平一样，从军运动搞得生动而热烈。“我们没有钱，我们有粗壮的手，拿出来使鬼子无法活下去。没有钱，手是硬的，骨头是硬的，我们硬起来打日本，把日本打走了，才能过太平日子。”老百姓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边区群众从斗争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自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用血肉去换取。他们明白了一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没有国哪里有家啊！”
尽管敌人在建立“无人区”，统治着“敌占区”，以种种惨无人道的办法奴役、残害、掠夺着老百姓，但他们都在很坚强地生活着、战斗着。他们虽然遭受了人类空前的浩劫，可他们一点也没有为武力所屈服，没有动摇和畏惧。他们跳过敌人的统治区而跑到边区来，敌人经常出扰搜索，常常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可他们不怕困难和危险，像边区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在和敌人不懈地战斗着。
唤醒民众与组织民众，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民众参加选举搞民主。在晋察冀边区，人民做了根据地的主人，人民民主就是埋下去的民主政治的基石。从边区、解放区，再到游击区，民主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活跃在偏僻的山村里。人们懂得为什么要选举，懂得被取消选民资格是可耻的事情。因此，在定县18岁以下的青年也要求候选。人们的参选热情在各县涌动。晋察冀4专区选民平均都在85%以上，而在定县游击区的一个村达到了90%；望都某村游击区达到88%；完县的小水村、小常村竟高达97%以上；阜平全县平均达90%。
人们认识了谁最应该被选上；被群众坚信着的是这些代表的工作。他们知道他们选举出来的人，是会忠实地为人民服务的。
在雁北地区，民主的春风吹遍大地，民众有了做人的权利，有了从没享受过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在1940年的选举运动中，雁北群众在选举着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区代表、县议员、边区参议员，成立各级民意机关，并选举着各级政府首长。广大农民当选是平常的事。一个“羊倌”当“区官”，是雁北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他们热烈的要求宪政，选举了代表自己的国家代表。“反对一党专政”，是雁北群众的共鸣。1941年的村选，进行了633个行政村，有33453个参选的群众。他们打击了敌寇汉奸破坏分子的收买利诱、造谣中伤，选出了自己衷心拥护的领袖。
在晋察冀卷起了空前的民主运动时，日寇、汉奸都蠢蠢欲动，妄想去破坏选举。民兵便一齐起来，“武装保卫选举”！据统计，在区选时完县敌人出动26次、唐县出动21次。敌人白天刚来“扫荡”过，烧了五间房子，但是人们在夜里又在村外集合起来，进行区代表的选举。一个四亩多大的广场上密密地堆满了人群。刚“坐月”（即刚生下孩子）的妇女们、“打摆子”（疟疾）的病人们、毛发已变成银丝、整天咳嗽的老人们，躺在人群前面的“病人席”和“老人席”上，这就是民主的力量。3专区的选举工作胜利完成，在广大群众的拥戴里，武委会的干部被选出来了。他们占专区区代表的50%以上，当选区长五人，县议员24名。
在雁北地区的选举几乎就是伴着枪炮声进行的。这个地区大部分处于游击环境之下，各级选委会的同志们一手拿着手榴弹，一手高举着民主宪政的旗帜，怀着高度的工作热情，往来于敌人的空隙里，以及敌人的据点附近。尤其是繁峙、浑源、广灵的区选。当时的报纸这样报道：在选举期中，不管敌人怎样用瓦斯（在广灵曾毒死了两位18岁的青抗队员）、用烧杀（如浑源2区被烧毁房子2000余间，灵邱苟庄烧得无一完整房子）、用宣抚、用威胁及虚假宣传等毒辣手段，来摧毁和破坏选举，而雁北的军政民以自己对于民主宪政和选举工作的热诚与努力，以自己的血汗，完成了伟大的边区民主建设，使区县选举胜利完成。[3]
在游击区和敌占区的同胞们，他们更热爱着自由，渴望着民主。在易县刘家台，敌人虽然对我加紧封锁，捕捉我开会参选的人，更有汉奸造谣和汪精卫的宪改欺骗之类，但是觉悟了的老百姓不相信，照样去参加。[4]
唤醒民众与组织民众，再有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民众交粮运粮、捐钱捐物，踊跃支前慰问。当时民众向八路军交救国粮的情景实在感人：各团体合组的突击队分头下乡了，在唐县的地面到处活动着，从这一个村庄到那一个村庄，从山沟一直到平地上，每一个村公所的门前一袋一袋的粮食过着秤，一驮驮的小米在运走着，动员公粮的热潮，像火燎了原，烧着枯草遍地的秋山。243名老百姓嘴里说的实实在在：“交公粮是咱们应该的呀！”“宁可咱们自己挨饿，也不能让弟兄们饿，他们拿性命去跟鬼子拼，还不是为了我们吗！”“今年年景苦是苦，有水灾，有虫灾，还有雹灾，但这份救国粮是得拿的，咱们多受一点苦不要紧。不为天不为地，只为打日本呀！”
在著名的涞灵战役中，因为有广大民众的热烈配合，仅仅涞水县，就在一星期左右，完成公粮700余石，军鞋5090双。
