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刃文集》

《战斗到明天》续集出版后，我也年近八旬了。想起一生写了多部长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话剧歌剧、唱词及散文，都是反映革命战争和建设祖国的。将几十年来写的四百多万字，整理成文集出版，既可以总结一生，也可以留给后人。

（一）自费出书

从1936年，我在菲律宾学习写作起，六十多年来写的文章只要被采用，一般都有稿费。抗战期间，我作为报刊的主编，也向作者支付稿费，有时尽管少得可怜，只够买一斤炒花生，毕竟支付了。有位喜欢挖苦人的旅政委，在会上半开玩笑地说：“作者写了文章发稿费，那么战士打枪也该发打枪费啦！”罗荣桓政委批评道：“这话不对，发稿费是历史惯例。目前部队干部战士文化水平不高，他们写篇稿子不容易，登出来发点稿费对他是鼓励。”

几十年来，我写文章、出书一直有稿酬。1955年，中国作协号召学习苏联，要求作家职业化。我自不量力，响应了号召，成为职业化作家。我觉得作家既拿工资又拿稿费不合理，许多编辑人员，也都能动笔杆子，可他们只拿工资，对他们也是不公平。所谓职业化作家，就是不再拿工资，全凭稿费生活。当年我在部队每月工资250元，成了职业化作家，差旅费都要自理。有人说我是大傻瓜，当时在全国也没有几个人响应，据说只有几位得到几万元“斯大林奖金”的大作家才职业化了。不过傻有傻的好处，为了养家糊口，我不得不拼命写作。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是我写作的丰产期。我的几部大作品，都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许多我们这代人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当然好得居多，但也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在我筹划出版《白刃文集》时，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首先是自费出书，这可是个新鲜事物。开始我还真想不通，后来在儿女和青年人的“教导”下，我才知道市场经济就是一切都商品化：知识商品化、教育商品化、文化也要商品化。不管是出书，拍电影、电视，舞台演出，各种戏剧都要自己找钱。只是找钱的方式不同：有找大企业（私企、国企）出资的、有集资的、有用广告交换的、也有用公款的（御用文化）、还有自费的……五花八门。由出版社出版还付稿酬的不是没有，那些书必须有商业价值，能为书商赚大钱。

我这一辈子写的东西，大多是反映战争。我想就是自费，也还是到军队出版社为好。我找到解放军出版社社长，他说这种文集要自费，估计要15万元。我惭愧地说：小时当学徒，只管饭不给钱；参军后一直是供给制，每月一元津贴费，最多领过三元钱；解放后，军队开始发工资，每月二百多元；后响应作协号召，当了职业化作家，八年没领过工资；电影《兵临城下》有些稿费，“文革”中被老伴交了党费；就连“文革”中被扣发的工资（只发生活费），最后也交了党费。我写的剧本《糖衣炮弹》《白鹭》《兵临城下》等，除了上演的剧院团，如北京青年艺术剧院、沈阳话剧团和在京的一些剧院团，如北影演员剧团、煤炭文工团支付了演出费，《兵临城下》在全国几十个剧团上演，没有收到过一分钱。我也不好意思去要。想法很简单：人家演你的戏，是宣传革命斗争，你还好意思要钱？后来听说某剧作家，在各大城市设有代理人，只要有剧院团上演他的戏，代理人就上门要钱。有次，我到戏剧家协会，看了全国各地的报纸刊登演出《兵临城下》的广告，对剧协的同志说，我现在靠稿费生活，请他们代要演出费，他们答应了，但也没见一分钱。

八十年代以后两次去菲律宾探亲，包括在香港等待，全是自费。所以要一下子拿出15万元，非常困难，“囊中羞涩”啊！后来凑齐了出书的费用，将文稿一并送到出版社。谁知该社一位文艺主编又要求增加费用，大约要二十多万。我对社长说无法承受，他问多少可以承受？我不会讨价还价，实在地说20万以内，他说那就20万吧！2000年底，我老伴到香港打算将家中的几幅藏画出手给朋友，筹措些资金。谁知适逢东南亚经济危机，无法向朋友开口。最后还是表妹红娟的儿子，我的外甥阿伟表示：舅舅出书，我们应该出力。红娟在香港抚养一儿一女，非常艰难。两个孩子上学念书，全靠她踩缝纫机挣钱。直到一双儿女大学毕业，有了工作，生活才慢慢好起来。香港的房价非常贵，到现在他们还都挤在一套不大的公寓内。用外甥的钱，于心难安，但也只有这一条路了。凑足了20万送到出版社，松了一口气，静等文集出版。

