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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挽救民族之危亡,只有团结

时间:2022-03-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本文写于1934年,时九一八事变之后三年,中国社会危机四伏,张伯苓认为唯有团结才可使中华民族得以生存。一般思深虑远之士,目睹时艰莫不忧心如擣,以为民族之灭亡,殆不可幸免。有人说,“中国人的不能团结,是几千年专制政治造成的。”殊不知墙外的民众因为得不到富翁的帮助,无力防疫,结果全区死亡过半,而富翁全家亦终被传染尽数死亡。须知个人之不道德,会影响到团体。

导读

本文写于1934年,时九一八事变之后三年,中国社会危机四伏,张伯苓认为唯有团结才可使中华民族得以生存。

一般思深虑远之士,目睹时艰莫不忧心如擣,以为民族之灭亡,殆不可幸免。因为从任何方面看来,殊少不亡之道。事机的危迫,固然不容否认,但遽然断定偌大的一个民族便将从此澌灭,我们以为这是悲观派消极的论调,没有看清民族积弱所以对外不竞之主因。倘使找出它的主因,而知道不是没有方法可以挽救的,人们自会抛却消极的徒然的悲叹,而积极的向事实方面做去。

那么,这对外不竞的主因是甚么?就是不能团结!

《诗经》上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平时虽小有意气之争,一旦外侮临头,总可以嫌消忿释,同心抵御。因为不如此,便为敌人所乘而不能以自存,此在稍有常识的人都该知道罢!然而痛心的很,我们竟不御侮,只阋墙。日本人在国联会议席上公然讥笑我们说,“中国是一个无组织的国家”。现放着许多实例,可以给他拿去作强有力的证据,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辨驳!有人说,“中国人的不能团结,是几千年专制政治造成的。”例如,秦始皇治下的人民偶语者弃市,谁还敢提倡组织、商谈合作。又有人说,“中国人家族观念过深,所以大家不肯为国家为民族团结起来,谋公共的幸福。”我以为这都不是不能团结的主因。不能团结的主因,只是一个恶魔为祟——就是“私”。

胡适之先生说:“中国有五大恶魔,穷、乱、愚、弱、私。”私是五大魔之首,因为私可以使人穷,使人乱,使人愚,使人弱。私能破坏一切。它能使你忘了民族,忘了国家;它能使你灭掉良心,抛弃人格;它能使你甘心为恶而可以悍然不顾一切;它能使你只知有个人不知有团体,所以敌人的炸弹尽自在上海轰炸个土平,长城的抗敌志士尽管叠尸喋血,而逍遥租界和距离战区稍远的人们依然隔岸观火,一般不经意。比及战事刚住手,内争便立刻起来,致使爱我者痛心,而仇我者快意。野心强敌之敢于肆然无忌地既陷东北三省,复占我热河,侵及华北,西窥朔宁,外寇之日深,又何尝不是早看透了我们,只顾自私,不能团结么?

中国人之聪明、体力并不见得不如外人,唯其“私”之一念,牢不可拔,所以演成这种局面。可是私之所以养成,至此牢不可拔之地步的究属何故?分析起来,约有数端:

甲、个人心理养成的私

一、由于公私之辨不明 有一般人对于公私在道德上之评价,原亦明了,也知道人在社会里应当公而忘私,不过对公私的概念认识不清,明明是损及公众的事,他却视为故常而不经意。譬如在公共集合场所任意妨害别人观听,以及随便动用公物以利私人,都是对于公私的概念认识不清的结果,推究起来都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心理所演成。

二、视损公利己之以为小节 更有一等人原也知道公私之辨,也知道私为不道德,但终以为系属小节,无伤大体,以为小有出入,又有何妨。殊不知大恶乃由许多小过积累而成。起初对于小过不加检点,久之习惯养成,便公然作恶而不以为非了。

三、公私之辨虽明但与行为不发生影响 其次是对于公私的概念虽说认识得清楚,但不过认识而已,对于行为上并不发生影响,所以尽管嘴里说得很响,但一考究他的行为,依然充满私字,这又是一个原因。

四、只顾自己不管团体 还有一种最坏的心理就是固执成见,不顾公议。有人说“十个英美人开会,虽然会场上意见分歧,会后大家必一致去推行所通过的议案。十个日本人开会,会场上有一强有力者发言,结果大家按他所说的通过了,十个人一齐努力推行。十个中国人开会,会场上有许多的争执,会后各行其是。”这很可说明我们中国人的固执成见和不顾公议的心理,差不多成了民族性。

乙、社会风气不良养成的私

五、缺乏社会制裁 以上所说仅是个人心理上所造成的私。假使社会上有相当的制裁,也可使私消灭于无形,不过秩序紊乱的社会失去了这种制裁的力量,善良分子充其量不过抱着独善其身的主见,作一个“自了汉”。其下焉者又皆随波逐流的下去,所以别人的行为如何损及公众,只要与我无干,便可拿“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对待他。个人营私利己的行为既不见得有旁人来干涉,又怎不胆大妄为,公然无忌呢?

