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树宏文集》序一

施惟达

走在今日的云南大学东陆园，以八十六岁的高龄仍几乎每天到图书馆翻阅报刊查找资料的，绝无仅有，而这正是蒙树宏先生数十年来保持不变的习惯。

蒙树宏先生是中文系教授，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从未懈怠，其坚守精神与累累成果，为后辈学人所感佩。蒙先生待人谦和平易，不管对方身份是什么，称呼常用“同志”，哪怕是对自己教过的学生也不例外。先生说话，带有浓厚的南方口音，因为怕人听不懂，总是慢声细语，温文尔雅。对中国现代文学及云南文学界那些过往的历史，先生清清楚楚，烂熟于心，遇到有谁向他请教，热情而坦诚，倾其所知相告。学界称蒙先生“心志淡泊，性情宁静，甘守寂寞，不汲汲于名利，故能沉潜学术，探颐致远；治学严正平实，一丝不苟”^[1]。

观蒙先生的一生，历尽沧桑，其经历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尽管在求学治学的道路上遭遇坎坎坷坷，但先生始终坚守着一个向学的信念，以书为友，以笔为友，故终成大器。

20世纪20年代末期，蒙先生出生在广西藤县山区的一个地主家庭。家中虽有一些田地，但要供四个子女读书，经济并不宽裕。父亲曾毕业于梧州一所桑蚕技术学校，本想以此创一份新的家业，但逢战乱，桑蚕市场不景气，家庭仍是以务农为主要生计。蒙先生的家庭和旧时中国的大多数家庭一样，不论贫富，皆奉读书为人生的出路，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正是教育子弟的格言。蒙先生自然也从小小年纪开始就被送进学堂，而蒙先生自小也认定了读书一条道，学习很是用功。

中国传统的乡村教育，是从进私塾念《三字经》《千字文》开始。这些课文，蒙先生到现在也还能背诵。受此熏陶，蒙先生的文史类功课比较好，作文常得老师的表扬，但新学的数理、英语类功课则比较差。甚至在小学毕业考试时因算术成绩不及格而未能拿到毕业证书，在初、高中阶段也因此留过级。虽屡屡受挫，蒙先生却从未放弃过读书的念头，最终还是完成了学业，用蒙先生自己的话讲就是“如愿过关”了。从初中起，蒙先生就开始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作品，到高三时，有一篇标题叫《冬》的散文发表在香港《星岛日报》上。“冬”是个隐喻，这篇写于1948年初的散文以冬天的严寒来象征时局的困顿，并表达自己忍受、锻炼的决心。思绪开阔，意味平实，文风简练，已显示出蒙先生写作的基本风格。高中毕业考大学，曾多处报名，但都因数学分为零而落榜，所幸最后考广西大学时做对一道平面几何题得了25分，取得基本资格，于是凭语文的高分而被录取。以今天的标准，蒙先生这种情况要进入大学基本没有什么希望。当然不要说大学，如此之严重偏科，就是中小学恐怕都难以进入。但那时，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其中不乏名人，都是数理成绩很差。这大约也是西学东渐之初，现代的科学知识并不普及的缘故。

蒙先生在广西大学中文系读了两年书，期间仍不辍写作，在《中央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散文，如《雁山风景线》《雁山解放前后》等。这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家板荡，民不聊生。学校搬来搬去，课程时断时续，一切都处于动乱之中。这些作品，有直接反映现实的，也有通过摹景而渲染出时代氛围和时代情绪的。由景触思，仍是蒙先生一贯的风格。