俗话说：好事多磨。我以为自费出自己的文集，而且都是公开出版过的文章，只要钱够，不会再节外生枝了。该出版社的那位编辑收了书稿、出书费，却迟迟没有动静。询问之下，才知道他看了我的书稿，认为我与罗帅频频接触，似乎在吹牛，在文稿上打了许多的问号；他还将《香港见闻》中许多文章删掉，理由是香港已经回归，只能说好的。我不同意他的意见，他表示为难：“怕上头责怪”，请我考虑到别的出版社出版。

2000年初，广州军区为庆祝《战士》报创刊70周年，邀请曾经在该报工作过的人到广州座谈。1940年，我担任《战士报》主编，应邀前往。会议期间，我参观了《战士》报的印刷厂，全部使用电脑操作，想想当年我们的手工作业，真是今非昔比。高兴之余，谈及我的文集和出版中遇到的困难。印刷厂表示可以为我印制全部文集，我回北京，即将文稿装了一大皮箱运到广州。

（二）买书号

接着，遇到了第二个新问题：书号。根据国家出版有关法规，出书需要申请书号。一般出版社每年都有指标，可《战士》报不是出版社，没有书号。我自费出书，有一部分是想送给来厦门参加东南亚文学研究会的朋友，也准备送给香港和菲律宾的亲友，没有书号，就成了“内部刊物”，海关会不会准许带出？如果仅仅是一本书，夹在衣物中，也许可以“混”出去，但是七大本书，厚厚一大摞，难以“蒙混过关”。

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打听之下，才知道书号也变成了商品。再一了解，成为商品的可不只是书号。许多本来是国家下发的指标，都可以当作商品来赚钱，比如电影的厂标（不过我听到的只是一些皮毛而已，深层次的原因和运作手段不甚了了）。当然，变成了商品也不坏，至少可以得到一个书号，解决我的问题。

按照潜规则，我开始寻找合适的书号。我的标准是：第一，出版社不能太默默无名；第二，最好是文学类的出版社；第三，价格“合适”，不能太贵。于是，我请《战士》报的同志帮忙，联系到广州一家知名出版社，开价五千。我觉得还能接受，没有还价，就同意了。不料，当他们听说是一套七本书时，涨到八千元，而该社的领导更是狮子大开口，张嘴就是一万五千元，这可真是“敲竹杠”。我只好找已退休的社领导，当年这个出版社曾出版我的《南洋漂流记》赚了不少钱。谁知那位新领导不买账，咬定一万五千元。

大概有一个月，我一边校对“文集”，一边向厦门、上海、北京、沈阳一些曾合作过的出版社联系“书号”，均不得要领。最后我找到50年代在文学讲习所的一位老同学，他代我向某出版社领导联系，据说这位领导曾演过我的戏，所以很痛快地答应了。头痛了几个月的“书号”问题，才划上句号。

2002年2月，《白刃文集》七卷终于问世。

（三）出书难，“送书”更难

中国有句老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2003年，我已是八十五岁高龄。在第六届作代会小组会上，我曾说过：“老汉已过八十四，阎王请我也不去，不是怕死，是没做完事。”嘴里虽然这样说，自然规律难抗拒，不知哪天就翘辫子！当时没做完的“事”是指《白刃文集》的“发行”。

近些年来，除个别大作家，或有书商代为炒作的外，中国作家出版的文集，发行都不理想。自费出书，出版社更不负责发行，全靠自己打理。

我计划文集出版后，通过几个途径“发行”：

一、免费赠书；

二、向一些单位征订（全套书只需100元）；

三、通过亲朋好友帮忙。

我的家乡绿洲书社蔡友谋先生表示要订购100套。蔡先生是石狮绿洲书社的社长。他在各乡村均设有书社，团结了一群喜欢读书的同志，专做公益性的好事，倡导家乡文化事业。

《白刃文集》出版后，共七大本，平装每套重八斤，精装每套十斤。2002年4月，厦门大学召开东南亚文学研究会，与会者除菲律宾作家外，还有东南亚各地作家。这当然是最好的送书时机。我准备运300套到厦门，送给与会者每人一套。我乘飞机先到厦门，临行前请《战士》印刷厂一位科长，书印完后通过公路用零担方式运到厦门。不料正遇上广交会，那位科长忙广交会去了。

