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麓引硝烟

忍无可忍，贫苦农民自发进行斗争。走漏消息，地主发现地下党的行踪。斗争曲折，小小山村上演农民暴动。

燕赵大地，多慷慨悲歌之士。几千年以来，那些勇敢无畏的人们，在这片英雄豪迈的土地上，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水泉暴动的历史背景

行唐县水泉村，太行山与华北平原交界区域，地处行唐、曲阳、阜平三县交界处，四面环山。走进水泉村，不得不被它的优美和灵秀折服。这里的一草一木，连同空气中弥散的味道，都是那么恬静朴素。身处都市的人们来到这里，仿佛置身于一处心灵的栖居地。八十年前的一场酝酿许久的暴动——水泉暴动，就发生在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也为这个无名的山村画上了红色的革命标志。

水泉暴动发生在1933年3月，是由中共曲、阜、行联合县委发动的一次农民武装暴动，这场暴动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当时，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主观蛮干，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受到严重损失。在这种背景下，1931年6月，行唐县委成立，当时，行唐是我地下党组织最活跃的地区，也是地下党力量最壮大的时期。

在水泉暴动之前，石家庄地区发动五县联合暴动，准备工作很充分，但是暴动前一天，行唐人耿小兔叛变，暴动失败，国民党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行唐县委转移到阜平王牌镇，并进行了改组。行唐划归直中特委，曲阳阜平划归保署特委。根据指示，保署特委决定在三县交界处开展暴动，地点就定在了水泉村。历史之所以选择水泉村，也并非偶然。

⊙ 水泉村

首先，当时的水泉党支部工作开展得比较好，党员较多。其次，这里的群众基础好，离反动势力比较远。再次，水泉村地形复杂，利于隐蔽。

水泉是个人多地少、土质较差的山区。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这一带村子里，除了距离村子较近的少数土地庄稼生长较好以外，其余多是土层很薄沙砾较多的丘坡旱岗，不仅耕种不便，收获低微，而即使是这样的地，也还大部分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贫苦农民无以为生，被迫过着吃糠咽菜、牛马不如的生活。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农民们自发地进行了一些斗争。但由于那时这里还没有共产党组织，这些斗争缺乏严密地组织，多是分散的经济斗争。农民的心目中燃烧着的反抗烈火，一旦时机到来，就必然像火山一样爆发。

中国共产党水泉支部诞生

1932年7月间，晴天一声霹雳——中国共产党水泉村支部诞生了，支部书记张金福，土生土长的水泉村人。在读中学时，张金福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在学校中很活跃，他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对他进行了数次搜查。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为了在农民中发展党组织，领导农民对地主和国民党政权进行斗争，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张金福，1932年，党组织派他到他的故乡水泉村，专门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斗争。

张金福带着党的任务回到家乡，首先向自己的亲属朋友中的贫农，用自我教育的方法，以“农民和地主生活为什么不一样”为引线，由浅而深地进行了阶级教育，并逐渐宣传了党的纲领，说明共产党就是领导穷人打土豪，分田地，分粮吃大户的……大大启发了大家入党的愿望与要求，随后便吸收了十三个党员，正式建立了水泉村党支部。

张金福的到来，给长期挣扎在黑暗里的山庄农民带来了一线希望。从此，以水泉为中心，通过党员中的各种关系，组织发展像烈火一样向附近蔓延。这颗星星之火，不到四五个月，便烧到了水泉周围十几个村庄，二百多个贫苦农民和积极分子参加了党组织。这样，以水泉为中心的一块红色农村在当时的行、曲、阜三角地带诞生了。

党的组织一天天扩大，对敌斗争也一天天的多了起来，尽管党员们千方百计地化妆隐蔽，但地主张凤山还是知道了党支部的一些活动安排。

有一次，党支部在张金福家开会，计划发动群众向地主搞一次借粮、分粮斗争时，被张凤山偷听到，他和另一个富农分子，共同策划了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企图通过封建的家长制，采用利诱、威胁的方法，给张金福加上个“不干好事”的罪名，把他活埋。这件事恰被长工齐玉海听到了，马上向党员张金魁做了报告。党组织得到这一消息后，便派张金福到其他部队去做党的地下工作，随后上级党组织确定孙来恒负责中心支部的领导工作。

