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人国家重点实验室

——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

谈家桢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促成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的建立，为中国摩尔根遗传学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80年代促成中国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复旦成立是他第二个重大贡献。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能落户在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不是偶然的事件，这是以谈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老教授在学术上远见卓识的表现。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的教授们深感我国和欧美等先进国家在分子生物学水平上差距很大，决定在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全面开展分子遗传学研究。为了开展分子水平研究，一是要培养人，尽量多派中青年教师出国进修，同时邀请国内外专家来学校讲学；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当时国家财政极其困难，外汇更是少得可怜。为了建立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需要购置一批价格昂贵的仪器设备。正是谈先生用他的影响，在国内争取了经费，从国外得到价格优惠，成功购置了一些必备的仪器设备。正是有了这批设备，才使得遗传所的课题比国内其他大学更早进入分子水平研究。到1983年国家计委研究制定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做出一项重要决策，就是要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任务是开展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促进我国高新技术发展。当时在教委和科学院系统进行设点单位选择。第一批被选中的有5个实验室，其中第一个批准建立的就是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选中复旦的主要原因，不仅是以谈老先生为首的老科学家已做出重要贡献，而且在于复旦已较早地开展分子遗传学研究。记得立项评估由国家计委和教委主持，十几位国内知名专家进行评议。是我代表复旦遗传所作立项申请进行主题发言，我们已能清楚说明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方向任务、已有的研究基础、正在进行的分子遗传学和遗传工程项目以及未来发展规划。当时就得到评委们的好评，1984年就被计委批准，成立我国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首批经费大约是140万美元（在当时合400多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国力之下，确是一笔巨大投资。我们在1～2年内购置了一大批先进仪器设备，基本上达到欧美国家一般大学的工作条件。由此而产生的重要效果，首先是具有从事现代生物学研究的实力，在其后的科学规划中，我们承担十多项国家生物技术攻关和“863”高技术任务，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其次是吸引了一大批中青年科学家，尤其是复旦早期派出的访问学者中80%以上都先后回国。每个人都感到有很好的工作条件，决心为发展中国生物技术贡献力量，这一批人可以说是第一批在科研第一线亲自动手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中国科学家。这一批人也是后来复旦大学的教授和副教授。至今全国已建成100个以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但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仍然名列前茅，正在为中国科学发展贡献力量。现在回想起来，谈先生等老一辈专家在1979年便开始规划分子遗传学研究确是一项富有远见的重大决策。

谈老先生寿比南山，已是百岁高龄，我衷心祝福他健康长寿。而我也已过了古稀之年，回忆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有很多遗憾，我常扪心自问：我是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我有喜悦、有苦恼，我最后的结论是“我是一粒铺路石子”。这是十多年前谈老先生对我说的。记得有一次一位知名的美国华人科学家来实验室访问，这位学者对谈老说，您最好的一件事是培养了一批人，并指着我说，新的一批教授起来了，你们实验室一定会成为国际上知名的实验室。谈老马上回答说：“不……他们这代人还是铺路石子，赶超世界科学水平的人是他们的学生或是更后的一代人。”现在看来谈老先生完全说对了，我不过是一粒石子，我要为后来者铺路，使他们在中国复兴的长途跋涉中走得更稳、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