厦门的会议即将结束，书尚未运到。我心急火燎，忙给《战士》报社长发电传。在社长的干预下，印刷厂赶忙印制，采用零担货运的办法用大卡车运到厦门。书到时会议已经结束，人去楼空。

300套运到厦门，先运150套回故乡石狮。100套给了绿洲书社，其余送给泉州、石狮、永宁的学校和亲友。30年代，我在集美中学读了一年书，我提出送给学校100套书。校友会会长任镜波先生知道我是自费出书，一定要付钱，却之不恭，我收下一万元，权充旅费。

在广州《战士》印刷厂存放着700套书，我先就近“发行”。我在深圳的三儿子，开了部车到广州，于是我们分头向广州的大学和图书馆及朋友送书。又托《战士》报社的杨玲同志送一部分到广州部队，广州部队原来是第四野战军，也就是抗战时的八路军115师的一部分。其余的先运回北京，按照规定送若干部给出版社作样书外，自己用车到北京各大图书馆和大学，一家一家送，费时费力，苦不堪言。

三年后，东南亚文学研究会又在厦门举行，我从北京运去《白刃文集》，赠送给与会代表，了结了心愿。送给香港亲友的文集，按照海关的规定，要进行检查。后与海关协商，并展示第四卷中作者与周总理合影照片，得以通融。用快件从深圳机场高价寄出。原本香港三联书店答应代售的三十套书，由于广州生活书店以港币和人民币差价为由，没有送到香港，留在该店代售。结果一本也没有售出，只得请杨玲同志取回，送人。

最令人难忘的是回曾经战斗过的部队和当年战斗过的地方送书。2003年9月初，秋高气爽，我和老伴冷克专程前往石家庄，回到号称万岁军的38军“探亲”。1943年，我曾在38军某连任指导员，我在战争中写的报道和通讯等文章，多是以38军前身八路军115师（1946年8月编成的东北民主联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指挥员和战士的英勇事迹为题材的，所以给该军送书是最有意义的。我找到曾任38军军长的刘海清同志，想请他牵线搭桥。谁知他痛快地说：“我陪你去。”我离开38军六十年了，新的领导一个也不认识，有这个老军长陪同前往，太好了！

在刘海清同志陪同下，我用小车载了几十部书到38军军部。军长李少军同志对我说：“欢迎你回娘家，想看什么对陪同人员说，也可以乘直升机到天上转转。”给我当年所在的连队送书时，连队还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随即参观了新式炮兵。想起当年打鬼子，手里拿的多半是自己造的土枪土炮；就是到了解放战争，最好的武器也都是缴获的美式装备。现在部队的装备，都是自己研制的国产现代化武器，还有直升飞机，这才是“鸟枪换炮”，当年想都不敢想。这次送书，因有刘海清同志一同前往，非常顺利。

2007年8月18日，刘海清同志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写的一篇纪念文章《“万岁军”中创建奇功》，刊登在《海内与海外》2008年2月号，附录于此：

“万岁军”中创建奇功

——怀念抗美援朝功臣刘海清

（一）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了一场战争。金日成将军指挥朝鲜人民军，打过“三八线”，占领汉城，将南朝鲜李承晚的军队，赶到釜山。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对朝鲜内政进行武装干涉。美国纠集的“联合国军”出兵朝鲜，从西海仁川登陆占领平壤。朝鲜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匆忙地从釜山北撤，引发大溃退。美国远东军总司令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下令最后通牒：要北朝鲜投降。

金日成首相向中国政府求援。6月28日，我国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认为杜鲁门的声明及美国海军的行动，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践踏！中国人民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7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美军占领平壤以后，大举向鸭绿江边推进。麦克阿瑟对到克威岛来访的杜鲁门总统说：“在历史上的鸭绿江从来不是中朝两国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还向他的部队吹牛说，感恩节吃了丰盛的火鸡宴，很快就能结束战争，圣诞节可以让他的“孩子们”回国过节。

