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卿由盗变警

程子卿由盗变警

1921年7月23日晚，一个闷热的晚上，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今兴业路76号）的李公馆里，灯火通明，一些青年人正围着大餐桌在开会，除了13名中国青年人以外，还有两个大胡子的外国人。李公馆是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寓所，1921年春，李书城租赁了108号和106号两幢石库门，并将两幢房屋打通。李书城和夫人薛文淑住在108号楼上，弟弟李汉俊住在106号二楼。此时，李书城夫妇去湖南了，房屋的主人只有李汉俊。

在这个石库门客堂间里召开的是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刘仁静则坐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旁边，担任翻译。当马林正在高声地向他的东方战友们介绍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和使命之时，突然，一个30多岁的陌生男子穿过虚掩的后门闯进会场。这个人的穿着，包惠僧回忆穿着灰色竹布长褂，陈潭秋回忆是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这个“面目可疑的人”闯入会场后，朝屋里环视了一周。房屋主人李汉俊立即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发生了什么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

果然，10分钟以后，一卡车的巡捕在“不速之客”的带领下涌入会场。包括一个法国警官，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还有一个法国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国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凶巴巴的，要马上拿人的样子。结果因为中共代表们的警惕而逃过一劫。

这个“不速之客”就是程子卿，他也因为夜闯中共“一大”会场而青史“留名”。

程子卿为什么会夜闯中共“一大”会场呢？经过考证，原来是马林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马林是荷兰人，又名斯尼夫列特，他曾在荷属爪哇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当局驱逐出境，从此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1921年春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奉命离开莫斯科来上海时，途经维也纳，向奥地利政府当局领取来中国的签证时，就被拘留了六天，后来在朋友和律师的帮助下才获释。他被维也纳警察局驱逐出境，并被吊销了护照。奥地利政府还与马林可能路过和要去的国家和地方联系，要求这些国家和地方当局密切注意马林的动向。所以，马林在动身来华路上已引起各方注意，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6月3日，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当荷属爪哇当局得知马林可能到上海时，立即通知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要他们监视马林的行动。马林一到上海，就引起了荷兰驻沪总领事馆的注意。租界当局从他来到上海滩起，就对他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密探们更是把马林的行踪查得清清楚楚，并记录在案。据荷兰外交部档案《法国巡捕致上海荷兰总领事函件》记载：“6月3日，斯尼夫列特（马林）乘意大利的阿切拉轮到达上海，住南京路东方大旅社，自称安德雷森。6月14日离开东方大旅社，到麦根路32号一家公寓住宿。”

这就说明，马林当时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了。马林对自己被监视是有所觉察的，特别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他就有提防。7月23日当晚，马林来到李公馆时，就已经引起了密探的注意。由于程子卿的闯入，中共“一大”移至嘉兴南湖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这个程子卿，也曾是黑道人物。

程子卿（1885—1956），江苏镇江人。读过三年私塾，后来在镇江米店当学徒。在1900年前后，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练得臂力过人。他也常到郑家木桥周边混日子，在那里结识流氓头子黄金荣，结拜为帮，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又因为他的皮肤黝黑，绰号叫“黑皮子卿”，属青帮的“悟”字辈人物。

1905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当了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人萨而礼。

在四一二政变中，程子卿追随黄金荣也出了力。那时，蒋介石手下的两辆军用卡车以及车上60多名卫兵，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受到法租界巡捕房拦阻，不许进入法租界。蒋介石的卫队长和法租界巡捕争了几句，那些法国巡捕连车带人都扣下来，送到法租界巡捕房。不久黄金荣知道了此事，立即要程子卿前去周旋，于是，蒋介石的卫队连同两辆卡车得以释放。事后经杨虎（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保举，南京国民政府给程子卿颁发“青天白日”三等勋章。胡汉民、汪精卫还各赠他亲笔字轴一幅，程子卿把字轴挂在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和平坊四号厢房会客室中，以为荣耀而自豪。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巡捕房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一时期的程子卿，思想有所左倾，他对国民党的无能表示失望，在法租界有时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如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争人权活动，得到了程子卿的协助，一些中共党员被租界当局抓捕后，民权同盟立即联络程子卿，程每次都尽可能帮助“疏通”而获释，这些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1931年至1936年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最后两次还附有子弹。程子卿曾在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所幸未中。此后，程子卿上下班时，法租界巡捕房派员护送，前后达半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才得以平安度过。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意识到可能被捕，求助于宋庆龄。这样，宋庆龄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被豁免而没有被捕。1956年他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