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越录》看南宋绍兴社会风貌

吕祖谦不仅一一记下沿途的自然风物，而且对当时绍兴的人文社会状况也有颇多反映。例如，在他的《入越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绍兴境内的许多园林景观，寺院庙观、亭台楼阁、历史文化遗迹，美不胜收，同时，他对于社会经济、农田水利、道路交通、城镇贸易、人文教育等，也同样关心。

宋代国力不逮汉、唐，然其文化高度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空前的。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⁴⁰⁾绍兴既为人文荟萃之地，文化事业自然发达，其中重要一方面便是宗教文化。而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即为宫观寺庙。南宋时期，各地崇信佛道的风气十分盛行，“争崇浮图老子学，栋甍遍郡县”⁽⁴¹⁾。据陈国灿统计，南宋时期绍兴境内共有寺院庵27所，道观4所，祠庙14所，⁽⁴²⁾而吕祖谦《入越录》中记录的便有东岭神祠、天章寺、禹迹寺、天庆观、义恩师院、圆通寺、兴福寺、大能仁寺、大中戒珠寺、报恩光孝寺、郑弘庙、龙瑞宫、告成观、大禹祠14处，这其中有不在陈统计范围内的寺院。

东岭神祠在诸暨县枫桥镇大部乡冷水里，供奉的是社神杨老相公。宋以来，枫桥大部、长阜、东安等乡均有杨神庙，其中以冷水里紫薇侯庙为最早，俗呼冷水庙。⁽⁴³⁾因此吕祖谦《入越录》有“五里冷水，望东岭神词，漂渺云间”之记载。去兰亭途中，吕祖谦经过天章寺。嘉泰《会稽志》记载，该寺在山阴县西南二十五里，据说是宋太宗至道二年钦赐的匾额，后宋仁宗又御笔题“天章之寺”匾额。⁽⁴⁴⁾吕祖谦详细描绘了天章寺的景色：“法堂后砌筒引水，激高数尺。堂后登阶四五十级，有照堂，两旁修竹，木樨盛开，轩槛明洁。又登二十余级，至方丈，眼界颇阔。寺右王右军书堂，庭下皆杉竹。观右军遗像。出书堂，径田间百余步，至曲水亭。对凿两小池，云是羲之鹅池、墨池。”，无怪乎他称赞该寺“山林秀润，气象开敞”。吕祖谦过南堰，游历府学后，便至天庆观。此观在绍兴府城“东南五里一百二十步”，隶属会稽县。⁽⁴⁵⁾本为唐代的紫极宫，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令州郡各建天庆观，越州即以此宫应诏。至南宋嘉泰年间，屋宇、塑像仍多是当时旧物。⁽⁴⁶⁾游天庆观后，吕祖谦等人来到了禹迹寺，该寺在绍兴府城东南四里二百二十六步，唐宣宗大中五年赐名。“寺门为大楼，奉五百阿罗汉”，十分壮丽。南宋绍兴末年，陆游的老师曾几曾居住于此。⁽⁴⁷⁾义恩师院是禹迹寺内的一个禅院，义恩师则是吕祖谦十年前的旧识。⁽⁴⁸⁾圆通寺即圆通妙智教院，在绍兴府城东南三里一百五十步。宋太祖开宝八年，少卿皮文粲舍地建造，号观音院。熙宁年间，太守赵清上奏，宋神宗赐额圆通。南宋乾道八年，绍兴府因祷旱疫有应，宋孝宗赐加额妙智。据说起初有兴福院与圆通寺相邻，后来废置，仅剩下一个佛殿，因此将兴福院并入圆通寺。⁽⁴⁹⁾兴福寺在会稽县南一里一百步。晋天福五年，观察使钱偁建造，号钱湖院。北宋大中祥符元年，改赐兴福。南宋时废置。⁽⁵⁰⁾吕祖谦记录了这一情形：圆通寺“旧乃兴福寺子院，去岁废兴福，入圆通，合二为一”。这与嘉泰《会稽志》的记载吻合：“或云圆通本兴福之观音忏堂，后浸盛，别为院，而兴福日衰，至无一僧，乃并有之。”⁽⁵¹⁾拜访苏仁仲后，吕祖谦等人到了大能仁寺，他赞该寺“闳壮光丽，甲于会稽，重殿复阁，金碧相照”。他还考证该寺是“吴越钱氏所建，颓废久矣”，在当时的主人他的朋友僧常坦手上才修葺一新。该寺全称大能仁禅寺，在府城南二里一百四步。本为晋许询舍宅，号祗园寺，后来废置。到吴越王时，观察钱仪复建，号圆觉寺。北宋咸平六年，改赐承天寺。政和七年，为避讳，宋徽宗诏天下承天僧寺都改为能仁寺。不久，改建神霄玉清万寿宫。南宋建炎年间，宋高宗命神霄复为僧寺，迁像设于天庆观，能仁寺复名。因府城西北又有能仁院，故郡人称能仁寺为大能仁寺。⁽⁵²⁾戒珠寺在府东北六里四十七步，蕺山之南，吕祖谦记载其乃“王右军故宅也，屋多人少，颇牢落”，门外有鹅池、墨池，又有竹堂、雪轩、宇泰阁等景观。何时建寺已不可考。⁽⁵³⁾寺初名昌安，大中六年改戒珠，⁽⁵⁴⁾故吕祖谦在文中称“大中戒珠寺”。