麦克阿瑟认为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中国声明不过是外交辞令。所以他放心让美军进到鸭绿江边，美机在中朝边境上空扫射，美舰在中国沿海挑衅。

火烧到家门口，岂能坐视不管？

1950年10月19日，首先从辑安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38军，是东北野战军一支劲旅，是打过无数胜仗的主力军。首批过江的38军，由于第一个战役没打好，受到彭德怀总司令的批评。从梁兴初军长到每一个战士，都憋了一口气，决心打好下一仗。

新任38军113师副师长刘海清，是一员年轻的战将，身经百战的指挥员。11月初，西线的美军全线撤退。刘海清率部一个晚上强行军145华里，先敌五分钟，占领美军南逃北援必经的三里所和龙原里，歼灭美军开国元勋部队骑兵一师、二师和三师，共36000余人，缴获坦克汽车近千辆。我军追过“三八线”，收复汉城，扭转朝鲜战局。

彭德怀总司令接到捷报异常兴奋，亲自起草嘉奖令通报全军，并在后面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

毛泽东主席看了嘉奖电，笑容满面地说：“我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啰！”并将嘉奖令转发全国。

38军得了“万岁军”的荣誉称号，刘海清同志立了二等功。金日成首相亲切接见了他。以后又荣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和二级自由勋章，并在中朝两国高级干部会上作战斗经验报告。

（二）

刘海清同志11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方面军宣传员、通讯员、陕北红二师警卫员等职。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战时期，刘海清历任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排长、教五旅警卫连连长、旅司令部三科副科长、滨海十三团一营副营长。先后参加了平型关、午城、井沟、汾离公路、郯城、码头、白彦、陈道口、甲子山、诸城等数十次战斗。他机智勇敢，不怕流血牺牲，为建立巩固抗日根据地作出巨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刘海清同志在东北民主联军一纵队任营长、团参谋长、团长等职。参加秀水河子歼灭战，四平攻坚战和攻克沈阳、解放天津等许多著名的战斗和战役。他多谋善断，专打硬仗、恶战、巧战。

天津战役时，他指挥部队攻克敌人警备司令部驻地和海光寺，活捉了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副司令邱宗鼎等七名国民党高级将领，为天津战役提前结束立了大功。1949年7月，在解放宜昌、沙市的战斗中，刘海清率部强渡长江，断敌后路，歼灭敌15军729团，俘敌团长以下6000余人。

抗美援朝时期，刘海清同志任38军副师长、师长。参加了一到五次战役。在二次战役，刘海清身先士卒，率两个团冒着严寒徒步涉过大同江，配合主力歼灭德川守敌伪七师，成功打开战役的突破口……

和平建设时期，刘海清历任38军师长、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河北省委书记、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军区司令员等职。

刘海清同志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55年受大校军衔，1988年获二级功勋荣誉章……

（三）

我认识刘海清同志，是1943年在滨北五莲山区的洪凝子。那一年精兵简政，成立新山东军区。原115师政治部的《战士》报停刊，改出《战士月刊》，工作不多，我向肖华主任申请下连队锻炼，得到批准，被分配到十三团二连当政治指导员。十三团团长梁兴初是原教导五旅旅长。我们一营营长江拥辉同志是原十三团团长。当时干部能上能下，叫作“水涨船高，水降船低”，同志们以革命为先，对职务升降并不介意。有天会操，经过江拥辉营长介绍，我见到七连连长刘海清同志。他也是从旅司令部三科副科长下放的。刘海清同志比我年轻，身材却比我高。为了打通和胶东抗日根据地，我们一营东进到诸城、胶县的边界活动。打了近枝子和插旗崖等伪据点后，成天在碉堡炮楼林立的敌伪据点中活动。每日要移动两次宿营地，我们在障日山区活动了几个月后，换防回到洪凝子。

日本投降后，我们都去东北。我调回机关作宣教工作，听说海清在一纵队当了营长，却没有见面的机会。1948年夏天在哈尔滨，江拥辉旅长到总部开会，我去看他，谈起我军出关后打的第一个胜仗，于1946年2月，在秀水河子歼灭蒋军时，原二连的战斗英雄、后任八连连长的张文祥同志英勇牺牲的情况。也谈到海清同志，得知作战时任二团一营营长，在主攻时，主动利用地形，隐蔽接近敌人，突破敌方防线，对取得歼灭战的胜利起了关键性作用。

