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毁兵”丧俗

（五）鲜为人知的“毁兵”丧俗

在墓室还发掘出大量车马杂器和兵器。

车器主要有车辖、銮铃和轭首三种。其中车辖有兽首辖、龙首辖、人首辖和素面辖。

辖是车轴上的插销，以防车轮外脱。《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夫车之所以能转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辖”。后来引申为管辖的意思。

特别是两件人首辖十分精致。大小、形制、纹样均相同，仅存辖首，无辖键。人形头部为圆雕，戴圆形穹隆顶小帽，面部轮廓清晰，鼻子呈三角锥体，眼睛和嘴巴历历可见，耳朵像半环形的穿钮，下垂的双臂与身体之间有两个纵条形穿孔，手形虽被省略，但依其姿态当前扶于漆部。

车轭均为铜木结构，内为人字形木胎，外上端套一铜轭首，中部轭肢上包一层薄铜皮，下端向外向上弯曲，并各安装一个底端封闭的铜轭足。

马器比较多，达1435件，计有马衔、马镳、铜铃、节约、络饰、带扣、小腰、环、游环等。多数的马衔、马镳成组地套在一起，勒在马嘴里以控马、驭马，成语“分道扬镳”的意思就由此而来。

兵器主要有铜矛、铜戈、箭镞、木弓以及箭菔等；其中铜矛多锋朝下置于盾牌上，有两件带有50厘米长残木柄的铜矛，矛头斜插在地下，木柄高高翘起，直到清理结束还没有倒下。

在棺室北端发现有草囊箭箙两件，里面放着整捆箭镞，计50支。双翼形箭镞锋利如初，箭杆保存也很好，用粗细均匀的竹子制作，挺直光滑，虽略有朽蚀，但韧性尚好。箭杆的末端套有铜帽，铜帽与弓弦的接触部位刻有“—”字形或“十”字形的凹槽，以增强射箭时的稳固性和精确度。

箭箙已经腐朽成深褐色，但上面的装饰依然漂亮如初。北侧的箭箙口部朝西，用136颗红玛瑙珠、49颗陶珠与12颗料珠相间连缀成二十三串进行装饰。南侧的箭箙口部朝东，用83颗红玛瑙珠、22颗陶珠与19颗料珠相间连缀成十二串串饰进行装饰。玛瑙珠为管形珠，红色；料珠用红、蓝、黑三色珠子相间点缀于箭箙上，装饰灿烂夺目。还有一件用皮革做成并绘有精美花纹的箭箙，里面装满箭支，表面休一层黑漆，上面绘红色菱形与条带形图案。

在发掘兵器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随葬的兵器大多不完整，有故意损坏现象，比如铜戈头被砸断或砸弯，援锋残断，内、胡缺失；矛的木柲被折断，銎和锋都有残损，铜镞也被折断箭杆再随葬。

这是为什么呢？队长姜涛向大家解释，这是西周的一种“毁兵”葬俗，就是指在死者入殓或下葬前，先将用于随葬的青铜兵器如戈、戟、矛、剑等人为地进行不同程度的毁坏，再有意识地放置在棺椁内或墓室内不同的位置。

“毁兵”的目的为何呢？原来武王克商后，汲取殷商血腥统治而亡国教训，开始启用“礼治”，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说过一段话：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

《荀子·儒效篇》也说武王伐纣之后，“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声乐……”

可以看出，在西周立国之初，所谓的“戢兵”或“偃五兵”体现在丧葬礼仪上就是在死者下葬前要将随葬的兵器人为地加以毁坏，以示“禁暴”。因此，“毁兵”葬俗应是丧葬制度在西周初期进行整合的产物，反映了西周统治者的“礼治”思想。另外，西周时期的武器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损坏兵器就消除了墓葬中随葬兵器被重新掘出进行武装的隐患。这种习俗也主要流行于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开始衰退，到西周晚期减少。

在棺室南端发现有虢国国君的“工具箱”，用木匣或竹笥制作，里面盛装数十件青铜工具，有铜斧、铜锛、铜凿、铜钻、铜刻刀、铜锥、铜三棱刮刀和刀形砺石。这在以往的考古中十分罕见。

为什么虢国出土如此多的兵器，而青铜工具却极少发现呢？《左传·成公十三年》说：

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因为，国家大事就是祭祀和战争，所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大量珍贵的青铜器便被制造成用于祭祀并象征政权的礼器，同时还要铸造用于保障祭祀的顺利进行和国家政权稳固的青铜兵器。因为青铜工具要反复使用，一般不舍得下葬，仅在一些高级贵族墓葬出土。除了斧、锛两类为农业、手工业共同使用的工具外，凿、钻、刻刀、削、三棱刮刀、锥均为玉石、木器、骨蚌器等物品的加工工具，仍然服务于青铜礼器和兵器的制造以及马车的制造等。