在能仁寺用饭后，吕祖谦等人游览了报恩光孝禅寺，该寺在绍兴府城南二里二百二十二步宝林山下。初建于南朝宋元徽元年，初名宝林寺。唐光宅年间，因舍利见，改曰光宅。会昌时毁废，乾符元年重建，改为应天寺。北宋元丰元年，复曰宝林。崇宁三年，诏改崇宁万寿禅寺，后又改崇宁为天宁。南宋绍兴七年，改报恩广孝禅寺，不久又改广孝为光孝，专奉徽宗皇帝香火。有塔高二十三丈，随寺额名应天塔。绍兴初年，曾作为濮安懿王的园庙。⁽⁵⁵⁾对此，吕祖谦也作了记录：“有濮安懿王祠庙寓此寺，有园令领吏卒守之。”郑宏⁽⁵⁶⁾庙即郑太尉庙，在会稽县东南一十五里。庙之下，为樵风泾。原在山麓，后迁山上。⁽⁵⁷⁾吕祖谦记述了他游此庙的见闻：“传所记‘樵风早暮，迎送舟楫’，采薪者云至今犹然。”游历石帆山后，吕祖谦等人泛舟到了龙瑞宫。据嘉泰《会稽志》记载：龙瑞宫“在（会稽）县东南二十五里。有禹穴及阳明洞天，……唐神龙元年，置怀仙馆。开元二年，因龙见，改今额。宫正居会稽山南，峰嶂遒奉，其东南一峰崛起，上平如砥，号苗龙上升台。……龙瑞尤宜烟雨中，望之重峰叠巘，图画莫及，……旧语曰：‘晴禹祠，雨龙瑞。’”⁽⁵⁸⁾宫后葛仙公炼丹井侧飞来石上刻有贺知章撰并书的《龙瑞宫记》，南宋时已漫灭仅存。⁽⁵⁹⁾《入越录》中记载最后一次游鉴湖后，吕祖谦等人“暮泊告成观”。此观在会稽县东南七里。北宋政和年间，由禹庙改建，自三清殿及三门、两廊，皆为政和以后所建，只有禹庙为旧有建筑。有古珪璧珮环藏于庙。⁽⁶⁰⁾禹庙在会稽县东南一十二里。嘉泰《会稽志》引《越绝书》云：“少康立祠于禹陵所。”⁽⁶¹⁾梁大同十一年建造，唐会昌五年毁废，第二年重建。该寺自唐以来即为名刹，西偏有泉名菲饮，有亭覆之。庙东庑祭祀的是夏启，而越王句践也在别室供奉。镜湖在庙之下，作为放生池，临池有咸若亭，又有明远阁、怀勤亭。⁽⁶²⁾