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我在东北新华社前线分社当记者，随六纵队（43军前身）行动。

1949年1月14日午后，看了四野刘亚楼参谋长指挥炮轰天津后，跟着17师师长龙书金后面进入天津，写了战地通讯《狂欢的天津》。当时听说，38军刘海清团打下天津警备司令部，活捉警备司令陈长捷。却因为上级急令回北平接受任务，没有机会去采访。

四野部队南下，我奉命留在北平，了解傅作义骑兵师及其他起义部队的情况，再也没有见到刘海清同志。

“文革”以后，我在总政西直门招待所写罗荣桓元帅的故事。那里离刘海清同志家很近，有机会去看望他的夫人张文清同志。她告诉我刘海清当时在北京军区任副司令，日夜忙着工作。有一天，我们在中央党校看参考电影，对号入座。坐下时才发现，一边坐着党校校长胡耀邦同志，一边坐着刘海清同志，真是太巧了。刘海清同志告诉我，他刚去山东看地形，看了过去打仗的地方。

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新世纪初，我出版了七卷本《白刃文集》，给离开西北回京的刘海清同志送书，提到书中写的大部分是抗战中115师和解放战争中第四野战军的英雄故事，也是38军的战斗故事。准备给38军送几十套书，顺便探望我当年任政治指导员时的112师二连。

刘海清同志当即说道：“我陪你去。”这慷慨的言语，使我很受感动。我离开38军112师，屈指算来已有六十多年了，现在的军领导都很年轻，有这位老军长陪同，自然方便多了。

一天后，我们驱车到38军驻地。军政治部主任到高速路迎接。在军部，军长、政委和一些领导人，热情地招待我们吃了丰盛的午餐。刘海清同志介绍我们这次来的目的：赠书和回二连探望。军长李少军同志痛快地对我说：“欢迎你回老家。现在部队和以前不同了，全部机械化，您愿意看什么都可以，告诉陪同的同志就行了，也可以坐直升飞机到天上转转”。

第二天参观了军史室。这是一间宽敞的大厅，一面墙上挂满了1955年授军衔的四个元帅：朱德、彭德怀、罗荣桓和聂荣臻。（如果加上林彪，应该是五个元帅）一百多位将军，全部是老红军。我寻找了老半天，没找到刘海清同志的照片。询问之下得知，1955年他授予大校军衔。参观了军史室，进一步了解了“万岁军”的战史和成长历程，也深深为自己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而自豪。参观后，馆里的同志要我题词，我提笔写了“无敌英雄，钢铁部队”八个大字。

第三天，我回到了曾经战斗过的112师一营二连，二连同志安排赠书仪式，在门前列队欢迎。年轻的连长致欢迎词，轮到我讲话，想起当年二连一些老同志，想起一排长张文祥，想起忘了姓名的连长，想起进军诸（城）胶县边打汉奸李永平的近枝子，插旗崖的情况，想起障日山下与日寇发生遭遇战牺牲的同志，想起后来的张国全连长在打白铁大队土匪时牺牲在胶县，我亲手埋葬张国全同志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心情无比激动。看到眼前年轻战士欢乐的面孔，我忍住悲痛，谈了高兴的话。

我不想给部队添麻烦，没有乘直升机到空中转转，只参观了现代化炮兵。真是大开眼界，战争时看到炮兵，大都是战马拉着炮车，或是十轮大卡车拉着大口径的榴弹炮。眼前的重炮全装在战车上，全部自动化了。

以后几天，住在112师，蒙赵海滨师长和秦生祥政委的美意，安排我去参观白洋淀，又看了易水县的西陵，夜里陪着我聊部队的过去和今天。

由于刘海清同志的亲切关心和真诚帮助，这次38军行非常顺利。

从38军回京，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应报刊之约，写了：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敌后的抗战故事，接着应澳门华侨总会邀请，去澳门作报告。回北京做了一个小手术，伤了元气，引发一场大病，出院后行动困难。这期间听说刘海清也住进医院，只能通过电话问候。

