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唱渔光忆峥嵘

世代衍变，谈村经历了哪些更名之旅？享誉歌坛，《渔光曲》词作者是哪位谈村才女？一心为国，她又经历了哪些革命风雨？

这是关于一个村庄、一位才女和两首著名歌曲的故事。在讲述之前，我们先来重温一部老电影，它或许能勾起我们对20世纪30年代一首流行歌曲的回忆。

1934年6月14日，电影《渔光曲》在上海首映，创造了连续放映八十四天的纪录，它的同名主题曲《渔光曲》也成为大街小巷广为传唱的流行歌曲。

“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这首《渔光曲》用质朴真实的歌词和婉转惆怅的旋律，鲜明地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渔村破产的凄凉景象。这首饱含渔民血泪的歌，似乎是旷远之中表露的一丝哀愁，经过影片女主人公扮演者王人美在电影中首唱之后，以其无穷的艺术魅力征服了20世纪30年代劳苦大众们的心，并且深受后世历代人的喜爱，宋祖英等歌星都对它进行过翻唱。它的曲作者任光和词作者安娥也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 电影《渔光曲》剧照

安娥，中国著名剧作家、词作家、诗人、记者、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她的丈夫是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我们今天要去的村子，正是安娥的故乡。

古老谈村写繁荣

安娥是石家庄市谈村人，现在石家庄的谈中园小区正是2003年谈村改造后回迁的居民生活区。极富现代气息的高楼大厦，已经无法寻觅当年谈村的身影，唯有小区门楣上的这个“谈”字，还能让人对过去的谈村产生遐想。

曾经，谈村是一个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古朴村落。村里刻于光绪九年的《张氏祠堂碑记》载：“溯吾祖自前明永乐二年，徙山右卜居是乡，迄今五百余年，相传二十余世。”也就是说谈村的先祖从明朝迁过来到立碑之时，已经繁衍生息二十多代了。

村子取名为谈村，里面包含了谈村先祖们一个颇含深意的希冀。

当年谈村的“谈”字，不是谈话的谈，而是姓谭的“谭”。

这个“谭”字的意思在古代汉语中，除了通谈话的“谈”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义项，就是“宏大、光大”的意思。《大戴礼记》中记载：“富恭有本能图，修业居久而谭。”

当年移民而来的张氏先祖，内心非常希望能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安家落户，光大家业，所以给这个村子取名“谭村”。

⊙ 张氏祠堂碑记

后来，由于“谭”字烦琐难记，“谭村”就慢慢简化成简单易写的“谈村”了。

从1986年开始，谈村陆续经历了八次拆迁改造，最终形成现在的园东园、谈阁小区、谈后小区、谈中园四大居民回迁居住区。

耸立的高楼和摆满琳琅满目商品的商店，为这个村子赋予了极强的现代气息。但是，生活在这里的老人依然对当年那个静谧祥和的谈村怀有无限的眷恋。他们还提起这个村子以前还有个名字，叫范谈村。关于这个名字，也是有一段来历的。

在谈村南边500米的地方，曾经有一个范村，就位于现在石家庄市的范西路、省博物馆一带。

根据《获鹿县志》光绪七年以前的地图显示，谭村和范村两村相邻。

可是，光绪七年以后的新地图，在同样的位置就只有范谈村了。

根据村里的老人们回忆，当时谭村和范村两村子合二为一，取名范谭村，后来随着人口增多，两个村子又分开了，但是范谭村这个名字却一直沿用下来。直到1958年公社化时，两个村再次合并为一个村，正式改名为谈村。

谈村的这片沃土，确实没有辜负先祖们光大家业的希望，它逐步发展壮大。

当年的谈村，北到现在的和平东路，南到谈南路，西起建设大街，向东跨过了广安大街，延伸到现在的棉四宿舍。根据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数据，谈村的人口已经达到了两千三百多户、七千六百多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流动人口的增多，现在在谈村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就更多了。

如果问谈村人，当年他们村里谁家最富裕，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记生家”。

谈村村民张立海回忆：“记生家是谈村的第一大户，最繁盛的时候，整个谈村三十二顷地，光他们家就占了二十四顷、百分之七十五的地。”

石家庄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原主任张辰来说：“从谈中园西门向东横跨两个单元楼，向南一直到长安区政府西院的南大门，都是当年记生家的宅子，全部是青砖大瓦房。他们家盖房子的时候，就那大房梁，平放在地上，两个人在两边相隔着一蹲，谁也看不见谁，可见当时房子之大。不过，当年的房子没能留下一间，确实挺可惜的。”