终于到解放。从北京传来消息，清华、北大要招收插班生，在外地的学生都可去报考。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机会，蒙先生很振奋，毫不犹豫地与同学结伴，离开故乡，从桂林一路辗转到北京。到北京后听说北京大学招生人数少，清华大学招生人数多，想到自己基础不好，就报考了清华，但是心中并没有把握。为了多一条出路，又报考了河北省办的短期中学教师培训班。很快就被培训班录取了，遂即往天津参加为期两周的培训，紧接着就被分往邯郸的学校任教。恰好这时大学放榜。与传言不同，清华大学只录取了两名，北京大学录取了10多名。蒙先生则很幸运地被清华大学录取，于是跟培训班领导说明情况，插班就读于清华大学中文系三年级。时任系主任正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李广田。在清华期间，蒙先生认识了一大批名师，如吕叔湘、吴组缃、朱德熙、余冠英、王瑶等。蒙先生喜欢现代文学，对王瑶先生的课尤其感兴趣。但蒙先生是广西人，普通话说得不好，王瑶先生是山西平遥人，也有浓重的地方口音，王瑶先生讲课蒙先生不太听得懂。但王瑶先生开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30多本参考书，蒙先生认真阅读，认真做读书笔记，按时完成王瑶先生的作业。王瑶先生对蒙先生踏实的学风十分欣赏，而蒙先生也从这种学习方法中获益匪浅，由此结下了以后数十年深厚的师生情谊。做学问从踏踏实实地读书开始，这是蒙先生从此练就的基本治学方法，此后做了老师，也就千方百计地把它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就是在清华，蒙先生接受了较为正规的学术训练和醇正的学养熏陶，结合自己的兴趣，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方向。这段时间，蒙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几篇文学短评，在《天津日报》《新民报日刊》上发表了几首诗，在学校中小得文名。一次作家丁玲来校讲演后，指名要看蒙先生所作的听讲笔记。就在蒙先生开始准备作关于鲁迅研究的毕业论文时，赶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蒙先生与学校高年级的大部分同学一起停课参加了“土改”。半年之后“土改”结束，也就算大学毕业了。此时全国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中文系合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蒙先生遂被推荐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师从吴组缃、杨晦两位先生。不到一年，李广田被高教部派往云南大学做校长。李广田到任后，在当时厚今薄古的思想指导下，要加强云南大学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力量，就通过高教部到北京大学调学风踏实的蒙先生。其实蒙先生并不想来云南，那时中国作家协会的沙汀也需要人，并已经看中了蒙先生，不过被李广田校长抢先了一步。如果蒙先生留在北京，或许又会有另一番作为，人的命运往往就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到了云南大学不长的一段时间后，蒙先生接手了当时任系主任的刘尧民先生所开设的“鲁迅研究”课程，同时也结合自己的专业和条件，进行云南现代文学，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研究。蒙先生告诉我，这时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特别集中于阅读老旧的书籍、刊物、报纸及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卷宗，写下不少笔记，编录了大量卡片。在几年时间里，仅关于鲁迅研究的卡片就达6.4公斤之重，还有云南现代文学的卡片也近2公斤。虽然中间也有政治运动的干扰，特别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有的教学科研活动都陷入停顿甚至是倒退，但只要条件允许，蒙先生从不放弃读书机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社会环境宽松了，蒙先生这类书生型知识分子，迎来真正能静下心来读书、教书、做学问的黄金时代。蒙先生积十年之功，编成30万字的《鲁迅年谱稿》。这部鲁迅最简约而丰富的年谱，以史料的翔实及考证的功力享誉学界，使蒙先生成为鲁迅研究领域自树一帜的名家。该著作用确凿的史料澄清了一些多年众说纷纭的史实，如鲁迅留学日本究竟是谁派送的，在日本到底学的什么科等，蒙先生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王瑶先生赞之为“现代文学、鲁迅研究的新收获”。此外，蒙先生发表了《谈鲁迅研究的史料学》等数篇论文，从研究对象和方法论上开启了“鲁迅研究史料学”。