去年我的身体逐渐恢复，参加一系列重要会议：五月间参加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七十周年座谈会；十一月参加中国作家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今年四月参加中国话剧百年华诞；七月参加“八一”建军节八十周年老战士座谈会。每次开了几天会后，还要写文章，着实忙了一阵子……

想不到有一天忽然接到刘海清女儿电话，说她爸爸在医院去世。犹如晴天霹雳，心里十分悲痛。

在八宝山的遗体告别的追悼会上，我凝视讣告几个大字“真情永驻，厚意长存”，形象地概括了刘海清同志高尚情操，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2007年9月3北京

时隔不久，我又去河北省军区送书，受到老战友李遐同志和邢伟同志的热情招待，陪我和冷克去游览著名的赵州桥，并参观有名赵州梨园，送我们两箱大黄梨。本来还计划去看望徐光耀同志，但听图书馆的人说，他正在乡间养病，未能见上一面，深感遗憾！

徐光耀同志是著名的军旅作家，我看过他编写的电影《小兵张嘎》和描写反扫荡的作品，真实感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都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领导下工作。1955年，我受到总政文化部长陈某的排挤，转业到北京市文联当了名所谓“职业化作家”。反右时，因我在厦门前线访问，逃过一劫，徐光耀同志却不幸蒙冤数十载！后来我读到他的大作《昨夜西风凋碧树》，感同身受，不禁热泪盈眶！

离开石家庄，我们顺高速公路到的德州转往济南。在济南军区招待所，受到军区首长的热情接待。军区政治部为送书一事作了精心安排。9月8日上午，我将两套《白刃文集》送到著名的女兵八连。仪式前，我简单地向连首长说明来意，听取了连队领导介绍八连的情况，参观了连队荣誉展览室、图书室和俱乐部，留下了深刻美好的记忆。

9月10日《前卫报》在头版报道了此事：

情注部队心系官兵

军队著名老作家白刃向女兵八连赠书

9月8日上午，雨过初霁的泉城，空气清新怡人。话剧和故事影片《兵临城下》的作者、编剧、军队著名老作家白刃偕夫人来到某通信总站女兵八连，把凝聚一生心血、精心创作的两套《白刃文集》（共14卷）赠给了八连官兵，受到热烈欢迎。

白刃原名王寄生，笔名王爽、蓝默，1918年生于福建省晋江县永宁镇，1936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干事、指导员，报社主编，安东（今丹东）广播电台台长，西满军区、东北后勤宣传科长、教育科长兼《反攻报》、《后勤报》主编，新华社前线分社记者，第四野战军编辑科长等职，参加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1952年专事文学创作，1985年离休。他自1936年开始在菲律宾华文报刊上发表作品起，六十多年来，出版小说、剧本、诗歌、散文集三十余部。他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白老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南音学会顾问、中国电影基金会名誉理事、菲律宾华侨归国联谊会、菲律宾华文文联顾问、澳门福建同乡总会名誉顾问、北京集美校友会副理事长。

捐赠仪式举行前，白老和夫人听取了女兵八连的情况介绍，参观了连队的荣誉室、图书室和俱乐部，对连队取得的优异成绩称赞不已。捐赠仪式上，白老兴致勃勃地向官兵们谈起了自己曲折而传奇的革命经历，并勉励大家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为我军的信息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女兵八连官兵表示，一定牢记革命老前辈的嘱托，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解决好“打得赢、不变质”这两个历史性课题。

本报讯特约记者李启山、记者杨清波报道

在济南住了几天，见到了抗战时的老战友王汇川夫妇，拜访了王众音同志和夫人。诗人苗得雨和他的孩子专程到招待所，与我们畅谈抗战往事。抗战胜利后，我们随军从胶东龙口乘船去东北，没有进济南。1955年为了修改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第一次到济南，和老战友廖休同志骑自行车到抱犊崮（趵突崮），冒险上崮眺望旧日的战场，无心观赏泉城的风光。这次有机会到济南，汇川同志一定要我好好看看。济南是历史名城，以三名（名城、名泉、名士、）著称，历代的文人墨客多有赞颂：

