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戴鸿武同志这一迭散文稿，我立刻忆起了三十多年前我们初识的情景。60年代之初，两人虽然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又在同一城市的直属机关工作，但相互并不认识。还是诗歌作了媒介。作为报社的副刊编辑，我常常接触到他的短诗，清新，雅致，风格与梁上泉、严阵的有些相似。于是，便注意访察，终于在一次集会上见了面。后来，凑巧又调入同一部门，但因“文革”狂潮骤起，诗文自然写不成了，在一起也再没有谈起过文学的话题，彼此几乎都忘却了那一段文字因缘。
近二十年，我们时散时聚，有分有合，工作的接触很多，谈论文学的事儿极少。日前，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以序其散文集相邀，还说不久诗歌也要结集付梓。这倒令我有些“惊诧莫名”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不长于此道，相反，以其当日的文学修养、感受能力、表达功夫来说，出散文集、出诗歌集都是意料中事。我的惊异，是以为他早已同缪斯女神分襟了，谁料，几十年来，竟然情有独钟，“幽怀暗抱，珠胎巧结”，直到产下了一个又一个“宁馨儿”！
其实，细想一番，倒也顺乎自然，合乎逻辑。“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恩格斯语）文学这种东西很有魅力，一经染指，往往终身难于废弃，有时魂梦相随，纠缠如藤萝绕树。苏州姑娘林黛玉就有过“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倚石自沉吟”的咏叹。而不事张扬，闷头去做，见真本领，练硬功夫，又恰是鸿武同志几十年养成的性格特征。所以，有此惊人之笔。
这些散文，风格仍是清新、雅淡；语言仍是朴实无华，但在文字的驱遣、运用上颇见功力；意蕴醇厚，时见情思、理趣，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十分鲜明。这些，都一如作者其人。作者非常刻苦勤奋，有比较深厚的文学和理论功底，不断吸纳新的营养，注重观察客观事物，肯动脑筋思考问题，尽力以诗人的眼光来观照人生、审视自然，执着于生命本身的体悟和感受。这是这部散文创作获得成功的原因。当然，事物常常是得失相并的，这方面的优长有时恰恰造成另一方面的不足。清丽，是很突出的长处，但个别的失之清浅；意蕴厚重，这是许多散文家所刻意追求的，但有时却忽略了用意象营造情感的空间；群体意识和“客观性”增强了，有时也会导致散文的主体置换和自我淡化。
《山野菜》中很大一部分篇幅，抒写了童心、童趣，亲情、乡情，宛如一幅幅清丽的山乡风情画。读着读着，就被带回到悠远的童年。我和鸿武一样，都是生于忧患之中。30年代下半叶的东北农村，兵荒马乱，蒿目时艰。但是，再凄苦的童年，也总能从亲情、乡情中获得一丝慰藉。纵然外面是荆天棘地，只要一头扎进母亲的怀抱，就立刻有了安全感、温馨感。而故乡是放大了的母亲的怀抱。不管它怎样穷寒僻陋，总是“人情恋故乡”的。这样，童年、母亲、故乡，三位一体，织成了一片情网，让人久久地罩在里面，作着凄婉而温馨的梦。
我想探究的还有一点，就是作者怎么保持了他的一片童心。本来，随着阅历的增加，时光的流转，世事的濡染，环境的变异，会使童心、童趣荡然冰释，情怀逐渐变得粗糙。而鸿武同志的笔下至今仍能流泻出这些充满情趣的文字，“不失其赤子之心”，是很值得称许的。
与此相联系，再一点是，作为一个领导干部，鸿武同志写作散文（我这里指的是纯文学的散文），他要超越一些障碍，克服一些实际困难。为文与从政的矛盾，首先是时间与精力上的碰车；但更主要的还在于个性、情志、心态、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一位文学评论家说过，对于散文创作来说，知识的渊博与否，材料的丰富与否，固然也重要，但更要紧的，作为创作的命脉所系，首先要看作者有无一颗感受美、发现美的敏感的心灵，有无一种生命力的冲动和活泼清新的感觉，有无一双执着地探究生活底蕴的眼睛。尽管鸿武同志年纪已不轻，饱经世事沧桑，但他仍有一颗易感的心灵，具有敏锐的感觉和丰富的情怀。这也是很难得的。当然，从政与为文又有相辅相成的一面。登高临远，眼界开阔，阅历丰富，洞悉世事，对于创作也是一种优势。关键在于他能够把两方面的长处（而不是短处）结合起来。
这是透过文本所得到的启示，我以为，其价值同样不可忽视。
最后，我想说说“山野菜”这个书名。作者寓意是很深的，除如作者所述外，我还想补充三点：一是，山野菜生命力强盛；二是，富于营养，没有污染；三是，根生大地，基础厚实。愿文学园地里有更多的植根深厚、生命力旺盛而且富有营养的山野菜一般的散文奇葩。
王充闾
1997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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