老房子虽然没了，但是村民对当年声名显赫的人家依然是津津乐道。石家庄有句话“金谈固、银白佛，玉石高家营”，在谈村这一带还流行着另一个版本，在后面加了一句“赶不上谈村破车棚”，可见谈村当时的繁荣。

这个“破车棚”家也姓张，祖上弟兄五个，人人一身好功夫。有一次在藁城的集镇上做买卖，跟人发生争吵，这家的小弟就站出来说：“想打架吗？别着急，你先等我放好衣服。”说完就跳到旁边的戏台上，一只胳膊搂住戏台的明柱子就往上一提，另一只手把小褂塞在柱子和柱础石之间。瞬间只见戏台上檩起椽动，瓦响尘飞，把那人惊得是目瞪口呆，随即拱手揖让。从这以后，谈村这五兄弟就被人称为“五虎”，随之名声大噪。他们开镖局走江湖，又在南北大道沿路大市镇上开货栈、开店铺，字号“五福堂”，赚足了银钱。

“破车棚”家日进斗金，虽很富有却相当低调。往回运银两的马棚车，棚顶大多破旧不堪。所以，“破车棚”这个外号就在乡里叫了起来。

当年谈村的破车棚和记生家，已经变成尘封的往事。他们的老宅院被时光雕琢成再生的黄土，推举起一栋栋崭新的高楼，供新时代的谈村人繁衍生息。唯有那些久唱不衰的歌谣，能跨越时空，世世流传。

安娥初踏革命路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我们每个人一定都会唱这首《卖报歌》，这是很多人童年必学的一首儿歌，它的词作者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谈村人安娥。

安娥，1905年出生，原名张式沅，生于谈村的一个地主家庭。

她的父亲张良弼，字佑卿，二十七岁乡试中举，光绪二十九年被清廷选派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弘文学院师范科。怀揣着经世救国的理想，张良弼回国后在保定创办了直隶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即现在河北纺织工业学校的前身，张良弼时任校长，被誉为河北职业技术教育的先驱。

张良弼曾于民国二年（1913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并于1916年国会、1917年护法国会、1922年第二次国会恢复之后的国会连任四届国会议员。

⊙ 安娥

⊙ 张良弼与安娥

张良弼的教育背景，在潜移默化之中给了安娥思想和文学上的启蒙。1918年，张良弼因病辞职之后，办起了织毯业。十三岁的安娥，便有了近距离和工人们接触的机会。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工人们一起接线头。工人们热情、坦率、朴素的精神，让这个大小姐非常佩服。但在父母的眼中，安娥的行为是叛逆的，所以他们禁止她和工人们交流。

然而，时代的动荡和新旧思潮的强烈碰撞，使安娥认识到推翻旧制度的必要。张良弼也知道现存制度的弊端，但是，他主张改良，而不是推翻它。观念冲突使安娥和父亲的矛盾愈发不可调和，二十岁的时候，她毅然决然地与家庭决裂，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担任国会议员的张良弼，因为与安娥政见不一，只得在遗嘱中声明自己没有安娥这个女儿。

这对于安娥来说，内心无疑是痛苦的，但她不后悔，也没有退缩。恰如她的名字一样：怀揣着革命信仰，如飞蛾扑火般执着的奋斗。她坚信革命的火种必将燃起熊熊烈火，让近代动荡不安的中国迎来光明。

二十岁，安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十一岁，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年之后学成归国，开始了她红色革命的征程。

1928年，陈赓被周恩来任命为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第二年，二十四岁的安娥被派到陈赓的手下工作，并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派遣，给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当秘书。

当时的杨登瀛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情报，这些情报通过安娥之手，直接呈交给陈赓，使得中共在敌强我弱的斗争情势下多次化险为夷。

特工是一个既考验智慧又考验魄力的工作，这对当时的安娥来说，虽然难，但是做得坚定、做得完美。

文艺伉俪抒写爱国情思

与此同时，安娥在文学上的才华也开始崭露头角。

《安娥与田汉》一书作者、石家庄市青年社科专家王律在回忆安娥的时候讲道：“安娥的俄文很好，她将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的小说《第四十一》改编成话剧《马特迦》，上演之后特别轰动。她的小说《莫斯科》文学造诣很高，竟然还成了她邂逅爱情的红线，使她遇到了田汉。”

田汉，原名寿昌，湖南省长沙县人。1927年他创建了“南国社”，为了“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这个宗旨，深深吸引了具有卓越艺术天赋和创作才华的安娥。

当田汉看到安娥在月刊上发表的《莫斯科》等一系列作品的时候，同样对她欣赏不已。

1930年，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转入地下工作，党组织派遣安娥作为田汉的联络人，频繁的接触和交流使得两人擦出爱情的火花并喜结连理。

