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那是1961年的秋天，复旦生物学系遗传学专业的学生去上海郊区佘山采集动植物标本。同班的管镇和我捉了一大堆蝗虫，长腿、小个、黄翅、绿背的都有。其中最多的一个物种个儿中等、腿部带有深褐色斑纹。小心取出雄性成虫的睾丸，经固定和染色后，可以在显微镜下作压片观察。哈，蝗虫的22对常染色体和一条X染色体赫然在目，紫红色，非常漂亮。多解剖几只，发现一部分个体的第八号常染色体多了一个染成深色的大片段。请刘祖洞和项维两位先生来看，“Unequal bivalent！”他们异口同声地叫出了这个英文术语！这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结构，称为不等双价体，文献上也鲜有报告。谈先生很快知道了。
谈先生精通遗传学的各个方面，对进化遗传学和群体遗传学造诣尤深，早年有关果蝇唾腺染色体和瓢虫色斑的群体遗传学研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自然选择如何作用于这样一段‘多出来’的染色体，是一个有兴趣的问题。”谈先生发话了。他是宁波人，“兴趣”两字的发音，绝不属于标准的普通话，也有别于上海方言，听起来像在说“新翅”，至今难忘。不错，谈先生坚定地信奉进化论，反对预成论，他认为，自然选择如何推动生物进化和在不同水平造就生物界的多样性，不是一个小问题。
于是，研究不等双价体的细胞学行为和群体动态，成了管镇和我的论文题目。当时规定，每个遗传学本科高年级学生需完成一篇研究论文方能毕业。
题目虽小，但科学性不能马虎。首先，请昆虫学界权威——复旦大学教授忻介六先生按林奈的双名法，确定该蝗虫属短角斑腿蝗。接着，从秋天到夏天，我们六上佘山，共采集了近千只短角斑腿蝗（也算除害）。然后，对其中530只雄性标本作细胞遗传学分析，了解不等双价体在精原细胞减数分裂双线期、浓缩期、中期和末期中的行为和个体差异。
是的，530只，一只也不能少。为留下有价值的染色体图像，除了显微摄影，主要靠画图。现在的青年学生大概没有这样的经历。这是一个套在显微镜目镜上的光学设备，可以像投影仪一样，把镜下物体攀摹到镜旁的白纸上，只要功夫到，画出来的染色体，尺寸和形状会和实物一样。在当时，这是生物学系学生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方面，但苦了眼睛。因为作图时需要左眼看镜，右眼观图；左手调距，右手作画，学生们又都喜欢晚上到实验室工作，几个小时下来，深夜走出实验大楼时，左眼被镜灯持续照着的那个视野，成了一个大的盲点，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二十几分钟后才慢慢复原。
如此反复，几个月的时间，上百幅染色体图终于完成，先生看了，说水平大体比得上国外经典著作中的染色体图。这样一鼓励，劲头来了。群体分析很快有了结果，最后写成了论文。还不错，首次报告了不等双价体及其异染色质特性，并对染色体交叉和基因交换的关系、不同世代和季节间的基因平衡估算，都有了结论和见解。
然后是英文摘要，犯难了。不是读书不用功，问题在于50年代学外语，都得向着“老大哥”，一律是俄语。应该说，俄语学得还可以，记得上专业课时，老师讲中文，下面用俄语做笔记，好像也不费力。怎么办？英文摘要总得写，好在有老师。写好了先交刘、项两位过目，最后送谈先生。
拿回来一看，哇，摘要已被红笔改得面目全非。不仅有纠错，整个文章的布局也大有改动，而且，术语的选择特别考究和地道。
使我记起鲁迅《藤野先生》一文中老师如何用红笔给鲁迅先生订正课堂笔记。
还未等我全部消化和领会修改的内容，谈先生又发话了：“还要改！”把文稿又要了回去。
第二天，把我叫到办公室。
“英文摘要，我全部重写了。”
见我没有反应过来，他笑了一笑：“不应该亏待那些漂亮的图嘛。”
这大概算是又一个嘉奖和鼓励。
这篇论文后来发表于次年的《复旦大学学报》第一期第一页，大概算“头版头条”了！之后半年内，6封来自国外的短信索讨单行本，包括大英博物馆和国际抗蝗联盟。我心里明白，没有谈先生近400字出色而流畅的详细英文摘要，国外学术界不会有人在意两个中国学生的作品。
两个学生？是的，这篇由谈先生、刘先生和项先生悉心指导并融入他们心血的论文，在作者栏中只有两个本科学生的名字，没有他们的名字。
他们接受致谢，但不同意署名。他们想到的，只是尽快地把年轻人推到第一线，即使只有二十几岁。
谈先生写的这篇英文摘要，四十几年来一直留在我身边，不仅是范文，也鞭策自己认真治学。少不了，也要帮助身边的学生修改论文，有时也不得不“英文摘要全部重写”一下。
只是现在论文要求高了，动辄讲求Impact Factor（“影响因子”）。还有，署名的花样也层出不穷。想起不久前审过一篇送发表的英文文章，内容十分单薄，却列出了4个第一作者，而且，加上了3位Co corresponding Authors。这里，导师署名了不算，还要再“co－”一下，意思是“排名不分先后”。
唉，时代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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