除以上这些宫观寺院外，吕祖谦还记录了游览途中的名人故居、私家园林及其中的一些著名景观等。

吕祖谦重点描绘的是他外祖母居住的私家园林，即他文中的“外氏园”，在他笔下，这是一个景色十分优美的园林：“有梅坡、月台、菊潭、杞菊堂、竹隐、蒲涧、桔洲，……最胜者梅坡，绕亭皆梅，前对蒲涧、桔洲，野水湾环，岛溆掩映，如在江湖。而竹隐一径深幽，阶庭清閟，亦其次也。”吕氏记叙较为详细的还有丁氏园：“园多海桧，但绾结阏其天性，后墙皆密竹。”并且因其“轩楹大敞”，吕氏认为“宜夏不宜冬”。

此外，吕氏还游览了西园、沈园等。西园，在卧龙山之西。本为吴越王钱镠仗钺时游宴之地。宋景祐三年由乐安公蒋堂始辟为西园。据嘉泰《会稽志》记载，园中有曲水阁，凿渠引湖水入，屈折萦纡，其上有激湍阁。又有流觞亭、茂林亭、渌波亭。城上有望湖楼，又有飞盖堂，堂后有王公池，池北有漾月亭。堂之前，有冬瑞、春荣、秋芳、夏荫四亭对峙。直堂之南为桥，桥外有水竹亭。茂林乡兰亭里东有流杯岩，西有右军祠，南有修竹坞，北有敷荣门。佳山乡鹅池里东有清真轩，西有崇峻庵，南有骋怀亭，北有曲水。曲水之东，有惠风阁。经惠风阁过清真轩，西南城上有列翠亭，列翠亭以北有华星亭。⁽⁶³⁾这与吕祖谦文中所记的大致相同。

沈园，即吕祖谦文中所记的“沈氏园”，在绍兴木莲桥洋初弄。原系南宋时沈氏旧业。陆游曾与前妻唐婉在沈园不期而遇，作《钗头风》词一阙，极言“离索”之痛。今沈园仅存一角。又如王羲之故居，也称王右军宅，在山阴县东北六里，在戒珠寺中，寺中有右军祠堂，周围还有养鹅池、洗砚池（墨池）、题扇桥等景致。⁽⁶⁴⁾

绍兴有桥乡之称，据钱茂竹、罗关洲统计，南宋时期绍兴地区至少有210座桥⁽⁶⁵⁾，在《入越录》中，吕祖谦就提到了萧山浮桥、放生桥、枫桥、苦李桥、栗桥、干溪桥等。其中，萧山浮桥即尖山浮桥，在萧山县东南五十里，和诸暨交界，后废。放生桥在诸暨县南三里。枫桥在诸暨县东北五十里。苦李桥在诸暨县东二十六里。栗桥疑为“栎桥”，在诸暨县东四十里。干溪桥在诸暨县东北六十二里，传说为吴方士干吉所居。⁽⁶⁶⁾

绍兴的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首先，在从水陆驿站驿馆向市镇的转化中，桥起到了促进作用。古代有很多驿站驿馆设立在水陆要道之旁，这些驿站在水陆要道处，是东西南北的中转站。除官员外，往往也是商贾、游客集散之地。这样车马成群，舟楫汇流，显得十分热闹，于是就建造房舍，设立商铺；茶馆酒楼和各种服务设施、娱乐场所也随之兴起，久之就形成了集镇。在这由驿站为依托向集镇的转化中，桥是一个必不可缺的条件。其次，在集镇选址和定址中，桥起了基础的作用。绍兴是水乡，自古以来集镇选址的一个原则是充分利用水道优势。依河建街，船只往来即在街边，上客下客，进货卸货，十分方便。如有两条河纵横交错其间，则市镇面积更大。绍兴约有80％的集镇就是这样选址的。这可以从一些地名中得到印证，如至今现存的枫桥镇、柯桥镇等。再次，在绍兴城的发展中，桥起到纽带作用。在近2500年的历史长河中，绍兴城不断变化、发展。但均是在这一原址，中心区域始终不变，这在全国古城名城中是少见的，其原因就是这个地理位置甚为优越，在这一主要区域，有一条府河（又称界河）南北贯通全城，北面又有一条东西长河流经市区，在这河道上架了许多桥，就象纽结一样将东西、南北两岸街道连接了起来。⁽⁶⁷⁾