水泉暴动

孙来恒负责中心支部的工作后，便把全体党员按军队的形式组织成武装，准备进行武装暴动。1932年秋后，党支部在水泉村以组织“武术团”为名，组织年轻力壮的党员和积极分子，练习使用刀枪剑矛，还练习瞄准射击，准备和敌人开展武装斗争。

孙来恒在军队干过两年，有军事斗争经验。他看到水泉一带党的力量不小，而且又正处于曲、阜、行三县交界处的山区，敌人的统治还不太严密，正是开展游击战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再加上这时已开始在敌方的保卫团内发展了几个党员，认为武装暴动的条件已成熟。因此，1933年农历正月十五，趁敌人欢度元宵节时，他召集各村支部负责人和部分党员骨干共五十余人，在水泉村西南的一个山沟里开了一个“组织武装，准备武装暴动”的预备会。

这次会议按军队的组织形式，最终把三百多名党员编成三个大队，每个大队下有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三个分队，每个分队有三个班。这样，在党支部领导下的一支红色农民队伍就此诞生。

会后，各个村的党支部除积极向党员、赤色群众大力宣传了武装暴动的重大意义外，还发动大家想法搜集和购买枪支、子弹，进一步增强战斗力。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共搞到大枪四支、冲锋枪一支、快枪二十支、鸟枪、火炮一百多支、手榴弹二十个，另外还搜集了一部分红缨枪、大片刀、杀猪刀、粪叉等等，基本上达到了“每人有一件，不空手”的要求。

孙来恒看准备得差不多了，便打算组织大家动手。当时的行动计划是：先收拾水泉地主张凤山，团山地主阎炳文，再砸口头村和曲阳的两个警察局，组织保卫团哗变，接着攻打行唐城，事成后把队伍拉到阜平县山区里，组织工农红军，建立红色根据地。

根据县委这一指示，3月12日，孙来恒在水泉村西南的山沟里召开了中心支部全体党员大会，共有三百多人。会议上孙来恒着重对大家说：“别处都准备好了，只等着咱们动手了。保卫团内有咱们的关系，阜平方面有咱们的武装，沙河以东有曲阳县的党员们配合，我看，举行暴动没有问题了。咱们要快刀斩乱麻，明天就动手。”

由于近二十天来，各村开会频繁和没收地主的大枪，党员们购买和改制武器，走漏了风声。地主张凤山、阎炳文听到农民们要举行武装暴动的消息后，连夜向住在口头村的行唐县保卫团长赵洛汉做了报告。

说起“靠山王”赵洛汉来，当时行唐一带尽人皆知，他是大恶霸地主，在当时的行唐县当着国民党反动政府保卫团的团长，有三百来名保卫团丁，勾结官府，欺压群众，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因此，这一带的人民群众虽然勤劳俭朴，却被迫过着吃糠咽菜、牛马不如的生活。辛苦一年，少吃无穿，租子累累，债务如山，卖儿卖女，妻离子散。

在当时，“靠山王”赵洛汉又惊又喜地向国民党行唐县政府做了报告。他惊的是十几个村的农民竟然组织起来准备暴动；他喜的是趁镇压农民运动时机可以抢东西，又可随意捕捉老百姓，进行勒索。于是，赵洛汉连夜纠集了三百多个保卫团丁，亲自带领到水泉来镇压农民运动。

就在赵洛汉出发的时候，共产党保卫团内部的关系，也立即派人从近道急速给党组织送了信，张金魁把队伍拉到水泉村西南上的山梁，准备伏击赵洛汉。傍晚时，赵洛汉带着三百多人向水泉村进发，还没进村就胆战心惊地乱开枪。这时，有二十多个党员群众，因为记错了开会时间，刚走到水泉村南就被保卫团丁围住了，走在头里的七个同志被捉住。

张金魁便指挥大家利用熟悉地形又是晚上的有利条件，给保卫团来了个反包围。一阵大枪、火炮、手榴弹向保卫团展开了猛攻，把保卫团打蒙了，他们摸不清农民们有多少人，这群惊弓之鸟一阵忙乱，抱头鼠窜的向西南败退。