⊙ 安娥与田汉

⊙ 田汉

⊙ “红色女郎“安娥

⊙ 安娥与史沫特莱

1931年8月8日，安娥与田汉的爱情结晶来到人间，父母给这个孩子取名田大畏。

田大畏回忆母亲安娥时曾说：“我出生之后，给母亲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乐趣，但是也给她带来了很多不便。由于安全和经济原因，母亲决定把我送给姥姥抚养。

“母亲回家后，跪在姥姥面前，两个人抱头痛哭。这一次姥姥说什么也不让母亲出门了。但是母亲心系革命，忍痛抛下我和姥姥，回到上海，还撒谎对父亲说我已经死了。母亲不属于我，不属于我们这个家，而属于她的革命理想。”

回到上海的安娥，继续与田汉一起进行着革命工作。

或许，你会觉得作为一个母亲，安娥的心太狠了。但是如果听过《卖报歌》，听过《渔光曲》，你就会对这个“狠心的母亲”生出几分理解与崇敬。

1934年，田汉和聂耳在上海外滩观察码头工人的生活，看到外国的轮船里装的都是攻打中国的军火，不禁怒骂“这些狗强盗！强迫中国人自己扛着枪炮子弹来打中国人！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

以此为契机，田汉创作了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剧中一首反映报童艰辛生活的《卖报歌》深入人心，这首歌的词作者，正是安娥。

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曲，“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天已明，力已尽，眼望着渔村路万重”。如果没有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怎么能创作出这样将现实生活刻画得入木三分的歌曲呢？

关于安娥的大爱情怀，武汉的中国儿童保育会更是有力的证明。

1938年3月10日，在安娥等人的发起之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成立。当时，国内战争形势严峻，东北、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陷造成了上千万的流浪儿童，安娥的儿子田大畏也在其中。但是安娥没有顾及自己的孩子，却以高度的责任感投身到保育会的工作当中，还创作了《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在那个年代，保育会的维持十分艰难，但是安娥从未放弃，在八年抗战中，共救助培养了三万多名难童。面对这些，谁能不感慨并铭记安娥这种革命者的大爱呢？

与此同时，安娥为革命奉献的理想一刻都没变过，她时时刻刻通过文学创作表达着自己的立场，《高粱红了》、《燕赵儿女》等著名剧作，都出自她笔下。

她还曾与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一起，深入豫鄂边区采访，将采访经历写成日记访问体作品《五月榴花照眼明》，被称为是报道新四军不可多得的力作。

魂归故里留追忆

安娥属于她的年代，无愧于她的革命，但是，一生为理想而忍受离乡之苦的安娥，并没有忘记生养她的这片热土。她以自己和母亲为人物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石家庄》。遗憾的是在有生之年，她并没有将这部小说写完。

王律谈到《石家庄》一书和安娥的渊源时说：“《石家庄》是安娥一生之中最遗憾的一部作品，她把一个家族的兴衰、谈村张氏几十年的变化、人物命运的曲折全部融合在这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里，从吴禄贞遇害一直写到抗日战争时期，可以说是石家庄版的《大宅门》。”

张辰来也说：“在小说《石家庄》中，让安娥魂牵梦萦的是她的老家，就是谈中园北边蔬菜市场这个位置。她家的院子是两进院，解放初期的时候成为谈村小学，每个房子里都是一个班。附近几个村子的孩子都来这上学，影响很大。”

⊙ 老年安娥

⊙ 安娥与田汉在英烈园的雕像

张家老宅的样子，已经深深印在了谈村人的记忆深处，就像他们记住安娥这个人一样。

1956年年底，安娥突发脑溢血中风失语，结束了创作生涯。1976年8月18日，安娥在北京隆福医院去世。

落叶归根是安娥的夙愿，能让她魂归故土也是谈村人的愿望。

终于，这个愿望在2008年9月22日得以实现。河北省双凤山革命陵园里，竖起了安娥和田汉的雕像，聊以安慰安娥夫妇的灵魂，也给后人提供了一个追思他们的去处。

叶落归根，祭祖追宗，是谈村人内心深处的一个情结，不仅过去的安娥有，如今的谈村人也有。现在的谈村人就有一个很迫切的愿望。

《张氏祠堂碑记》是他们情牵祖宗的碑刻，现在仍然深埋在地下，谈村人希望能修建一个祠堂，让这通碑重见天日，给后人一个祭祖追宗的地方。

这正是：

谈村才女张式沅，渔光一曲耀歌坛。

国歌伉俪传佳话，叶落魂归双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