六、过去社会无团结的成绩 社会道德之养成,在消极方面需要有一种有力的制裁,在积极方面尤需有一种善良的成绩作为榜样。但事实上真叫我们惭愧得很,打开我们民族的历史,试检查一检查,真找不出一件团结的事实来,所有的只是个人修养,个人找出路,全是个人独善其身的事实。那末生长在现在环境之下的人们,又那能会有团结的精神!

有以上各种原因,结果遂养成一般人只知为个人找出路的普遍心理,而整个的民族遂如散沙一般不能团结。

但我要问,不管整个的民族团结,专找个人的出路,果真找得着出路么?那我可以断然地说:绝对的不能!

这可以拿两件譬喻来说明。

一件是西洋某名家小说所描写的故事:

某一个地方正在闹着很凶烈的传染病,一个富翁的家宅,正居这地方的中央,环绕他周围的家都在被传染病蔓延着。富翁为了一家安全起见,并不答应公众的请求联合起来做全区防疫的工作,却在他自己家宅的周围筑起高墙来,以为任他传染病多厉害,高墙总会挡住病菌的传播,而自己便可免除危害。殊不知墙外的民众因为得不到富翁的帮助,无力防疫,结果全区死亡过半,而富翁全家亦终被传染尽数死亡。

一件是,一只帆船航驶在大洋之中,忽然遇着暴风。船上的人们不去帮着水手下帆稳舵,却先去抢救生圈,得不到救生圈的,便纷纷地争着去攫取船上的木板,好防备船覆之后,可以浮在水上得保暂时不死。暴风之来,原不一定就会把船吹翻,但因为船上的人只顾各图谋生,纷乱争夺,先已把船闹翻,结果葬身海底,无一幸免。

以上两例都是专为自己找出路,而忽视团体的出路,结果团体没有出路,个人出路的机会因之断绝,与团体同归于尽。反过来说,假使富翁当传染病初起,答应民众之请求,协同设法防疫,不但己家不会被波及,同时并先已救济了一般民众。在船上的人们当暴风初起的时候,如果群众一心知道保护自己所托命的孤舟,帮同水手,整帆理舵,也许可以抵抗过惊涛骇浪而保全了阖船的生命。此中道理原极明显,但人们卒然遇到了祸患,自私之心便主宰了一切,任你大声呼喊,至于舌敝唇焦,他只是图个人的安全,而置若罔闻。请想一个民族的分子都是这种心理,怎能免于死亡?

所以我们要挽救民族之危亡,只有团结;要团结,只有先去私;去私之过在个人方面:

(一)对于公私的概念先须有明确的认识,以严公私之辨。

(二)知识与行为要发生影响,既已明白公私之辨,便要身体力行,丝毫不能通融假借。

(三)遇事应为团体设想,要处处替事业的前途打算,不可存心专为自己。希特勒说:“凡事须把全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这是看清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结论,不是独裁的宣传口号。

在社会方面:

(四)要养成社会的制裁。须知个人之不道德,会影响到团体。你是团体的一分子,团体的利害与个人自然息息相通,遇到别人因私而危及团体的行为,便须以维护自己福利的态度来制裁它。

倘人人都能照这样做去,在个人养成善良的分子,在团体自具有善良的组织,我想一定会把不能团结的病根拔去。须知生物进化的原则是适者生存。人类也是生物,自然逃不出这优胜劣败的公例。如何能“适”?怎样才算“优”?就各个来说,那个也不优,那个也不适。不过各个分子合了起来,成为团体,他的生存力便强大起来而成了能适应环境的优胜者,而不致为天演公例所淘汰。所以一个民族要逃出危亡的命运,非有组织,能团结,才能适应环境以谋生存。

不过单是空知团结也是不行的,必须从团结事实上做去。具体的讲,团结的实作,以走教育这一条路为最容易而有效。青年们大概都没有染上社会的恶习,我们现在使青年们彻底了解此中的意义,等到这一般新分子走入社会时,前一代受毒——私——最深的旧分子已经死亡,这样新陈代谢,就可以拔去中华民族的病根。至于如何着手去做,最好从体育方面下手。因为体育方面有两个很好的训练:一个是合作(team-work),一个是公平(fair-p1ay)。譬如,足球比赛,胜负不能只靠前锋的进攻或门将的守卫,必须赖全体队员的共同努力。这种共同的努力便是合作。再如,田径赛,自以守规则者为上乘,偷巧的比赛者,一定不为人所尊敬,这一点便是公平。如果全国青年都能努力发挥这种合作与公平精神,并且能transfer(触类旁通)到一切行为上,所谓团结自不成为问题。

还有一点,政治上每有主义之争、派别之争,然而事实上很显然地证明,无论奉行什么主义,或那一个派别,结果不团结,结果必定失败。须知团结是超主义的。我们国家无论采用何种主义或政纲,如不把“私”字排出中华人群以外,以谋整个民族之大团结,却来希望民族有出路,国家不亡,那真是梦想!

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最后的地步,无论从任何立场来看,唯一的救亡策只有团结。如果专为个人找出路,那可以说和“筑墙防疫”、“毁船求生”一般,算是立下灭亡的铁券了。

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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