蒙先生的《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也是经营多年、厚积薄发的一部独具特色的著作。抗战时期，许多高等院校及中央研究院等文化机构南迁云南，大批文化名人、文学艺术家、文艺青年云集昆明，形成一股强劲力量，与云南本土的文化人一起，掀起云南历史上文化和文学艺术发展的一个高潮。昆明也与桂林、重庆鼎足成为全国三大文化中心。云南抗战时期的文学史，是全国抗战时期文学史的重要构成。但由于战争期间条件艰苦，史料保存不易，加之时代变换，记忆远去，人异言殊，面貌已很模糊了。由于对象复杂及资料收集的困难，一般研究者不太愿意涉足这一领域。一直从事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蒙先生却以之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一头钻进去，在省、校图书馆、档案馆翻阅大量的旧报、旧刊、旧书和各种文献档案，同时先后到北京、上海、南京、成都、重庆、贵阳及石屏、大理、腾冲等地查阅旧藏，如此六七年，积下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完成近20万字的著作。《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填补了学术界的空白，首次使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阶段在云南的情况有一个整体和清晰的呈现，诸多为文学发展做出贡献却已被时间淡忘的人物重新为人们所知晓。在评价这一历史阶段上的事件和人物时，蒙先生依据事实，不囿成见，力求客观公允，绝不作臆想推测。

文如其人。谦和、谨慎、朴实、笔无妄语、要言不烦，是蒙先生做研究和写文章的风格，也是蒙先生为人处世事的风格。蒙先生晚年的文章，不论是学术性的还是艺文性的，这个特点愈加鲜明。因为其文风朴实、情真意切，蒙先生的一些散文得到很高的评价和荣誉。借用古诗两句，正是：“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诗赋动江关。”

蒙先生是一个踏实的人，踏实做事，踏实做学问，踏实做人。蒙先生反复跟我讲，自己其实基础很差，就是以勤补拙，也没有做出什么大学问，只是做一些具体细致别人不愿花工夫去做的工作，并坦言，学界对他的有些评价过高了。蒙先生擅长于史料的检索收集，一丝不苟，包括自己与同行中人往来的文书信件都用心保存，哪怕一个便笺，也要留底。写文章引用别人的话，如果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一定要征得说话人的认可。蒙先生记忆力极强，过去的人和事，时间、地点都清清楚楚。我曾打算请蒙先生写回忆录，为后人留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但蒙先生对历次运动的经历，尤其是“文革”中的旧事不愿提起，大约这其中涉及许多痛苦及不愉快的回忆，蒙先生希望把它都忘却掉。

蒙先生的晚年生活是平静的，但思考与工作并未停止，还不断地有新作问世，或大或小，都是真心所感，悉心所为。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是预防老年痴呆，其实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文集中所收录的相当一部分，都是二十多年的“退休”生活的成果。蒙先生笔耕七十余春秋，尚无停息之意。蒙先生说：“从‘春花编’开始，到‘秋实编’的《晚年抒情》为止，前后之时间距离正好为七十年。把这本小书命名为《七十年集》，既可以和拙作《五十四年集》相呼应，又可以引发漫漫长途的心怀，从而萌生出要谦虚、要努力、不能偷懒地停下前进脚步的决心。”^[2]

我的学友管君乔中，20世纪80年代初师从蒙先生治鲁迅研究。毕业后进入商场打拼，十数年后成就一番事业。乔中君从未忘情学术，时时感念师恩，在商言文，不断捐资助学、兴办文化。一年前，乔中君希望以“文集”形式，把自己导师一生的辛勤成果做个总结，以慰藉前贤，泽被后学。蒙先生以年近米寿之高龄，花了近一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项六卷近两百万字的繁大工程，实属不易。承蒙先生允其《文集》进入“东陆书院文丛”，使书院文丛不断丰富壮大，亦为一大幸事也！

《文集》既成，蒙先生邀我作序，惶恐中写下以上一篇东西，表达对先生的敬仰之情，不知妥否？

2016年春于东陆书院

【注释】

[1]陈友康：《20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

[2]见《蒙树宏文集》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