《老残游记》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春色半城湖”的诗句；女诗人李清照有“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赵孟有“云雾涧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杜甫有“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李白有“日日扁舟藕花里，有心常作济南人”……想到自己年近九旬，来日不多，游兴大发，跟随汇川同志游览了大明湖，看了趵突泉，参观了李清照纪念堂，以及远近闻名的千佛山。

特别是参观山东报业集团，感触颇深。战争年代的《大众日报》，居无定所，办报条件非常简陋。如今真是“鸟枪换炮”了，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不仅用作办公，还有迎来送往的宾馆，里面还设有总统套房。承蒙主人美意，不仅让我们浏览了大厦，还在环境高雅的餐厅里饱餐了一顿。

我向军区领导提出想去山东各地送书，顺便看看旧日的战场。军区领导非常重视，专门为我们派了一位“向导”。

离开济南，第一站是枣庄。《枣庄日报》的前身是《鲁南时报》。1940年，鲁南区党委从鲁中南迁，需要办一份报纸。因115师政治部出版的《时事通讯》是一份对地方发行的报纸，罗荣桓政委便派我带着这份报纸到中共鲁南区党委工作。报纸改名为《鲁南时报》，罗荣桓亲手题写的报名。我到区党委报到后，宣传部长林乎加同志要我当总编，由于人手紧张，我还兼记者，天天下去采访写文章。“皖南事变”后，115师奉命南下支援新四军，师政治部调我回去主编《战士》报。

当年在《鲁南时报》做总编时，年仅22岁，六十三年后已是满头鹤发，85岁高龄的我，又回到当年战斗过的《鲁南时报》。报社的同志们要我题词，我乘兴而发，提笔写道：

六十年前战敌寇，

暴风急雨度春秋；

今日故地共欢聚，

永做人民老黄牛。

几天后，离开枣庄前往临沂。路过抱犊崮山下，想起当年和廖休同志爬上崮顶一事，很想再去看看。不料车开到山下，抱犊崮已经被高大的树木遮住。在临沂，军分区首长同样是热情地接待，会见了张秀岳同志。我们参观了烈士陵园，瞻仰了罗炳辉将军的铜像、国际友人汉斯·希伯和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烈士的塑像。在烈士纪念馆里，我默默地读着每一位烈士的名字，从中寻找为革命牺牲的战友。遗憾的是，在临沂，没有找到当年我和冷克结婚时的故居。

在张乃军同志的陪同下，我们来到费县（属临沂）大青山南麓。眺望巍峨耸立的高山，耳边响起激烈的枪炮声。1941年冬天，五万日寇分十一路向沂蒙山区扫荡。为了粉碎敌人的“铁壁合围”，消灭绿云山下肖家坪的日军，部分机关人员分散到大青山一带，不料遭到日寇的伏击，国际友人汉斯·希伯、战工会主任陈明等同志英勇牺牲。

这次回山东，除了送书，就是尽可能多作“故地重游”。我原想到莒南县大店一带，沿着五岭十八坡，走相地、十字路到日照，看看当年战斗居住最多的村庄。一打听，从临沂上高速路，不经过这些地方。由于事先约好丁洁同志在五莲县相会，只好沿日照的高速路直奔五莲县城。

1943年，我申请下连队锻炼，到莒日公路以北的洪凝子（现在的五莲县）十三团二连当指导员，连部就设在丁洁家中。丁洁的父母原在青岛工作，日寇占领青岛后，逃回家乡。当年丁洁是个七岁的小姑娘，喜欢找我们玩耍，还给我们唱京剧《甘露寺》中“劝千岁，杀字休出口……”的段子。我们离开她家时，她还送我一张小照片，我把它贴在一个小本子上作纪念。新中国成立后，她不知道从那里知道我在北京，给我来信。我回信把那张小照片寄给她，欢迎她来北京做客。如今，当年的小姑娘已成了老奶奶，我们之间的联系，从写信升级到打电话。

到了五莲县武装部，见到了丁洁和县图书馆馆长。按照我的计划，还要向东去诸（城）胶（县）高（密）地区，看看当年障日山下“死里逃生”的战场，图书馆长说那边不通高速路，只好作罢。临别时，图书馆索字，我写下一首打油诗：

当年苦战障日山，

今朝巧会在五莲；

六十寒暑随风去，

中秋明月喜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