运粮也是一项艰巨任务。请看记者看到的慰劳站的情形：“从四面八方来的老乡们，牲口上有的驮着猪羊，有的驮着各种蔬菜，妇女们拿着鞋子，提着馒头……都是来慰劳咱们那在前线胜利归来的八路军。”[5]慰问战士的情景同样感人。位处山区的涞源，人民虽然贫穷，但他们对辛苦作战将士的慰问却很热心与踊跃。曾有一位老乡挑着水犁葡萄，怀着一片敬爱，到处找尊敬的领导，好像寻找心中的灯塔的光亮。城下的一位妇女，不停地来回跑着给伤兵送饭；一位60多岁的老太婆很体贴地给伤兵喂饭，像慈母照顾受伤的儿子。同样是涞源，饶家庄子许多妇女把鸡子煮了，切细了，来喂光荣的伤员。她们知道伤员不能喝冷水，所以伤员们看到的鸡汤永远是热腾腾的。她们备有一饮而尽的小米汤，有可以嚼烂再咽的稀粥，还有盛得满满一大碗的黄米粥。她们对战士的关心爱护真是无微不至！
由这种热情积累起来的慰问品和捐送的物品数量是个庞大的数字，我们从统计中都能罗列一长串。比如在涞灵战役中，涞水全县收到的慰劳品：羊205只，猪11口，鸡118只，鸡蛋2649个，月饼107斤，白菜2640斤，韭黄4020斤，其他蔬菜3862斤，山里红110斤，石榴54个，桃儿303斤，苹果40斤，豆腐54斤，袜子94双，牙粉14包，香皂24块，小米绿豆2580斤，大米53斤，纸烟160盒，毛巾92条，边钞19元。这些还仅仅是一个县对一次战役慰劳的物品数量。[6]
二、提出符合国情民意的抗战路线、政策和策略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取得彻底胜利，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就其主要原因来说，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形成了中华民族顽强战斗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与召唤下，形成了一股炽烈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以保家卫国为诉求的民族大潮。在这股爱国潮流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全面抗日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调动了中华民族一切抗日积极因素和力量，成为抗日斗争中中华民族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与捍卫者，从而也得到了民众的信赖与支持，促成了革命的迅速发展与壮大，保障了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中国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
我们常讲“得民心者得天下”，老百姓拥护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因为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为保护人民的利益而存在；是因为他们以铁的事实告诉大家，真正抗战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不是国民党的“遭殃军”；是因为他们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曾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代理书记的王仲山同志，在题目为《战友老师先烈》的文章中追忆牺牲在战场的中共东满特委章书记，章常常这样对他说：“共产党人要时时刻刻想着百姓，想着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商人。想他们住的、穿的，想他们娶妻生子，连他们吃咸盐的事也要想到，然后才能想到我们自己……想着百姓，不只白天想，晚上也要想，没睡之前想，醒了之后马上就要想……”他还特别强调：“对我们来说，不死，革命工作就算没完；死了之后，也应当给后代留下一条往前走的血迹。”[7]正如曾任晋察冀阜平县长的王平同志在《初到阜平》中写的那样：“群众都说：‘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在好，特别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及‘减租减息’的政策，真是英明。”[8]
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是在抗日战争条件下发挥人民军队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最好的作战形式。首先，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规定下，服从于民族革命战争的总体战略。所谓独立自主，就是在政治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包括人民军队在作战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行动与自主指挥。其次，抗日游击战争是广大民众的革命战争。分散的作战形式，便于广泛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参加战争，这是任何集中作战很难办到的。其三，抗日游击战争有利于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军民结合、军政统一，创建抗日根据地，壮大革命力量，实现有根据地、有后方的持久作战。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的唯一正确的方针。[9]