赵洛汉骑在马上，惊慌失措地指挥着保卫团向外冲，团山村的党员张大生一枪就打中了赵洛汉的马，赵洛汉从马上滚了下来，若不是有一群保卫团丁救他，人们势必会活捉他。共产党员们像追贼似的一直追了五六里地，抢救了我们被捉住的七个同志，怀着胜利的心情回到了水泉村。

在这次战斗中，二百多名共产党员利用晚上的有利条件下，打跑了经过战斗训练的保卫团，打死了赵洛汉的坐马。这支没有战斗经验的农民队伍，除一名党员被保卫团在腿上扎了一刺刀外，别无损失。

赶跑保卫团的消息，不仅鼓舞着党员们继续斗争的信心，同时也像风一样传遍了水泉周围几十个村。第二天，有不少群众自动来参加暴动队伍。这支队伍一度扩大到五百多人。在总指挥张金魁和其他干部的领导下，他们充分利用山区丘陵沟坡多的有利条件，和保卫团展开了“敌来我走”“敌退我进”的游击战。

以后，赵洛汉又带着保卫团到水泉骚扰了几次，张金魁领着武装群众和敌人打了几天游击。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打游击的经验，党组织的负责人孙来恒离开了暴动队伍到其他地方去了。再加敌我武装力量悬殊太大，特别是弹药已快打完。经过四天的游击后，有些家庭生活较好的人或是个人胆小、斗争性不强的同志和一部分农民群众，便相继离开了暴动队伍，到16日，仅剩下了六七十个党员，这些同志要想和数倍于己的保卫团进行武装斗争，困难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张金魁领着大家转到阜平、行唐交界的大山上的鸡冠寨，决定暂时分散，回村进行地下活动，等待时机进行更大的斗争。这场轰轰烈烈的水泉农民武装暴动就此结束。

水泉暴动的影响

这次农民武装暴动，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目标而失败，但他们和敌人打了四天游击战，粉碎了敌人捕捉党员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地方反动武装，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对以后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当地人民开展游击战争，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

那么，当年和水泉暴动相关的人，后来的结局又怎么样呢？

此次暴动的领导者孙来恒，在1933年，被任命为行唐县委书记，水泉暴动之后，他参加了吉鸿昌的抗日同盟军。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他回到行唐重新组织抗日队伍，同年，率领这支队伍到曲阳投奔八路军，不幸在曲阳县被国民党军队逮捕，被活埋于行唐县秦台。

⊙ 水泉暴动纪念碑

同是领导者的张金福，在抗日战争之后，又积极投入了抗战。而地主恶霸赵洛汉，则在水泉暴动之后没几年，病死在了灵寿。

这块水泉暴动纪念碑就是赵洛汉落马的地方，碑文由王振书起草，碑记写道：……水泉周围十八个党支部一百五十余名党员，群众一百多人，3月12日暴动……水泉暴动历时虽短，然昭向明志，实为行唐革命精神之发端。今国运昌盛，民生和谐，县域发展日新月异，抚今追昔，倍思先贤，英雄壮举，永励后人，特立碑记，垂铭千古。

抗战时期，行唐县属晋察冀根据地与敌占区的交界处，行唐人民为抗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47年，中央工委从山西到阜平、行唐，后到西柏坡，在行唐停留了一个月的时间。

如今，在水泉这个小山村里，很难想象战争年代的混乱和紧张。历史翻到今天的一页，它又恢复了往昔的宁静，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水泉村，依然比较落后，全村二百七十人，人均收入只有一千多元，村民的生活非常简朴，乡亲们靠天吃饭，生计主要是种植玉米和红苕，没有太多副业。

如今，水泉村有了一项全新的规划：建设一个占地二十亩的水泉暴动纪念馆。这处规划中的红色文化园，计划投资五百万元，依托现有的水泉暴动纪念碑，通过声光电等多种技术手法，展现行唐红色文化，也让今天的人们永远记住八十年前的那场燎原之火。

这正是：

深山小村隐苍茫，烽烟乍现燎火光。

流星甩尾音犹在，继往开来领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