农业是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的首要部门，上至国君，下至平民，无一不把其作为立国立家之本，吕祖谦自然也不例外。他在出诸暨县东门后看到“田莱多荒”，并揭示了原因：“盖沮洳不宜稼而然”。行至枫桥镇冷水里，他又见到“下坂稻穟垂黄，际山数十里，平铺如拭”，于是赞叹道：“洋洋乎富哉！丰年之象，道中所未见也”。可见当时诸暨县枫桥镇一带农业之发达。其实，到了宋代初年，水稻几乎已成为绍兴一带唯一的粮食作物⁽⁶⁸⁾。由于水稻的广泛播种，宋室南渡以后，两浙成为全国最大的粮食基地，而其中苏、湖、明、越四州，产量又占两浙总产量的大半⁽⁶⁹⁾。至此，绍兴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粮产地，这里的粮食，不仅供应附近地区的需要，即北方的山东等地，也常来这里贩籴⁽⁷⁰⁾。由于水稻在粮食作物中的重要地位，水稻的品种也大量增加，南宋嘉泰年间，绍兴一带的水稻品种已达56种之多⁽⁷¹⁾。

吕祖谦还反映了当时农民围鉴湖造田的情形：“湖多湮为田，所存仅如溪港然。……湖田之民，每毁堤以决积水，故堤缺而湖废。”对于绍兴田地的土质，吕氏在《入越录》中也有所涉及：出独山口，“舍舟，步田间，泥潦没屐”。可见该处土地松软肥沃，适于稼穑。事实上，在宋代尤其是到南宋时期，浙江各地的耕地已得到相当充分的开垦，“闲旷硗确之地，垦成田园，用力甚勤”⁽⁷²⁾，不少州县甚至达到了“无寸土不耕”⁽⁷³⁾的程度，绍兴等浙江传统的农业发达地区自不必多说。

吕祖谦在途中对绍兴的水利建设也有所关注。如他在文中三次提及的南堰，即在山阴县南一里⁽⁷⁴⁾。而他尤为关注的则是鉴湖水利工程，他记录了当时疏浚鉴湖的情况：“隆兴初，吴给事芾浚湖，……异时有意复湖者，第修完省塘，则盗湖之田，不待废而自为陂泺矣”。

鉴湖最早修建于东汉中期，周回358里，汇聚了大小36处水溪，溉田九千多顷。北宋时，开始有人盗湖为田，到南宋初已围填湖田千余顷。南宋孝宗初年，绍兴知府吴芾奏请朝廷开浚复湖，将部分湖田还为水域，并全面整治了灌溉系统，使原本就已较为发达的鉴湖流域更是成为著名的鱼米之乡，不仅粮食品种繁多，产量增加，如釉稻和糯稻各有十余种，粳稻有三十余种，粟和麦也有十多种，而且各种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养殖业也十分发达。⁽⁷⁵⁾

鉴湖围垦的经济效益是显著的。早在北宋局部围垦时期，政和元年（1111）就以其围垦收益作为苏、湖、秀三州的水利建设费用⁽⁷⁶⁾。政和六年（1116），鉴湖的围垦收益又一次拨为平江府水利建设之用⁽⁷⁷⁾。南宋初，据估计鉴湖围垦的收益每年可得10万斛⁽⁷⁸⁾。这在当时已是个不小的数字，张浚当时曾在陕西一带从事大规模的屯垦，其收益也不过每年10万斛而已⁽⁷⁹⁾。鉴湖最后围出了良田2000多顷，为山会平原扩大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⁸⁰⁾

市镇是南宋绍兴社会的一个重要经济单位，另外还有草市——小规模的乡村集市。南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高涨，两浙地区区域间的商品流通空前活跃，城乡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广大农村地区传统的小范围的封闭性自然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与市场的联系不断加强。在此基础上，各种草市广泛兴起，数量急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有宋一代，整个两浙路先后出现的草市仅见于史载的就有近五百处，⁽⁸¹⁾绍兴府内各种市镇和草市发展也十分兴盛。