三、培养了大批抗日先锋战士
抗大精神是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抗大”是抗战时名扬中外的中共领导的最高军事学府，全国抗战开始时已举办了两期，培养了3800名军政干部，并输送到抗日的各条战线。全国抗战开始后，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爱国革命知识青年，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破坏，不畏艰苦，奔赴延安，追求革命真理，给“抗大”增添了培养知识青年、革命干部的新任务，“抗大”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这些经过训练的革命青年，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坚持抗战的骨干。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悉心关怀“抗大”发展，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抗大”第三期于1937年8月1日开学，全校学员编为三个大队，加上老干部军事队、青年军事队、老干部游击训练班等，全校共13个队、1272人。1938年3月至5月第三期学员陆续毕业，其中一半以上奔赴抗日战场，成为坚强的抗日干部。“抗大”第四期于1938年4月16日开学，本期先后编成八个大队、学员5562人，其中83%为来自全国各省市的有志青年，另外还有部队人员和地下党员，以及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友人。12月陆续毕业，走上各地战场，成为抗日斗争的中坚力量。
每期毕业生离开“抗大”、奔赴前线之前，毛泽东主席都亲自为他们作报告，使这些经过培训的学员信心百倍地投身于抗日的战场。毛主席在为“抗大”第四期毕业的同学作报告的开场白就幽默地说道：“你们抗大的同学，人人都要做‘老母鸡’，到敌后去‘下蛋’，去‘孵小鸡’——为党培养干部，组织群众，发展革命力量，让‘抗大’在全国开花、结果！”这些热血沸腾的学员，即将去往晋察冀、晋东南，甚至到遥远的长白山和海南岛……
一次，朱德给从冀中前线辗转来到延安的学生讲话，他说，你们冲破敌人层层封锁来到延安，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欢迎你们。中央要你们去陇东开办“抗大”七分校，发给你们每人三件宝：第一是镢头；第二是枪杆子；第三是笔杆子。你们要拿起镢头开荒种地，建设校舍；拿起枪杆子保卫边区；拿起笔杆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10]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红军大学有许多独特无二的地方，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红大一科全部是团以上干部，在红军大学里就是平等的学员了，大家一起动手，把老乡用做牲口棚的石窑扫了扫，杂草拔掉，用石头垒上挡风墙，挂上自己编的草帘子，就住了下来。教室也是在这样的牲口棚。
各地参加抗日的学生来到“抗大”，第一件事不是学习，而是挖窑洞。毛泽东赞赏地说挖窑洞是“我们伟大的事业”。曾长期担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回忆说，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青年跑到延安，在“抗大”，他们入学的第一课就是自己动手挖窑洞。毛主席给抗大的学生讲话时说，吃小米、打草鞋、爬大山，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马列主义。半个月后，凤凰山的山坡下，上上下下共挖成了175孔窑洞。安上了门窗，垒起了土坑和写字台，还粉刷了墙壁。窑洞挖好后，还顺便修了一条3000多米长的盘山公路，“抗大”学员叫这条路“抗大路”。[11]
为打破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吸收和培养更多的干部去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斗争，创造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抗大”挺进敌后，建立两个分校。1939年1月，何长工、陈伯钧等率领“抗大”部分师生从延安出发，分别到山东和晋察冀兴办一、二分校。延安总校于1939年1月正式开学，总校直属五个大队、41个中队、学员共4962人。“抗大”总校6月奉命挺进晋东南办学，留下部分师生在延安组成“第三分校”。“抗大”在陕北三年多时间，为抗日前线培养干部15621人。
中共还为国民党军队开办游击训练班，为国民党军队培训游击战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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