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肯定“上海一月风暴”

1967年1月，张春桥和姚文元，回上海指挥以王洪文为头目的“工总司”，夺了上海市委的大权，号称“上海一月风暴”，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于是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夺权风波，各省市党政负责人，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大多被当成走资派批斗打倒！

解放军内也不平静。1966年11月，军队院校学生和造反派冲击国防部。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集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来京的人员几万人开会。总政主任肖华请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和贺龙四位老帅到会讲话，批评了造反派打倒一切和批斗干部的行为。

林彪和江青对此大为不满。原来江青勾结林彪，插手部队文艺工作，受到罗瑞卿和肖华的抵制，江青怀恨在心。林彪要部队按照“十六条”，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肖华和老帅们都认为解放军是国家的柱石，不能乱。阴谋从乱中夺权的林彪、叶群和江青、康生等人，利用他们控制的文革领导小组，煽动部队院校的学生，将矛头对着老帅。林彪蓄意要打倒贺龙元帅，肖华对此十分担心，极力维持军中秩序。

1967年1月19日，在京西宾馆的“碰头会”上，江青大骂肖华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说肖华把部队工作引到资产阶级轨道上去，说肖华是资产阶级政客……责令肖华当晚到十万人大会上作检讨，同时教造反派去抄肖华的家。由于叶剑英将此事打电话告诉毛泽东，肖华才免于当晚被揪斗。第二天，继续开会。老帅们知道毛泽东不赞成揪斗肖华，愤怒揭发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逼害老干部和冲击军队的罪行。

二月间，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碰头会上，叶剑英、陈毅、聂荣臻、谭震林等老革命家，义愤填膺地痛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迫害刘少奇、诬蔑朱德和贺龙是大军阀、大土匪和迫害老干部造成天下大乱的罪行！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恶人先告状，毛泽东偏听偏信，因此江青一伙将这叫成“二月逆流”！唆使喽罗们到处贴大标语，说老帅们“大闹怀仁堂”，是为刘邓黑司令部复辟鸣锣开道，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要揪出来批倒批臭！这时大街上还不断出现“打倒周恩来”的大标语。林彪和江青一伙妄图将力挽狂澜的周总理打倒，以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他们还利用中央文革干将关锋、王力和戚本禹，鼓动造反派贴大字报，诬蔑朱德是大军阀、贺龙是大土匪。看到这些敬爱的首长被侮辱到如此程度，虽然不甚了了，但隐约感到党国危机，可又无可奈何，心中隐痛滴血！

我住在黄寺放工具的小屋，夜里溜出来看大字报，只看见“击退二月逆流”和诬蔑老帅们的大标语大字报，不明真实情况。以后又见到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等部队首长的大字报。有条大标语将傅崇碧的名字改为“腐虫毙”，且打了红叉叉，看了让人厌恶。我知道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司令，杨成武是代总参谋长，余立金是空军政委，不明白三人因何联在一起要打倒？心中更添烦闷。

1967年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大会上，借着武汉问题，对他的亲信们说：“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

林彪和江青首先拿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开刀，革掉他部队文革小组长，将他打倒！继而发出“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号召，鼓动造反派抓了肖华，不断批斗。最后，将肖华拘捕，关在京西一个秘密的小院里。又把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一齐打倒，扫除军中的障碍。为篡权，安插亲信：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调到军委总参谋部任总长；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调任北京卫戍司令。加上海军司令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全是效忠于林彪的“老部下”。林彪牢牢控制军委三大总部及北京卫戍区部队，其阴险用心逐渐显露。

我这个非官无权的作家，被当成死老虎扔在一旁，让勤杂人员的战斗组织管理。他们中间除了有野心的冉电工，大都是随大流的朴实战士。在有组织批判《兵临城下》的时候，他们看过这部电影，道不出为什么是大毒草，对我并没有仇恨，反而有些同情。个别的炊事员给我打菜，有意多给一点。天黑以后，我住在一间独立的小屋，周围没有邻居，无人来打扰。我不但可以塞着耳机，收听国内外的广播，还可以悄悄喝上两杯。每隔三五天，我的小儿子会乘着黄昏后，送来一个挂包，里面用日本饭盒盛着酱肉或烧鸡，还有一瓶白酒和几张小报。有时候我会戴上大口罩，乘着朦胧的夜色混出大院，跑到街上看大字报。出外时故意将小门掩着不上锁，以防造反派有事找我露出破绽。

在街上许多醒目的旧标语中，增加“打倒陶铸”“打倒刘邓陶司令部”的新标语。陶铸长期在广东工作，文革不久调到中央，如何与刘邓连在一起？我不明白。我对陶铸同志一向印象很好。抗战时期在山东敌后，曾读到他在延安时写的有关苏联军事宣传与我们军事宣传的文章，解放战争在东北见过几次。1948年冬天，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我和杨朔事先被派进城，准备报导部队入城式盛况。陶铸和我们谈了傅作义起义情况，后来又单独派我到傅的嫡系骑兵师，了解起义官兵的思想。1949年秋天，他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为我在东北被陈某打击报复的冤案平反费了心。当众宣布后，问我这下该满意了，我居然回答：“背了三年黑锅，怎么满意？”后来，为这个回答后悔，责怪自己太没修养，连句感谢组织的话都不会说。陶铸同志毫不为意，依然想重用我。《战士》报复刊时，因我抗战时主编过这张报纸，依然想让我做领导。我一心想搞文学创作，坚辞不干。后来到广州多次接触，给我留下“平易近人、爱护干部、宽怀大量、大公无私”的良好印象。他的人格正如他写的《松树的风格》：“胸中无私天地宽”，想不到他也被炮轰、打倒！后来才知道，他因为不同意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康生、陈伯达的所作所为，特别不同意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而被打成“刘邓陶”司令部一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