吕祖谦在赴越途中，也关注到了婺越边界的市镇贸易之繁盛，光是他文中所记的市镇就有枫桥镇⁽⁸²⁾，草市有邵家湾、牌头市、马秀才店、新店湾⁽⁸³⁾。而市集中的商贸盛况，我们亦可从《入越录》中窥见一二：“逢驱羊行贾者，数百蹄散漫川谷，……轮蹄担负，东视北，不能十一。……墙壁横斜多市侩牓帖。”当行至界牌陇时，吕祖谦感叹道：“平坡浅草，隐隐起伏，环山城立，真监牧地也。”可见当时人们可以大规模畜养牲畜，畜牧业已可能成为一个产业。从吕祖谦的记述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枫桥镇因为经济与市镇的迅速发展，在乾道八年（1172）“析诸暨之十乡，即镇为义安县”⁽⁸⁴⁾，升镇为县。尽管这义安县只存在了两年多，到淳熙元年（1174）又改县为镇。⁽⁸⁵⁾

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是南宋时期绍兴地区市镇发展的突出表现。绍兴府（越州）在元丰三年有9镇，北宋后期又增设枫桥、蚊井2镇。⁽⁸⁶⁾南宋时，仅著名诗人陆游在其《剑南诗稿》有关诗篇中所涉及的镜湖流域（在绍兴府山阴、会稽两县境内）的草市就有二三十处之多，全府的各种市镇更达50处以上。⁽⁸⁷⁾南宋绍兴地区市镇商业的发达，还直接反映在商税额的增长上。据统计，到南宋中后期，绍兴各地市镇的商税额普遍较北宋时有大幅度增加。南宋中期，绍兴府城每年的商品交易额高达300多万贯，较北宋中期增加4倍以上。⁽⁸⁸⁾熙宁十年（1077），绍兴府市镇商税总额为12802贯65文，嘉泰（120l—1204）前已增至25032贯58文，增加近l倍。嘉泰初重新定额，略有下降，但仍有21649贯109文。⁽⁸⁹⁾

从《入越录》中，我们还可以读出吕祖谦对绍兴文化教育和社会民生的关注。例如，他曾和潘书度等人游“郡庠”，即绍兴府学⁽⁹⁰⁾，参观教授厅、夫子殿等⁽⁹¹⁾。此外，他还特地去拜访北宋名相苏颂之孙，名儒苏仁仲，与他探讨学问，并在他处拜读苏颂传下的藏书及其留下的铭文手迹⁽⁹²⁾。而别过苏仁仲，游大能仁寺时，看着眼前金碧辉煌的殿堂，回想自己的旧时好友现任住持常坦花了整整二十年才把这所原来“败檐毁垣”的寺院修葺一新，吕祖谦喟然叹曰：“益知民力之困也。”吕氏对百姓生活的关怀由此可见一斑。

吕祖谦沿着自己的旅游路线，不仅将所见的景色记录下来，而且加以考释，融入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这对于后人还原南宋绍兴的城市风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行至枫江时，吕祖谦不迷信俗谚将其与扬子江、钱塘江齐名，而是根据自己亲身体验作出判断：“盖甚言其水波恶，实小溪耳。闻春夏颇湍悍，今仅至胫而已。”在天章寺时，“寺右臂长冈达桥亭，植以松桧”，吕祖谦“疑人力所成”。在西园观赏曲水时，他又考证其“乃前守史丞相浩所凿”。游兰亭时，吕祖谦又认为“曲水，乃汙渠，蜿蜒若蚓，必非流觞之旧，斟酌当是寺前溪，但岁久失其处耳”。又如在戒珠寺，“门有两池，亦称右军鹅池、墨池”，吕祖谦感觉“略无意趣，政如天章者，皆后人强名之耳”。到飞来山时，吕祖谦考证其即为《图经》所说的怪山，并且认为“自琅琊飞至”的传说“其说不经”。在鉴湖游玩时，吕祖谦介绍了南宋时疏浚鉴湖的情形，考证隆兴初年知府吴芾浚湖时发现的古棺“皆刳木为之，盖汉未凿湖前冢墓也”，进而得出“古人为湖，特因地势筑堤。堤立而湖成，不待深疏凿也”的结论。游赏禹穴时，吕祖谦又根据其“乃大石中断成罅，殊不古”，断定其“殆非司马子长所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